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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建交前的137次会谈:大使级会谈长达15年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6月29日15:47 新世纪周刊

  中美未建交之前,唯一的对话通道是从1955年开始的大使级会谈,虽然其间充斥着指责、骂声与互相反对,但双方将这一会谈延续了15年,成为两国都刻意保留的一道门缝

  -本刊记者/张凡

  这是外交史上一场奇特的会谈,双方并不打算达成任何协议,但却让这场会谈一直持
续了15年。

  从1955年开始,中美之间开始了长达15年的大使级会谈,其间断断续续,到中美建交前共有137次,195 5年至1960年中美局势紧张的5年间,两国之间的会谈有103次。外交部最新解密的档案,揭开了当年中美双方会谈前后的种种情形,15年中互相言辞之尖锐、交锋之激烈、会谈之沉闷,在国际外交史上罕见其例。

  中美建交之后,时任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认为,“会谈的重大意义似乎就在于,它是不能取得任何一项重大成就的时间最长的会谈。”

  中美建交前唯一的协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承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美国人愿意返回美利坚合众国者(在美利坚合众国的中国人愿意返回中华人民共和国者),享有返回的权利,并宣布已经采取、且继续采取适当磋商,使他们能够尽速行使其返回的权利。”

  这份百十来字的声明今天看来似乎平淡无奇,但这却是中美双方在未建交之前达成的唯一协议,1955年达成的这项旨在解决两国平民归国问题的协议出台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双方共进行了14次会谈,其间唇枪舌剑,互不相让。

  外交措词的争夺历来是重要之事。在外交史上因为一两个字词而发生争执的事屡见不鲜,中美两国在1955年对话语权的争夺和对“词语”的斟酌更是登峰造极,有时候连续几次会议都在为一个字或者一个词争吵不休。

  在第一次就平民归国问题讨论的会议上,双方的交锋就已经开始,会后向记者发表声明时,美国会谈代表约翰逊建议在“联合声明”中去掉“联合”两个字,而这两个字在以后的协议上再也没有出现过。美国会谈后单方面称会议“在原则上取得协议”。中国随后对这种说法提出了异议。

  第一位与美国谈判的中方代表是王炳南。他身兼两职,当时既是中国驻波兰的大使,又是中美会谈首席代表。

  中国会谈指导小组发给王炳南的一封电报中分析道:“美国一方面以解除禁运作为交换来‘哄’我们,另一方面,在声明中采用一些模糊的字句来‘骗’我们。如‘在原则上已经取得协议,只是文字问题。’”

  指导小组建议对美国加强压力。首先指出“双方已经在原则上取得协议”不符合事实,因为双方声明草案的分歧是原则性的,不仅仅是文字问题。

  在第十二次会谈中,美国对提出的平民归国协议声明中单方加了“现在”一词,在会谈后的协议文本中也加进了这一词语,但却未被中国大使发觉。在美方的英文文本中变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美国人现在愿意返回美利坚合众国,享有返回的权利,并宣布已经采取、且继续采取适当磋商,使他们能够尽速行使其返回的权利”。

  外交部在1955年9月给王炳南大使的电报中指出:“美方在第十二次会谈中达成文字协议后,并交来的书面声明草案,增加了‘现在’、‘任何此种事件’的新字样,你们在接收时未加检查,事后也未察觉,以致在来电中未曾报告。美方修正案的原文也未拍来。这是极大的失误和错误,今后应当切记,勿再重犯。”随后双方两次会谈开始围绕着这两个词反复争执,最终删除了“现在”一词。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美国要求中国在声明中使用“迅速”来表示美侨归国的速度问题,但是中国却坚持使用“尽速 ”,在协议中美国坚持用“Promptly”,中国坚持用“As soon as plssible”,美国人一心想让中国在时间问题上做出一个限制,但是中国表示,“尽速”一词以足以表达中国的诚意,最后中国选用 “Expe ditiously”作为让步,美国随即表示同意。

  由于中美两国未建交,美国也没有承认中国的国际地位,两国侨民的归国问题就需要第三国的协助,双方又在是否“ 授权”第三国代管侨民利益的问题上陷入僵局。美方奉行的是“不承认”中国的立场,担心此举会构成“事实上”的承认,坚持中国只能“邀请”印度代管侨务。在“委托”、“授权”还是“请求”三个词语上双方又开始相互争执。最后,双方达成妥协,使用了“委托”一词。每一次细小的争执后面都显示出两个国家不同的态度。

  除了咬文嚼字外,在更多的时候,两国大使还大量引用俗语或者妙趣横生的比喻斗智斗勇。在一次会谈上,美国大使约翰逊引用美国谚语“把车置于马前”,意思是应该一件一件讨论问题,实质上是不愿跟中国谈禁运问题,而想先谈对台湾“ 放弃使用武力”问题。王炳南大使即以中国俗语“卧塌之侧,岂容他人鼾睡”来回敬美国插手台湾问题的行为。

