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坚：我和中国足球一起挨骂

　　“我付出了，我得到了，我看到了！”

　　2002年元月初，为备战韩日世界杯，国家足球队来到昆明海埂基地集训。训练开始了，有的队员纳闷了：怎么没看到总是习惯和米卢一起出现在训练场边的马指导？

　　此时，破天荒没有随队出发的马克坚心情复杂，他坐在自己家中的书房里，满怀感慨，思绪万千。球队出发去昆明的前几天，队员们都清楚行程了，却一直没有人告诉马克坚该何时动身，他便已经有了一种预感。直到临出发前一晚，主管国家队的中国足协副主席才很为难的通知他：根据领导的研究，从这次世界杯备战开始，队里将不再设技术顾问一职了。

　　“我明白了，我7次冲击世界杯的努力终于画上了句号，足协作出这个决定，一定有理由。但是，我没有得到任何解释……”虽然表示服从安排，但马克坚还是特别伤感。米卢也知道了这个消息，有些愤愤，并安慰把自己请到中国来的这位老战友：“没什么，我请你去韩国，一切由我负责！”

　　马克坚对米卢的好意不置可否，只握紧对方那双大手，幽幽地说：“我们是与风险相伴的人，不仅仅是7次冲击世界杯，还有奥运会，还有世青赛，还有足球改革……一切，似乎都该就此停止……”

　　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把大半辈子都奉献给了中国足球的这位老人终于“闲”了下来，开始陷入回忆。而回忆往往是一个巨大的宝库，虽然记得的往往只是一些瞬间。他并不埋怨谁，觉得足协领导已经给了他足够多的机会，甚至在退休后还交给了他许多工作。在不随队出征的这段平静的日子里，他决定把记忆中的一些东西写出来，献给关心足球的人们。

　　《我离中国足球最近》，于是便有了他晚年的那部著作。他写得很平静，但平实的文字中，却道尽了中国足球的风风雨雨和惊涛骇浪。关于它的内容，书的导语这样描述：“多少次势如破竹气吞万里如虎，多少次千夫所指功败垂成如鼠——中国足球！多少次假新闻比真相更接近真相，多少次真心英雄向天欲哭无泪——中国足球……身处中国足球最上层的运筹帷幄数十载的马克坚告诉你——中国足球的台前幕后。”马志坚的这本书具有特别的意义：作为一名长期在国足岗位上工作的人员，他对许多历史事件的细节、内幕了解得更详细；作为一名老足球人，他直接处于足协工作的第一线，更熟悉现代足球的情况和史实。”

　　骂中国足球的人很多，骂马克坚的也绝对不少。但马克坚从不后悔，对他来说，走进足球界本只是一次算不上刻意的选择，也曾有过徘徊，但终于还是义无反顾地走到了今天。他深以为幸的是，中国足球最大的两件事情——足球改革和进军世界杯，他都全程参与了，这就已经足以让他欣慰。

　　已是古稀之年的他坐在北京午后的阳光里气定神闲：“我付出了，我得到了，我看到了！”

　　“施拉普纳、霍顿和米卢都尽力了，我也尽力了。尽管球迷们的责骂从来不曾停止过，甚至，我遭到的谩骂和攻击，比这3位我请来的外教还多还恶毒，比如寄一双破鞋给我，或寄几颗子弹……但我早已宠辱不惊、无愧于心。”北京午后的阳光很强烈，斜斜地照进国家体育总局位于东四块玉南街的家属区，已是古稀之年的马克坚坐在沙发上，气定神闲，面带微笑。

　　“宠辱不惊”——这是马老搜狐博客的名字，更是他如今心态的写照。作为中国足球7次冲击世界杯的参与者，参与国足改革的领导者和具体实践者，以及将3名外籍教练引入我国的“外教伯乐”，在整个中国足球界，“马克坚”这个名字显然包含着太多特殊的含义，他晚年所著的《我离中国足球最近》，其实，并非“近”，而应该是“进”，因为他始终都挺立在中国足球最核心的区域，当然，也是最敏感和最受争议的区域。

　　毫不夸张地说，马克坚所走过的职业之路，就是中国足球奋斗和屈辱的坎坷之路。

　　——1991年的奥运会小组赛中，国奥队遭遇“黑色九分钟”。马克坚说，每一次遭遇惨败，自己都跟教练和队员们一起经历一起承受。

　　亲历中国足球夺取首个亚洲冠军和“黑色九分钟”

