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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成了二等村民”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1月15日08:35 京华时报
有56名村民将南邵村村委会告上法庭。上个月20日，法院认定村民代表大会的决定违反国家规定，应纠正。不过，问题并没就此解决，如何分配补偿款依然无答案。而经济利益带来了一条看不见的鸿沟，横亘在原本相安无事的原住民和外来户之间。 据记者了解，外来户问题，不仅存在于南邵村，还存在于昌平区甚至北京各个区县的农村。 民意踢走“外来户” 上个月20日法院判决后，昌平区南邵镇南邵村村民王春昌稍觉安慰。法院认为村委会作出不给王春昌土地补偿款的决定违反国家规定。这让王春昌4个多月来的苦苦追寻，终于有了一个权威的答复。 这场困扰王春昌的官司，起源于一桩“好事”。 2005年，昌平区卫星城东扩，占用南邵村840余亩土地，付给村里6000余万元补偿款。根据昌平区政府的有关规定，村里决定将补偿款总额的一半，分两笔发给村民。 在收到第一笔每人1000余元的补偿款后，王春昌一家3口没有领到第二笔每人29220元的补偿款。 王春昌找了村委会，村干部答复：“村里有人反对，这笔钱先不能发给你们。”反对的理由很简单，因为他们是“外来户”。 今年37岁的王春昌并不是南邵村的原住民。1992年，因原来的村子交通不便，22岁的王春昌将户口从兴寿镇连山石村迁到了靠近县城的南邵村，生活至今。 “外来户”的说法，让王春昌很气愤。“我在这儿生活了10多年，老婆在这娶的，儿子在这生的，一家三口户口都在这，村里有我的宅基地，有我的口粮田，村里有什么事，我也都参与，怎么一到分钱的时候，就成了‘外来户’？” 不过，南邵村的老住户却不这么认为，“他们占着我们的地，对村里也没什么贡献，凭什么来分我们的钱！” 双方争执不下，村委会很是为难。 “早在分第一笔钱的时候，矛盾就有了。第二笔钱下来的时候，村民堵着办公室不让给外来户分钱，有的还去上访。”村支书侯建成说。 2006年7月5日，南邵村召开村民代表大会，讨论补偿款的分配方案。参会的27名代表全部同意不给外来户补偿款。27名代表中，没有一名外来户代表。 村委会又组织了一次民意调查，走家入户访问，结论是98%的村民不同意给外来户补偿款。“这是村民的意愿，我也只能按民意办事。”侯建成说。不过，包括王春昌在内的71名外来户，不在调查范围内。 村里的行为，让王春昌感到了明显的区别对待，“都是南邵村村民，应该平等享有权利，我们为什么成了‘二等村民’？” “大红本”不能一视同仁 为给自己的疑问找到答案，王春昌开始走访各个相关政府部门，仅昌平区农委政策科，就去了数十次。他一直在问同一个问题，到底什么人有权分得土地补偿款，外来户是不是二等村民？ 北京市农村经济管理站党组书记、农村集体资产管理专家黄中廷介绍，并不是所有村民都能获得土地补偿款，“能不能获得土地补偿款，关键在于是不是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他说如果经过了确权，那就是集体组织成员了，依国家政策，就应获得土地补偿款。 昌平区的政府部门，也表达了同样观点。在昌平区农委出具的《南邵镇南邵村已确权人员收益分配问题的处理意见》中，明确表示已获得土地确权证书的村民，应享有与其他成员同等的待遇。南邵镇镇长徐强也表示，只要确了权，就应该享受平等待遇。 这样的说法让王春昌吃了定心丸，因为他手里就握着黄中廷所说的《土地确权确利证书》，一个“大红本”。 2004年9月，根据北京市的统一安排，南邵村进行了土地确权工作，包括王春昌一家在内的31户、71名外来户均被确权，并发放了“红本”，成为南邵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这次确权，村里也同样召开了村民代表大会，28名村民代表均签字同意，这些代表，与不同意分发补偿款的，是同一批人。 “当时村民也没想到，接纳这71个人会直接影响到自己的利益。”侯建成说。 “村里既然已开会同意接纳这71个人，现在就不能反悔了。”黄中廷认为。 原住民质疑红本“成色” 虽得到了专家甚至政府部门的支持，但王春昌心里并不踏实，因为他还听到了另一种说法。 昌平区委政策科郭科长认为，虽然按道理有红本就该分钱，但老住户的想法也不无道理。 首都经济研究所所长、农村问题专家张强也提到，这个问题其实较复杂，不能一概而论。张强介绍，农村集体经济财产是一个逐步积累的过程，最早开始于上世纪50年代公社化时，农民携带私有土地入社，其后代也自然成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1985年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人口可以在各个自然村流动，逐渐出现了所谓外来户。