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教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

　　讲什么是中国文化，不能不面对儒教。说不清儒教，也就说不清中国文化。对外国人来说，儒教是一个很简单的事。 英语中 “Confucianism"一词就简明扼要地代表了。大凡对中国有些兴趣的外国学人，多无一例外地把儒教当 作中国文化与传统的核心。事实上，他们中很多人，包括韦伯这样一层的人物，都说儒教是中国的宗教，儒教者，儒者之教。 这个 “教”，在英文中可以是指宗教的意思。可是到了夫子本家的中文环境中，事情就不那么简单了。我们经常听到说"儒 教"，"儒学"，"儒家""孔孟之道"，说的大概不完全是一回事。但

没有谁把儒教看作是宗教。这样一个细微的区别，对 我们于儒教的定位，十分关键。

　　在国外主流学术界，对儒教的定位深受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学问大家韦伯的影响。那个时代的德国，很有一些 人对东方，对中国感兴趣。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对东方的事还沾点边。韦伯对儒教的评头论足，就有点不着边际了 ：说儒教不同于基督教新教，有碍现代资本主义生成。这套说法，人云亦云，以讹传讹，一直到战后60，70年代，一直奉 为经典。只是再往后，事情就有点不妙：“现代资本主义”在东亚国家一个接着一个，蓬勃发展起来了。后来的学人对大学问 家的学说也说不得不，只能变着法子圆场。在80年代，有一位叫杜维明的先生，说韦伯说的也没错。因为此时的儒教已非原 先的儒教，战后中国大陆周边的儒教社会，已经“格物致知”了，是新儒教。这个新儒教是可以促进现代资本主义的。这个“ 传统儒教边缘的新儒教中心"论，看到了儒教社会的变化；但对这种变化本质的认识还是在韦伯的大框架里。这个大框架阻碍 了我们对中国历史进程的把握。

　　那么走出这个大框架，儒教应该是个什么样子的呢？答案应该在儒教的起源中寻找。夫子所在的年代，是个从“理想 社会”向大规模动荡转变的年代。这个大动荡，不仅是国家的兴亡与疆界的大规模再划分；也是社会跨阶层流动与重组。在这 样的历史条件下,有一个在什么样的原则基础上，重建社会秩序的问题。夫子的贵族家庭的背景，及其由盛至衰的个人经历， 使他对大量涌入新兴城镇，破坏贵族秩序的“粗人”提出要让他们接受教育，懂得礼仪举止，实践 “三从四德”，“举身， 齐家，平国，治天下”。也正是这样家庭和个人背景，夫子的这个理想境界是指望通过“国家”(一直到包括家庭的集体)自 上而下的要求，和个人自下而上的牺牲，约束与贡献而实现的。这是夫子的理想社会秩序，也是儒教的原始精神。在社会秩序 形成模式的序列中，这是在自然状态，制度调节，政治强制，宗教信仰之外，可以称作道德劝说为主体的模式。

　　在儒教几千年的历史中，这仅仅是个开始。与主要基于自然状态，制度调节，政治强制的社会秩序不同，道德劝说模 式中，“国家”的要求，并不是集个人的利益而成，而是希望摆脱个人的利益，进而依靠个人的道德觉悟而发生作用。另一方 面，与基于宗教信仰的社会秩序不同，道德劝说模式需要个人的理性思维。两者相互作用下的道德劝说模式中，个人通常会发 展出双重人格：基于道德劝说的人格和基于个人利益的人格。这种双重人格的在社会的大面积扩展，不断销蚀整体道德对社会 秩序塑造的有效力，从而要求国家施以更大的强制力来支持这种社会秩序。其结果是，虽然早期法家和道家不敌儒家的主导地 位，但实际制度的历史形成，却是儒家的理想社会由法家严厉的制度来支撑。然而这种儒法的结合，并没有解决道德劝说模式 中个人利益和社会理想之间分裂的问题，因而无法让个人利益和社会理念在社会秩序的形成中，各自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所 以，儒教是一种道德说教，是历史上社会秩序模式的一种，其效力有赖于特定的社会条件。

　　光说儒教起源，恐怕还不足以说明其对社会秩序上的意义。我们还应该把它放到社会秩序的不同塑造模式序列中作进 一步的了解。上次短文中提到坐公交车拥挤抢上车的现象，“做一个文明公民”，是道德劝说模式的典型解决方法。加装铁栏 杆走道，是政治的强制解决方法。这两种模式，是以要求个人放弃或约束个人利益来实现整体利益。在另外方面，增加开车班 次，是市场的解决方式；而违者罚款，则是一种“制度”的解决方法。后两种模式，是以改变整体的行为环境来影响个人行为 决定，是以个人利益为核心。“现代”社会的本质，是以制度的方式，疏导个人的利益。社会秩序的实现，是个人利益和整体 要求互相作用的结果。这样一种制度的解决方式，对社会秩序的塑成，有持续的有效力；整个过程，也有相当的可操作性。应 当说，基于儒教的道德劝说模式，不具有这种持续的效力，也没有这种可操作性，因而在现代社会的形成和维系上，其作用有 限。

　　对儒教这样一种认识，有几个层面上的意义。第一，对儒教的兴衰要以平常心待之。在历史上就是多种社会秩序模式 的一种。今后大概也不会完全消失。但变化总是难免的，这是由制度与文化的本质决定的。人与制度文化的关系，从宏观历史 角度观察，应该是人起主导作用。我们人的利益和关系，决定了我们的文化与制度。所以，即使儒教思想和实践日渐式微，我 们也不必感伤。制度与文化的变迁，说明了我们社会的活力和进步。人为的抵制制度与文化的变化，就像人为地植入制度与文 化，不仅无益，大概也不能。

　　第二，过去二十多年来在中国的变化，是一个由主要基于道德劝说的社会秩序，向主要基于制度规范的社会秩序的转 换。我认为不能简单的说，两种秩序模式，哪一种更好，更进步。两者在服务不同的人文物质条件和主导价值上，有不同的效 力。新展现的社会秩序，在其起作用的条件，所服务的价值，推动的机制，和调节的手段上，与主要基于道德劝说的模式，有 重要的差别。我们现在的人文物质条件和主导价值，制度规范的模式，也许较之道德劝说模式，更有效，更有持久的满足人的 利益及兴趣的能力。

　　第三，文化、制度的论争，通常含有一个潜在的前提：即我们最终可以找到一种完善的秩序，由一种完善的制度或文 化塑成。我认为，这种前景非常渺茫。这样一种期待，在理论上，既容易导致激进主义，也容易产生保守主义。在实践上，具 有很大的破坏性或压制性。基于道德劝说，政治强制，宗教信仰的社会秩序模式，大都含有这样一种对完善秩序的期待。而制 度规范下的秩序，是一个永恒动态的秩序，没有，也不期待终极或完善状态。制度规范下的秩序，去除道德说教，政治角力， 和宗教图腾色彩，根本在于规则的有效性及其和个人利益的相关性。

　　我们生活在变化的，不完善的社会。这是我们进步的根本动力。文化或制度都是这个逻辑的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