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草帽”自治 “大盖帽”隐身

　　8个小摊贩，投票选出小组长，有人监督卫生，有人维护秩序，分工有序，秩序井然，“大盖帽”顿时闲了下来……镇江市中山桥西北侧的义士路上，马路摊点的“民主自治”试点进行得有声有色。该市城管行政执法支队副支队长华炯说，当摊贩们的自我管理意识被调动起来后，戴着大盖帽的城管们就能卸下一大半担子。

　　大盖帽，管不住小草帽

　　3月8日下午6点，下班高峰，记者暗访镇江市义士路。“铁板鱿鱼两块钱，臭豆腐五角！”头戴鸭舌帽，肩搭白毛巾的老周大声吆喝。抱小孩的阿姨，带女朋友逛街的帅小伙，还有刚下班的工薪族……顾客一拨接一拨，老周忙得满头是汗。

　　仔细看，小摊点在路边摆成一字长蛇阵，最靠近中山路口的是一位卖臭豆腐中年妇女，后面烤羊肉串的是个正宗的新疆人，再后面是卖馄饨的，三轮车桌子凳子摆放得井井有条……一共有8个摊位，每个摊位都配备了卫生桶和扫帚，随脏随扫，地面出奇的整洁，不像很多城市的小吃摊，脏水横流苍蝇群飞。

　　“你要是几个月前来，绝对看不到这副场景。”镇江城管执法队中队长江志正说。义士路一头和镇江最繁华的中山路交汇，旁边就是镇江最大的超市大润发，另一头朝向人烟稀少的小巷。对于马路摊点来说，生意的好坏和“市口”直接相关，因此，谁最靠近中山路口，谁的生意肯定火爆。于是，每个摊位都想方设法往前移，但是路口就那么大，动辄就堵得动弹不得，一些摊位甚至干脆直接摆到了繁华的中山路上，而那是一条禁止设摊的道路。

　　不仅如此，江志正说，为了抢占有利地形，摊主们三天两头吵架，时不时就打得头破血流。由此，这里一度成为镇江市内脏乱差的典型。乱成一团糟，城管还没法管，执法队员跟摊主的关系，简直就势同水火。“那时候，我们一天要来个好几趟，可谁也不愿意退后一步，动谁的摊子谁就跟我们‘拼命’。”江志正的同事何永江补充说。

　　民主自治“一箭三雕”

　　义士路是镇江市城管执法队二大队的辖区，大队长尹小雪是个有着十几年经验的“老城管”。尹小雪说：“我琢磨着义士路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堵塞了交通，老百姓怨声载道；彼此争斗，说不定哪天就会出人命。能不能换个思路，让他们进行自我管理呢？ ”

　　为此，镇江市城管局联合公安、工商等部门，先后召开三次协调会，最后于2月6日正式启动“民主自治”试点。在会上，8位摊主经过商议一致同意无记名投票选出正副小组长，同时还通过抽签进行摊位排序。会议商定，自路口向北20米内摆放摊位，按序号定时轮流交换位置，由正副组长监督协调。

　　试点一个月，效果竟然出奇的好。小贩自治组组长黄世萍说，作为小组长，她的主要任务是内部协调，上传下达。现在大家规规矩矩，既用不着起大早赶过来抢位子，也不需要跟城管队员吹胡子瞪眼。上家泼了脏水扔了垃圾，下家就会提醒清扫，下家有了生意忙不过来，上家就在旁边搭把手。

　　镇江城管行政执法支队副支队长华炯把”民主自治“的好处归纳为“一箭三雕”：秩序规范了，市容整洁了，关系和谐了。“最主要的一点，城管队员的工作模式和内涵发生了变化———实行自治之后，城管队员的功能从原来的执法为主转变为现在的协调为主，有什么问题，聚在一起开个会，提个醒就行了。现在城管队员在与不在，现场的秩序、卫生都差不多！”

　　华炯说，城管队员行政执法，如同行走在风口浪尖。不管理是失职，管了吧，和摊主的矛盾就会很尖锐。义士路上的8个摊主，有7个是下岗工人。其中，老周夫妻两个都没工作，女儿还在杭州念大学，一家三口，全靠摆这个摊。“要是把他的摊子给收了，他们一家拿什么吃饭啊？”

　　现在矛盾解决了，大盖帽也可以“隐身”了。镇江市城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民主自治”这一做法将在该市800多户占道经营者中逐步推开。

　　摊贩“自治” 城管“隐身”

　　2007年年初，上海、南京、重庆、杭州等地相继宣布要对马路摊点“有限开禁”，镇江的类似政策则出台于2003年9月。记者拿到的一份镇江市政府《关于规范临时摊点设置管理工作的意见》，明确规定临时摊点设置要遵循“主干道严禁，次干道严控，街巷生活小区规范”的要求。

　　在严禁主干道两侧和主要广场周边占道设摊的同时，这份文件还以附件形式明确了市区内90处临时摊点的位置和范围。华炯记得，他所在的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支队也就在此时正式成立。摊点外溢、随意变更经营场地等违规行为一度让300多人的执法队伍整日“疲于奔命”。

　　社会学者周大卫认为，当尊重民生成为政府和民间的共识时，全国各地曾经固守己见的城市管理者们会慢慢变得宽容，他们试图以更理性务实的方式去创造城市的和谐，转“堵”为“疏”、“有限开禁”肯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仿效者。但是他同时指出，开禁并不意味着放任自流，只有对马路摊点进行有序管理，他们在方便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同时，才不至于扰乱老百姓的生活。“民主自治”这一探索，解决的实际上是“有限开禁”之后的问题。

　　华炯说，镇江市城市管理局一直设立有“城管委屈奖”，奖励那些在执法过程中受到殴打、辱骂的队员，最多的一个季度曾经有20多人获奖。如今，这一数字稳定在了三五个。在周大卫看来，摊贩们有效的自我管理，对于城管部门改善自身形象具有重要意义。“让摊贩‘自治’，使城管‘隐身’，这或许才是最和谐最有效的马路摊点管理模式。”

　　2007年年初，上海、南京、重庆、杭州等地相继宣布要对马路摊点“有限开禁”。当小摊小贩们争相为当地出台“有限开禁”政策而欢呼时，他们的镇江同行已经开始尝试自我管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