  尽管此后的“嘴仗”不停,但双方似乎也从中找到了一些共同点,而在经过历时40天的14次谈判后,中美双方还是达成了外交史上一份奇特的“协议声明”。

  “两国互不承认,却有会谈关系,没有外交关系,却又互相派出大使进行长期会谈;双方还可以达成某种协议,创造了协议上你讲你的、我讲我的新写法。这在国际关系史上也是独树一帜的。”和美国人会谈了9年多的王炳南大使后来回忆说。

  “炮击金门”前后

  在会谈进行到第3个年头的时候,美国大使约翰逊突然声称自己奉命被派驻泰国,与中国代表的会谈将由他的助手马丁接替。

  王炳南大使随即意识到美国又在玩新的“花样”,在问询美国是否会另派大使来进行会谈时,约翰逊表示国内没有这方面的打算,而马丁将作为美国代表进行会谈。事实上,马丁只是美国的一级官员,美国的目的在于使会谈降级。当王炳南将这一情况向周恩来汇报后,周恩来说:“既然美国不愿意谈,我们也可以中止谈判。我们不愿谈判破裂,但我们不怕谈判破裂。美国如果想打仗,我们也可以奉陪。”

  中美会谈被迫中断近9个多月。

  1958年8月23日,面对美国的封锁和台湾当局对大陆的骚扰,毛泽东决定“炮击金门”。美国对中国的这一行为,一时摸不着头脑。解密档案显示,当时美国国防部、外交部连续开会讨论中国连续炮轰金门岛一事,但却没有发表任何声明。白宫的新闻秘书9月5日不肯正面回答记者提出的第七舰队是否奉命“保卫”金门岛的问题。连一向反对中国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美菲会议也提出“希望恢复会谈缓和台湾海峡地区的紧张局势”。

  美国务院新闻发布官表示,美国没有打算就两名美军官在金门岛被中国大炮击毙一事提出抗议。外电称,美外交官员认为美国没有“直接理由”提出抗议,因为这些军官是在训练

国民党军队,金门岛又一直在作战状态中,同时中国不是以美国人为炮击目标。这些做法与美国平时非常张扬和霸道的外交作风形成鲜明对比,分析家们认为,美国摸不清中国是否真的准备掀起一场战争,所以一反常规地保持了低调。

  美方的提议得到了中国的积极回应。周恩来总理在同年9月6日发表声明:在这一点(恢复会谈)上欢迎美国国务卿的建议。

  在这种紧张的情况下,中美会谈重新提上议事日程。但双方关于会谈的地点发生了争执,王炳南大使回忆:“当中美会谈从日内瓦转移到华沙后,美方通知我,愿意开始会谈。我旋即表示,准备在我国驻华沙大使馆会见美国大使比姆。但比姆答复说,他不能到中国使馆来,建议会谈在瑞士驻华沙使馆举行。美国反对比姆大使到中国使馆来会谈,是为了避免对外造成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某种形式的承认。针对美国政府的这种心理,我方又提出,可以采取对等办法,即轮流在两国的大使馆会谈。美方仍不同意。最后,波兰外交部表示乐意为会谈提供华沙市内的梅希里维茨基宫,地点问题才得到了解决。”

  1958年9月15日,中美两国会谈重新开始,中方提出的协议草案是美军撤出台湾地区,中国政府收复金门、马祖和沿海岛屿后,将努力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澎湖,在一定时期内不使用武力。美国大使比姆在会谈中要求中国政府放弃对金门、马祖使用武力,为了让中国放心,他们开出了“美国将设法使金门岛群和马祖岛群不被使用于对中国大陆进行攻击和其他挑衅行为”的条款。

  显然,这样的会谈除了更明确了各方的意图外,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作用。王炳南在会谈结束后和比姆说:“大使阁下,你刚才的讲话使我想起了中国的一个成语‘新瓶装旧酒’。你不能企望仅仅更换一个标签,中国就把那杯苦酒喝到肚里去的。”比姆接着王炳南的话说:“王大使,能否告诉我什么样的酒你才会把它喝下去?”王炳南说:“我还是希望通过你我的努力,找到一种我们可以共同品尝的好酒。”

  但是中国提出的建议却让比姆同样难以接受,他只好苦笑着说:“王大使,美国的苦酒你无法下咽,而中国的烈性酒看来我也很难接受。”

  在1958年第80次会谈上,中国大使宣布了中国停止炮击的声明,但同时指出,解放军暂时停止行动跟美方在两次会谈中提出的停火建议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

  美国人显然搞不懂中国这一行动的含义是什么,比姆在发言中说,“我们感到惊讶的是,这一行动是你们在广播和新闻发布中所宣布的。而你在上次会谈中还断然拒绝接受我们停火的建议,这就引起一个问题,你方是否打算在这次会议上真正传达你方的立场,我希望你方是愿意的。这样我们可以有真正的谈判。”

