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实业家盛宣怀私人档案将编纂出版

　　“中国第一私人档案”的盛宣怀家族私人档案将正式编纂出版，昨天在盛宣怀档案出版编纂委员会成立暨盛宣怀档案研究中心揭牌会上，首批25位特约研究员接受了聘书。

　　近代中国第一代实业家

　　被后人誉为“中国近代企业的开拓者”、“中国早期工业之父”等的盛宣怀，创造了诸多第一：经办了轮船招商局、汉阳铁厂、华盛纺织总厂、汉冶萍公司、中国电报局、中国铁路总公司等最初一批实业，是近代实业的奠基人之一；创办了近代第一家民族资本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发起创办了近代第一批新式学校———北洋大学堂和南洋公学。在他的倡议下，成立了中国红十字会并任会长。他还参与了清末的一些重大政治、外交活动。

　　盛宣怀档案是盛宣怀家族自清咸丰六年(1856年)前后至1936年的记录，历史跨度将近80年，近17.5万件、1亿余字。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盛档”是一个专用名词。“盛档”中前20年的档案，主要是盛宣怀父亲盛康的纪事；盛宣怀逝世于1916年，此后20年的“盛档”，是盛宣怀后人记写的。

　　盛宣怀从1870年入李鸿章幕后，事无巨细，走到哪记到哪。“盛档”中保存了几乎所有的文字底稿，包括日记、文稿、信札、账册以及来信、来电、来文等，内容涉及政治、社会、经济、外交、贸易、军事、金融、教育等，但凡近代中国史上重大历史事件，如辛亥革命、洋务运动、义和团运动、中日战争、中外商约谈判、四川保路运动、东南互保事件等等，都有涉及。盛宣怀一生与许多名人、要人都有接触，如孙中山、黄兴、谭嗣同、李鸿章、梁启超、翁同和、沈葆桢、郑观应、张之洞、左宗棠、丁汝昌、袁世凯、辜鸿铭、唐廷枢、徐润、胡雪岩、潘祖荫、马相伯、虞洽卿、曾国荃、黎庶昌、詹天佑、经元善等。他们与盛宣怀都有信件往来，或谋军国大事，或论工商细节，或叙甜酸苦辣，或谈市井琐闻等等，无一不是真实真情记录。“盛档”不言而喻是一座亟待挖掘的史料宝库，是研究我国近代史，尤其是研究洋务运动史、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史、中国近代实业思想史、近代上海史的十分重要的原始史料和历史文献。

　　十年辛劳补史之阙

　　这批珍贵档案资料绝大部分收藏于上海

图书馆。1997年，在上海市委、市政府的重视下，先后投资700万元左右，并由上海图书馆抽调人员成立了“盛档”整理小组。为了有效地组织研究，开展“盛档”文献资源调查，促进“盛档”编撰、出版，去年8月，市委宣传部决定成立盛宣怀档案研究中心和档案出版编纂委员会，组织社会各方力量参与，保证出版工作的质量和水平。

　　十年来，整理小组做了大量基础工作，制成了可供检索的数据库。上海图书馆副馆长周德明说，这是一项难度极其高的文献整理工作。17.5万件，每件都要揭示，读懂它的内容，撰写它的要点。纸页已发黄、变脆，整理时须小心翼翼；对于破损的，还请专业人员进行修补。“盛档”中出现的人名上万，不少人还有字、号，因此弄清楚每一个名字及他们的身份、地位，与盛宣怀的关系等，不仅是件费时的事，更是一门学问。上千件来往信函，几乎都是草体、文言文。此外，“盛档”中账本繁多，还有内账、外账之分，因此要求每一位工作人员都是“杂家”，文史哲理、琴棋书画，乃至经济贸易都要通晓。

　　他们把已经编目、整理、修复装裱好的“盛档”，一件一个纸袋放在特制的箱子里，同时输入数据库。不仅每一封信函有出处，连信封上的

邮票、邮戳都保存完好。周德明说：“人们希罕的大龙、小红花等邮票这里都有，‘盛档’中没有一样东西没有价值。”眼下，“盛档”整理小组正全力以赴进行全文扫描，目前已经完工7万余件，估计明年春季就能竣工。

　　汇集专家共举文化盛事

　　“盛档”的出版和研究，一向为海内外学者重视。 1996年，中国学术界大师级人物胡绳、顾廷龙、王元化等人，不约而同，从南北两地急迫地发出整理、开发盛宣怀档案的呼吁，提出：“要速战速决，不能再等待了。”王元化在书面发言中也写道：“‘盛宣怀档案’原件的发布，将能补史之阙、纠史之偏、正史之讹。历史学家们一旦掌握‘盛宣怀档案’这批原始资料，将能进一步探究与揭示历史的全貌，重新梳理与分明历史嬗变的脉络。”

　　“盛档”研究和出版不仅充分发挥上海的文献收藏优势、学术研究优势和出版优势，更是利用现有的人、财、物，增强上海在全国的文化影响力、

竞争力的表现。研究中心聚集了25位上海近代史研究的权威人士。上海社科院副院长、上海历史研究所所长熊月之说：“‘盛档’涉及面广、跨度大，因此需要多方面专家共同参与。昨天公布的只是第一批，以后还要邀请北京、南京及海外的专家参与到这项文化工程中来。”特约研究员丁凤麟已经参与“盛档”整理、编目工作二年多，他说：“‘盛档’极其宝贵，国内外少见。下一步准备举办一系列研讨会，对编纂出版的具体问题进行探讨，如编纂成多少册？按年代还是专题分册？还有如何对档案进行综合性的开发和利用，等等。”

　　“盛档”研究中心和档案出版编纂委员会的揭牌也引起了学术界许多组织的高度关注和重视。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发来贺信，说“这是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一件大事。”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澳门博物馆、上海交通大学、常州市政协盛宣怀研究会等也纷纷表示祝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