　　1936年6月25日，马克坚出生于昆明，其祖父是那个年代赫赫有名的资本家，发家于玉溪，聚富于红河，拥有好几座矿山，还在全国多处开有票号。但到马克坚青少年时，马家的家境已经大不如前。从昆明第一中学毕业后，马克坚没有按照母亲的意愿去上大学，而是考进了重庆西南体工队。干嘛？踢球呀。尽管父亲年轻时也踢球，但母亲还是不理解，不过甚至连足球都没见过的她，却默默支持儿子的选择。

　　进队伊始，16岁的马克坚就被放在球场上最重要的位置——守门员。每每站在球门线上，想起教练那句“门将等于半支球队”，马克坚就感觉胸中激情燃烧，豪情万丈，队友和经常来看球的球迷们，都亲切地叫他“小球门”。在后来成为职业运动员的头十年里，马克坚就这样伫立在球门前，许许多多对方踢过来的球从他胯下溜过，也有许多被他封在了门外。

　　1955年，上海，国家青年队与马克坚所在的西南队踢完友谊赛后，领队表示国青队看上了他，并悄悄塞给他一份表格，让其在保密的情况下填好后交上去。可当时全队都住在一间屋里，怎么保密呀？马克坚只有跑到厕所里，坐在马桶上填。但那时他年龄偏小，西南队又无人可以顶替，所以没走成，到1959年第一届全运会后，他终于正式进入了国家队。

　　但出于历史原因，当时我国已经退出国际足联，不可能参与世界杯，只能参加一些比较次要的国际比赛。1964年，马克坚退役，调入国家体委，并在足球处负责训练工作，之后，他和一批批教练、运动员一起摸爬滚打了几十年，经历每年三个月的冬训、全年30轮左右的联赛、教练会会议和教练员培训，还有各级球队的集训和比赛。

　　1984年，已经在亚洲青年队东区赛中淘汰韩国、日本，以第一名身份进入决赛的国家青年队，来到毛里求斯访问。因为年前中国队曾来访过，打输了，当地华人很受刺激，大使便向领队马克坚提出这场必须赢，结果，和毛里求斯国家队的比赛，国青队果然以5比2的成绩获胜。

　　输球方的表现让马克坚颇为意外：他们把当时的国青队队长宫磊扛在肩膀上去领取奖杯，真诚地为打败了自己的对手欢呼。“非洲人的心胸令人感动，赢了，他当然会在你面前炫耀；输了，则会对你伏首称臣，没有一点虚情假意。”马克坚说。

　　那之后的1985年3月，在阿联酋主场，国青队力克东道主和泰国，并打平沙特，一举夺得了决赛冠军。这是中国足球的第一个亚洲冠军。

　　但失败显然远远多于胜利。在1991年的奥运会小组赛中，当时的主教练徐根宝喊出了“横下一条心，拼命要出线”的口号，而国奥队的积分也已名例第一，全队士气高涨信心十足，但还是在最后最关键的9分钟里，倒在了韩国队脚下。“黑色九分钟”由此在所有中国球员心里投下了一道阴影。

　　“总的来说，还是缺乏经验，尤其是缺乏大赛的经验，这就导致队员们在场上的许多细节处理不好……我们不能怨对手，只能从自己身上找原因！”马克坚自我反省说，由于主管训练和负责教练委员会，选拔教练和运动员是他最重要的任务，包括徐根宝、戚务生、高丰文、金志扬、迟尚斌等在内的多位有名的主教练或教练，都是他物色并推荐的。这些曾经踌躇满志的名帅，几乎都在主教几支国家级球队的过程中遭遇过惨败，而每一次，马克坚都跟他们一起经历一起承受，他说：“我当然也有责任，我应该和他们一样，对失败负责。”

　　“当一个人红的时候，有人把他当上帝；可一旦情况变化了，他就变成了骗子。我认为这是道德水平的问题，即使老施真是个失败者，也不应该这样骂人家。”

　　——1993年，中国国家队第一任严格意义上的外籍主教练施拉普纳带队冲击世界杯失利，马克坚对不少球迷大骂“施拉普纳纯粹来中国骗钱”非常反感。

　　为败走中国的施拉普纳鸣不平

　　“黑色九分钟”的惨败，招致了对中国足球又爱又恨的中国球迷空前的声讨。就在这雪上加霜的之际，1992年2月，上海大众汽车公司在《新民晚报》上发布消息称，愿意资助国家足球队聘请一名一流的外籍教练，以实现中国足球冲出亚洲的夙愿。

