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简资修《经济推理与法律》
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后吴丹红
“对于法律的理性研究而言，研究文本的人是属于现在的，而将来则属于擅长统计学和精通经济学的人。”
霍姆斯一百多年前这段意味深长的话，至今仍被频频引用。在美国学界，他的预言已经成为现实，而对于中国而言，
则正处于方兴未艾之时。近几年来，法律的经济分析在国内渐成一门显学，译著如雨后春笋，撰写法学论文时诉诸经济分析已
经成为一种时髦，大有“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意思。然而，很多研究因为流于泛泛或者缺乏问题意识而不能深入，不能对法学
研究的具体层面产生实质影响，经济分析方法沦落为一种门面功夫。
读简资修教授的《经济推理与法律》却没有这方面的困惑，这得益于作者对法律经济学本土化的努力。作者二十年前
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就主修过舒瓦兹教授的“经济推理和法律”(EconomicReasoningandtheLaw
)这门课程，据说他当时是“有被电击败的感觉”。而这为他的法律学习打开了另一扇窗，从此与法律经济学结缘。20年间
，作者在法律经济学领域汲汲于行道，渐成火候。这些年来，他在台湾中研院做研究的同时，每周在台大法律系主讲法律经济
学，很受学生欢迎。简教授著述颇丰，除数十篇独立发表的论文外，还有六部专著。前年在元照出版的这本《经济推理与法律
》今年刚在内地出了简体版，这也为我们了解台湾学界对法律经济学研究的现状开了一扇窗。
在这本书中，作者抛开传统法学研究中的“专业槽”，对民法、环境法、竞争法、刑法乃至宪法都做了专门的研究，
他分析了一物二卖、买卖不破租赁、公寓大厦产权分配、过失推定、危险责任以及环境保护协议书等问题，剖析了科学证据及
理论在美国侵权法及竞争法中所扮演的角色，并根据社会意向资料，用经济分析的方法初步阐释了台湾民众的基本人权观。与
以往法律经济学的著作不同的是，它研究的问题几乎都来自本土法学研究中有争议的一些问题，例如台湾地区立法、司法和纠
纷实务，以经济分析的视角反思貌似合理的结论，甚至挑战权威观点。例如，在《不法行为的决定时点》一文中(繁体版第1
63-176页，下同)，作者不但指出传统的“安全措施”理论漏洞百出，而且直言包括波斯纳、夏威尔内的几位法律经济
学家的分析无法成立。面对后来同行的质疑，简教授的回应是：“是的，大师偶尔也有失手的时候！”(177页)他的思路
是，在过失责任制下，事故防治能力低者需要负较高的过失标准，并不是“不正常”的现象，因为法律应当针对防治能力搭配
活动范围，防治能力差的人逾越范围，本来就构成过失，因此，应当订正夏威尔等人过于狭窄的过失概念，这才能反映事后赔
偿机制的效率基础。在《石化业污染纠纷中之法院》一文中，作者通过问卷、访谈和文献收集，获得大量第一手资料，以经济
学方法检视法院在民事裁判、刑事裁判和国家赔偿裁判上的定位，得出很多台湾石化业污染大案不诉诸法院裁判而通过和解方
式解决乃符合理性。在作者看来，法院之“缺席”，并不一定是坏事(第229页)。这些观点，对于传统法学人而言，无疑
是有启发意义的。
当然，在《经济推理与法律》这本书中，结论并不是最重要的，推理的过程和论证的逻辑应该是我们关注的重点。波
斯纳认为，法律经济学运动最有趣的方面在于以一贯的理论、精确的假设和对假设的经验性验证，把法学研究放在一个科学的
(Scientific)平台上。他认为，法学作为社会科学的重要一支，应该归属于科学研究的范畴。就研究方法而言，
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中最先进的一门学科，经济学家已经研究得很成功的许多问题，法律制度中同样存在，而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的相通性，使这种借鉴成为可能。简资修的这本著作是将经济学方法融入法学研究的一个很好的尝试。
因此，经济分析不再限于经济学者独享的方法，而成为法学研究方法之一。诚如简资修先生所言，经济学目前作为一
个学科，其特征不在于其研究对象，而在于其研究方法(第2页)。法律人所推崇的正义，与效率并无冲突，因为最高明的法
律理念，必然是融合了法律经济分析的某些推论，合理的法律规则也必然是符合经济学的理性选择规律的。所以弗里德曼(D
avidD.Friedman)才说，经济学为理解法律学术界的工作提供了一种可能性，经济学分析的主要影响不是改变
结论而是改变论证过程。“在几乎所有的应用中，经济学的分析都彻底地重新塑造了法律结论的论证过程”(弗氏著《经济学
语境下的法律规则》)。诚然，经济学的方法有的时候会带有“帝国主义”的味道，但那不是我们抗拒的理由。因为根据理性
人的假设，有这种统一的理论和解释，法律学习的成本可能会大大降低，法学研究也找到了一种新的武器。我想，只要我们了
解了法律经济学的巨大功用，聪明的法律人都不应错过这条捷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