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大轰炸受害者在日进行首次口头辩论

　　资料图片：三月三十日，中国原告手持横幅走向东京法院。上世纪四十年代日本侵略中国期间制造了“重庆大轰炸”惨案，在惨案中失去亲人的四十名中国受害者当日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就此道歉和赔偿。中新社发 王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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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网10月26日电 据日本《新华侨报》报道，东京时间10月25日下午13：30，日本东京地方法院103号法庭，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悄然到来：重庆大爆炸诉讼第一次口头辩论在这儿拉开帷幕，此案是世界上首次反对无差别轰炸的诉讼。

　　原告席上的几位从四川远道而来的老人格外引人注目。赵茂蓉的右半边脸扭曲，这是1941年8月23日日军大轰炸给她留下的一生都抹不去的沉重创伤。她不识字，在法庭上只能

用四川话来表达自己几十年来的悲愤。空袭中所受的伤，给她的婚姻和家庭生活造成了极大痛苦。

　　74岁的危昭平诉说父亲等多位亲人于1940年7月5日在重庆綦江县东溪镇城北门的家里被日军飞机轰炸致死和受重伤的惨痛记忆。

　　74岁的万泰全不幸于1940年6月24日，只有8岁的时候被日军的轰炸夺去了左腿的大部分，即使到现在他的腿还经常抽筋，疼痛难忍，晚上经常失眠。

　　罗汉既是原告，又是重庆大轰炸受害者民间对日索赔原告团新闻办公室主任。1940年7月22日，120架之多的日本军机分成四批对合川和綦江进行了轰炸，他的父亲罗志强在这一天被炸重伤，第二天离开了人世。由于家庭失去了顶梁柱，罗汉被送进了歌乐孤儿院。他说：由于日本的无差别轰炸，我的家庭支离破碎，这个血泪史一生也无法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对重庆实施的轰炸是完全的侵略行为。

　　日本律师联合会原会长、辩护团团长土屋公献以及小野坂、田代博之等日本律师为受害者免费代理，在庭上做统一的陈述。

　　重庆大轰炸指中国

　　人们大多知道南京大屠杀、731细菌部队、

　　从1945年8月日本投降开始，重庆大轰炸的受害者们就产生了强烈的向日方索赔的愿望，但无从下手。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受害者的索赔意向并没有改变。90年代初，受害者们开始探索“个人索赔”方式，最终还是决定以集体索赔的方式操作。1992年重庆市人大召开会议，发表因重庆在日军侵华期间受到严重侵害，日方应赔偿人民币1800亿的公告。日本《每日新闻》于1992年3月16日对此事进行了报道。对日索赔诉讼的准备始于2003年，2004年4月重庆大轰炸受害者原告(民间)诉讼团正式成立，2004年底决定着手诉讼。诉讼准备期间，日本一濑法律事务所律师、同时是731部队细菌战被害国家赔偿诉讼辩护团成员的一濑敬一郎等多次到重庆调查取证。今年3月，重庆大轰炸受害者原告诉讼团正式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

　　24日，对日索赔案的中方首席律师林刚还在忙于对第二天庭审资料作最后的整理。他介绍说，中日律师联手在为此次诉讼进行了很好的合作。有关加害一方的资料几乎都是日本律师提供的。中方律师团的成员来自5个律师事务所，有10名律师参与，日方律师团有11名律师参加。中日双方还有众多的学者、历史学家为诉讼提供史料等方面的支持。

　　记者看到原告团从重庆带来了一面蓝色大旗，上面写着八个字：真相、正义、索赔、和平。原告团的罗汉指着旗帜告诉记者：这八字是此次诉讼的宗旨，我们愿意和日本人民和平相处，但要求日本政府公开侵略真相。我们要求日本政府向受害者公开赔礼道歉，40名原告统一提出了每人1000万日元的索赔请求。

　　唯一让原告和律师们感到遗憾的是，重庆大轰炸讼诉并没有在社会上引起足够的重视，导致无法组织更多的原告来日，关于此次诉讼的经费，在中国国内只募集到捐款1万多元人民币，4个原告的路费大都是东拼西凑借来的。很多原告想来而来不了。而中国的律师们，是以志愿者的身份自掏腰包来东京帮助大轰炸受害者打这场官司。一直支持重庆大轰炸诉讼的美籍华人王可富国际律师特意赶来东京声援。

　　庭审持续了将近两个小时，十多位东京大轰炸的受害者也来旁听。明年1月24日将进行第二次庭审。不少支持中国原告的人都加入了原告方随后组织的游行之中，游行持续了近半个小时，他们高喊“要求日本政府赔偿谢罪”、“反对修改和平宪法”等口号。

　　辩护团的日方律师田代博之展望重庆大轰炸诉讼的前景时说：“官司也许要打三、四年的时间，不过开庭审判就是个良好的开端，我们相信原告团以及声援他们的人的心血是不会白费的，庭审诉讼的过程将唤起更多日本人对重庆大轰炸受害者的关注。”(记者 黄文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