　　“这事操作起来有很多难度，外教不熟悉中国的实际情况，必须经历一段相当长的过渡期，球队整体水平反倒可能会暂时下降。”马克坚回忆，正当足协研究聘请外教是否可行的时候，上海大众产生了误解，他们找到报社以内参的形式向领导反映：说中国足球此番失利，大众全体员工痛心疾首，如今要帮国家队请外籍教练竟也无人理睬，许多职工都在开始骂娘了。

　　误解很快消除，国家体委委派马克坚全权负责，随上海大众的工作人员前往德国挑选外教。筛选和比较工作，主要在德国足协和已在德国多年的前国脚古广明推荐的两名德国教练中展开。

　　这是一次非常艰难的选择，而且，重担完全在马克坚一个人身上，如果选错，没准自己就成为了中国足球的罪人。马克坚深知其中的利害关系，经过反复衡量，他认为古广明推荐的人选更为合适，第一，此人是“土生土长”的德国教练，对德国足球的历史和现状有着深刻的认识和理解；第二，此人在德国颇具声望，而且是现职教练，掌握德国足球的最新进展和所有的训练方法，他曾成功将德国的一支丙级队带进甲级队，并被评为年度最佳教练；第三，另外那名候选人在理论体系和实战经验上稍有所欠缺。

　　此人便是施拉普纳。1992年6月22日，这位欧洲名帅正式到任，成为中国国家队第一任严格意义上的外籍主教练，对此，国内许多球迷的反应就像是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似的情绪高涨，施拉普纳所到之处，甚至有人铺上红地毯迎接。

　　然而，这正应了那句“位置有多高，就会摔得有多惨”的老话。1993年的世界杯外围赛上，施拉普纳率领的中国足球队冲击94世界杯入场券失败，而此前，施拉普纳的最“好”带队成绩仅仅只是亚洲杯第三名，甚至有一种说法，认为施拉普纳堪称中国历次冲击世界杯中最糟糕的主教练，并给他送上一个“施拉皮”的绰号，还有不少球迷大骂施拉普纳纯粹就是来中国骗钱的。

　　但马克坚对这种说法非常反感，他认为：“即使老施真是个失败者，也不应该这样骂人家。实际上，老施在德国有企业、土地和很大的猎场，他是真的爱这个风险性极大的事业。”

　　“你为何中断在美国大联盟的执教？”

　　——施拉普纳和霍顿之后，米卢成为马克坚具体操作引进的第三位外籍教练，在谈判桌上，马克坚的问题直指对方软肋。

　　和“神奇教练”在谈判桌上斗智斗勇

　　在施拉普纳败走中国之后的4年时间里，接掌国家队的是戚务生，到1998年初，大戚提出辞呈，国足一时群龙无首。英国人霍顿成为国足的第二位外籍主帅，整个遴选和引进的程序，仍然由马克坚具体操作。

　　1998年2月5日，霍顿飞抵北京，对于他的到来，球迷们没有表现出对其前任施拉普纳那般的欢欣鼓舞，更多的则是怀疑。起初，中国足协对霍顿的期望值很高，甚至将国家队和国奥队全交由霍顿执掌，但身为国际足联讲师、却从未担任过任何国家级球队教练的霍顿很快就受到了各界强烈质疑，这位英国绅士迅速成为一个过渡性人物的典型代表。

　　其实，在外界看来，霍顿的来华本就是一场阴差阳错的误会，因为在此之前，名气显然更大的南斯拉夫教练瓦利博·米卢蒂诺维奇已经进入马克坚和其他足协官员的视线，但不巧的是，当时他已经和尼日利亚国家队签约。

　　1999年12月4日，马克坚在首都机场接到了秘密抵京的米卢。次日，双方共4人在昆仑饭店进行了秘密的会谈，谈判过程好像只是在闲聊各种关于足球的话题，实际上却是一场相互谈条件的高智商的拉锯战。米卢是个非常特立独行的人，在外人看来，他的许多言行都有点难以理解，谈判中，他突然冒出一句：“足球比赛中什么动作最重要？”对于马克坚的回答，他以一个“NO”加以否定。在后来执掌中国国家队的过程中，米卢喜欢随时随地向队员提出这个著名的、带着一些脑筋急转弯意味的问题，似乎已经变成了他的口头禅，第一次被问，谁也没法回答正确，随即他就会非常得意地自己解答：“最重要的动作是下一个动作。”米卢解释：因为在球场上，如果上一个动作失误了，只要有下一个动作跟上，就可以失而复得，扭转不利局面。

