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作应引入“外包”

　　编者按：

　　上期，本报刊发了《让社会工作流行起来——十位专家把脉中国社会工作》的主题讨论，并开设“社会工作大家谈” 栏目。今后，本报将继续关注十六届六中全会关于社会工作的议题，希望广大读者踊跃投稿或发表见解。

　　见习记者李小健本报记者杜会娇

　　11月17日，在北京的一个小型聚会上，国内社会工作如何开展更加有利于推进和谐社会成为会议讨论的焦点话题 。根据当今国情及党的六中全会决议，会议集中商讨具体社会工作“外包”是否可行与有可能筹建全国性社会工作志愿者协会 等。

　　原民政部部长、原中国工作协会会长崔乃夫，中国工作协会副会长杨建昌，著名科学家、中国科学院荣誉院士、美籍 华人朱传榘，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朱传一，中民集团总裁刘京，《公益时报》副社长彭建梅等参加了此次讨论。

　　“北京每年的变化都很大，国内又提出

　　对此，身为中国工作协会副会长的杨建昌感言颇深。他认为，将社会工作写入党中央文件，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足已可见社会工作深入程度对社会稳定的重要性。在构建和谐社会工作上，中国社会工作协会担子不轻。

　　“用来支持社会工作的政府拨款有相当一部分没花到实处。”在谈及社会工作如何具体开展和实践时，杨建昌说道， 全面推广社会工作“外包”，不是现在流行的简简单单的“会议”的外包，而是一个具有产业性质的“外包”，将是社会工作 一个改革方向。

　　崔乃夫表示，在国内社会工作中融入“外包”理念，是完全能把某些具体社会工作做好的。之所以操作起来很困难， 主要是因为在我国公有制大环境下，有不少政府行政人员或和其有非亲即故的亲戚朋友参与其中。比如说，在福利院和孤儿院 等社会保障项目当中，就是由当地政府行政人员和其有裙带关系的参与管理，他说，自己曾听说某地一个老人院后面竟有六幢 工作人员家属楼。

　　朱传一认为，国内社会工作不是不可以实行“外包”，而且可以做的很好，不过，肯定会遇到重重阻力。他举例说， 北京东城区曾经将社区青少年矫正工作“外包”给某民间组织，操作费用为18万元，做的相当成功。后来，该区某局副局长 成立并挂职一民间组织也要求参与进来，并提出分摊一部分操作费用。结果，某民间组织操作费用就减少了，事件办得不好不 说，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该民间组织参与社会工作的信心。

　　刘京表示推行社会工作“外包”，还存在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如何平衡多方利益点。而彭建梅建议，社会工作“外包 ”可以以投标的方式加入竞争机制。

　　“关键是要找到一个突破口，找一个项目先行试点再推广。”崔乃夫补充道，在新建的社会工作项目当中，就应当输 入一种“外包”的理念并贯彻实行，争取将社会工作深入进去。

　　当天下午，朱传榘来到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的会议室内，和大家分享了他的公益理念。在座谈中，他说20 世纪是最先进的世界，也是最倒霉的世纪。通过讲述历史，他分析了冲突事实上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斗争。同时他指出“ 中国是战争式的改革”，虽然在改革中有很多问题，却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他打趣说：“因为尊敬我，叫我在死之前看到这个 结果。”

　　在谈到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发展时，他延续中午的谈论，再次强调，中国要发展，并解决发展中的问题，政府就要把部 分服务转让出去，尽可能的发挥各自的能力，保证中国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