  “停停打打”的炮击方式让美国人根本摸不着头脑。会谈在不会有结果的情况下继续,但是中美双方显然都愿意保持这个对话渠道,而对话内容都由两国最高首脑在背后授意,由两国大使继续以各说各话的方式交流。

  记者互访受阻互指铁幕

  在新中国成立后,一直有美国记者要求到中国进行采访报道。中国政府在经过考虑后,于1956年8月,单方面解除了“不许美国记者入境”的禁令,邀请15家美国重要的新闻机构派记者来华访问。

  解密档案显示,中国为了接受美国记者的访问,曾就“中美会谈和台湾问题”、“在华美侨、美犯及在美中国人问题 ”、“朝鲜战争结束后拒绝遣返的前联合国军战俘问题”、“美国在华资产问题”、“禁运问题”、“中美民间交往和文化交流问题”等准备了一批材料给各有关部门负责人,以备美国记者提问时进行回答。

  但是在会谈中,这一建议却被美方拒绝了。

  在会谈中,美国大使约翰逊表示,“国务院注意到,中国共产党政府已经宣布要邀请一些美国报纸记者和评论员访问中国,国务院借此机会仔细审查了本院关于不发前往中国访问护照的政策。经过此次审查后,国务院的政策仍然是不发此种护照。美国人接受共产党中国的邀请,前往共产党中国旅行是不能被认为符合美国最高利益的。”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担心,如果允许记者访华,传教士、商人和游客就会接踵而来提出访华申请,同时也会引起美国的盟友台湾和其他反共政权的误解。

  王炳南大使对此种说法给予了回击,他说:“美国一贯宣传中国是所谓‘铁幕’和‘竹幕’国家,不让人来访。有很多美国记者不断提出要来中国访问,处理这个问题应该是互惠的,即美国记者能来中国、中国记者也可以去美国。本来我们可以问,美国是否也可以让中国记者到美国访问。但我们没有提出这种要求,而是单方准许美国记者到中国访问,这是中国政府特别宽大的表现,因为美国报纸一向是对我国滥施污蔑。所以我们愿意让美国记者到我国看一看事情的真相,这样也必然会促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更好的了解和改善的友好关系。”

  针对美国的做法,王炳南大使认为,“对美国记者到中国访问进行阻拦和提出毫无道理的要求都是不对,这只是说明美国政府有意不让美国记者到中国来了解真实的情况,说明美国政府变成了一个铁幕国家,在中美人民之间的交流上制造了更多的障碍,而不是扫除障碍。在这个事情上,国际一定会有公断的。”

  但一年后,杜勒斯却又突然同意24名记者来华访问,显然,美国是有备而发。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贾庆国教授分析这一变化时认为,“当杜勒斯觉得不得不改变‘拒绝美国记者访华申请’政策的时候,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反右运动代替了百家争鸣和百花齐放。这一发展对杜勒斯来说,来得正是时候,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杜勒斯就不必担心去中国访问的美国记者会给中国说什么好话了。”

  中国没有提更多的要求,只是提出也应允许中国记者去美国访问。中国的这一要求并不过分,但是美国人却又开始在本应对等的互访中提出条件限制。

  美国国务院指示会谈代表比姆:会谈中应表示美方愿意不计较莫斯科会议宣言和中国官方最近对美国新政府的一系列的抨击,通过会谈程序来讨论双方的分歧,促进和平,避免相互责难。并建议第一步先释放被中国囚禁的美国人,进一步再允许美国记者访华,并当场提供希望访华的美国记者名单。中方若提出要求访美的中国记者名单,美方将保证尽快审批签证。这是美方小心谨慎地制定的一项交换记者的综合建议,实际上是由双方在对方提出的名单中挑选同样人数的记者。

  但这项建议中却加上了一条“中国记者必须遵守美国宪法和法律要求”,中方认为这一规定显然是想加强控制,而让表面上允许的“自由采访”成为一纸空文。而且美方拒绝中方以相同人数的记者访美。这项协议最终还是没有形成共识。

  上世纪50年代最有可能使中美互相了解对方的一次文化交流无疾而终。

  真正的全面交流推后了15年。中美大使级会谈在1970年的时候完成了自己的使命,除了对骂,合作在新的形势下变成了可能。1972年,毛泽东在接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时说:“所以我们两家也怪得很,过去22年总是谈不拢。现在从打

乒乓球起,不到10个月,如果从你们在华沙提出建议时算起,两年多了。我们办事也有官僚主义。比如,你们要搞人员往来这些事,搞点小生意,我们就死不肯。十几年,说是不解决大问题,小问题不干。我自己也这么坚持过。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我们就打乒乓球??从杜鲁门到约翰逊,我们也都不那么高兴。这个中间有8年的共和党,那个时候,你们也没有想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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