这些外来户在新的村子生活，但并没有带来土地，虽拥有新村子的户籍、宅基地，但并不是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这种“增人不增地”的情况，引发了很多矛盾，土地补偿款的分配，只是使这个矛盾更加突出。“因此，村民认为外来户对村子贡献少，不同意分钱给他们，也有一定的道理。”张强说。 对于这个说法，外来户杨玉军并不认同。“我在南邵村住了20多年，为村里做了很多贡献。况且，我们在确权的时候，已补交了5000块钱。” 关于补交5000元，得到了村支书侯建成的证实。2004年，北京市开始了新一轮土地确权，为解决外来户与原住民的矛盾，市里出台政策，外来户在交纳一定的入社投资后（也就是用钱补回积累），经集体同意，就可成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南邵村进行了这样的改革。经村民代表大会讨论，外来户每人交5000元后加入“组织”。 现在问题却出在这5000元上。 “现在村民认为这个钱交少了，当初交的5000块钱里，不包括土地的价值，现在要分的是土地的补偿款，外来户不应该给！”侯建成说。 “市里没有明文规定入社资金必须包括土地价值，主要是考虑到土地价值较高，若算进来，金额会非常巨大，担心农民交不起，确权无法展开。”黄中廷解释。南邵村的5000元，只包括了集体账内人均净资产，宅基地、农用地等的价值并没算在内。“有的村子每人收了6万块钱，南邵收的确实比较低。” “交了5000块钱，就来分3万块钱，哪有这样的好事？”南邵村老住户说。 “收5000块钱，是村里定的，我们按规定交了钱，也给了我们红本，不能反悔。”王春昌认为，应该“按本说事”。 不过，71名外来户中，有10余名跟王春昌情况不同，他们只在村里挂了户口，平时不在村里住，被村民称为“空挂户”。在2004年确权时，这些人同样交了5000元入社资金，得到了红本，进行了确权。这部分人也是村民意见最大的。 “当初土地确权的时候，工作做得不够细致。”侯建成承认，正是当初的“不细致”，给现在的矛盾埋下了隐患。 “皮球”又回到基层 虽然得到了政府部门和专家的支持，但1个月过去了，王春昌一家依旧没能拿到补偿款。无奈之下，2006年8月份，他和其他55名村民一起，将南邵村村委会告上了法庭。 “我支持他们走法律途径。” 侯建成说，只要法院判了，就好办了。 法院认为村民代表大会的决定违背国家规定，要求村里重新分配，但法院也没有支持王春昌要求村委会发给他们一家87660元的请求。究竟如何分配，法院没有给出明确说法。 对此，王春昌很担心，村里再讨论，村民再开大会，肯定还是不同意。那又该怎么办？ 南邵村村支书侯建成也很为难，“法院是把皮球又重新踢回了基层”。侯建成说，一头是村民代表大会的决定，是大多数村民的意见，一头是国家的法律法规，“夹在中间两头为难”。 “这个案子确实很难判，法院既要依法办事，又要考虑到农村的和谐稳定，考虑到尊重村民意见，很为难。”负责审判该案件的昌平区法院法官徐连森曾对王春昌说。 无解的解决方案 “外来户也可以分，但不能全额分，分60%以下比较合理。”老党员李长福认为。这种想法，代表了村里部分村民。 王春昌听起来，仍不太舒服，“如果这次接受了，是不是以后所有福利的发放，都要分三六九等？今后我们的子女是不是还是外来户？现在土地都卖了，我们今后的利益怎么保证？”王春昌说，这次之所以这么坚持，主要是考虑到今后的日子。 王春昌的担心，也是所有外来户的担心。去年国庆节村里发米面油时，已没有外来户的份了。去年新农村合作医疗费用的缴纳，老住户该交的钱都由村里代交，71名外来户却是自己交的。“现在就已不平等了，以后怎么办？” 专家黄中廷给了一个“药方”：这次外来户少分点，比如分80%，剩下的20%放到集体经济里面，算是补交的入社资金，双方约定今后一定平等。 村支书侯建成承诺，会再召开村民代表大会，重新商讨分配方案。但王春昌对结果并不乐观。 法院判决之后，13个不满判决的村民已向北京市一中院上诉。王春昌决定再观望一下，“打官司费用太大，承受不起。” 村支书侯建成说他一直在思考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他决定在今年2月份开始尝试股份制改革，这个办法已在南邵镇的几个村子进行试点，也是目前北京市正在推行的一种农村集体经济产权改革方式。“把集体财产制作成股份，村民不分老住户还是外来户，根据相同的标准获得股份，享受分红，长久享受集体经济的利益。”侯建成说，他的思路还不是很成熟，需再向专家请教。 已然出现的邻里鸿沟 无论能不能拿到补偿款，王春昌在村里的生活都已改变。事情“闹大”后，他明显感觉到了邻居态度的变化。 “以前大家见面会停下聊两句，一块打扑克，现在见面都不说话了。”王春昌摇摇头，“不是一个阵营了，都要互相提防。“ 他10多岁的儿子最近也不愿出去玩了，因为邻家小孩会把他叫外来户。 王春昌听人说，部分村民代表开始在村内结盟，宣称即使判了，也不能给外来户钱。 一份数额不菲的土地补偿款，让南邵村原住民与外来户之间出现了一道看不见的鸿沟。本报记者 刘薇 记者：刘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