　　轮到中方发问了，马克坚的问题直指对方软肋：“你为何中断在美国大联盟的执教？”这个问题的话外之音不言而喻：嘿嘿，对你的底细，我们很清楚。

　　通过好几轮谈判，马克坚代表中方敲定了与米卢的合作。对于中方要把中国队带入亚洲杯前四名和出线世界杯的目标，米卢表示没问题，可以接受。若看名望，米卢堪称世界名帅，有着“神奇教练”的绰号；若论成绩，他更是有着5次带队打入世界杯决赛的辉煌战绩；若比人气，米卢在中国球迷中也有着很高的支持率，许多人对他的履历耳熟能详。

　　但舆论却出奇冷静乃至悲观。《足球》报发表的报道分析认为，米卢面临着5大难关，包括体育总局所定的目标太高，队员难忘霍顿之好以及多名国教担心“大手术”、“大换血”，等等。

　　那么，表面看上去几乎集中了“天时”、“地利”与“人和”诸多利好因素的外籍教练，是否真能拯救千疮百孔的中国足球呢？

　　“这么多年过去了，太累了。而且，对于一个事业来说，出线不出线都不是终结。难道不是吗？”

　　——2001年10月7日，米卢带领的中国队终于叩开了世界杯的大门，但是在那个令数亿国人彻夜难眠的

　　历史性时刻，马克坚却出人意料地冷静。

　　这么多年过去了，他感觉太累了在如此大背景下，名帅米卢甫一来华就有点毁誉参半的意味，头顶的光环之上，又被加上了太多的怀疑与期待，不断有人在为他而兴奋，也不断有人在因他而骂娘。

　　米卢颇受非议的一种做法是“飞行集训”，这是欧洲的一种方式，也是米卢针对国足像欧洲一样重视联赛而采取的一种训练方法。昆明的红塔体育中心是米卢最喜欢的训练场地之一，作为领队和技术指导，马克坚已经记不清曾多少次和这位“神奇搭档”一起，带着国家队来到这里集训。

　　2000年7月，中韩对抗赛，中国在自己的主场以0比1告负。这次，舆论不再强调由来已久的“恐韩症”，而把责任归结为赛中的大肆换人，几名被换下的队员对此也非常不解，乃至愤懑满怀。但米卢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再来一次，他还是会这样频繁换人，他解释：这是在培训队员，为了世界杯。

　　“米卢是在改造人，是在试图恢复人对足球喜爱的本性。”在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磨合后，马克坚觉得已经能够理解这位搭档在许多方面的“不合常理”：“他提倡享受足球，主要是针对训练或比赛中那种沉重的心理，好像这纯粹是一种负担。缺乏激情和兴奋感，足球怎么可能有效率？怎么可能出成绩？”

　　期望和绝望中，鼓励和谩骂中，米卢在中国垒起来的巅峰和中国足球的巅峰终于到来了。2001年10月7日21点21分，在坎坷中奋斗了44年之久的中国队终于叩开了世界杯的大门——中国足球，终于出线了！

　　这个曾经至少令数亿国人彻夜难眠的历史性时刻，对于7年之后的马克坚来说，显然已经归于平淡。而即便是在当年那个夜晚，他对终于出线的反应也冷静得让所有人不解，乃至惊讶。

　　出线当晚，所有人都去狂欢了，他却躲开大家，独自回到宾馆睡觉。那时，他突然觉得大脑中一片空白，连晚饭去哪里吃都不知道。次日一大早，他对追问原因的中央电视台记者解释：“这么多年过去了，太累了……”

　　“出线不出线都不是终结。”——这样一句话，马克坚若有所思地反复说了几遍。对于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中国足球而言，此话真可谓是一语中的。

　　人物档案

　　马克坚，1936年6月25日生于昆明，现定居北京。

　　新中国的第二代国脚，从16岁起进入足球界，50余年的足球生涯使他成为中国足球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

　　曾任中国足球协会副秘书长、科技委员会副主任、联赛委员会副主任、技术部主任、职业部主任及国家队领队、技术顾问等职，是国际足联州际讲师、国际足球历史与统计学会理事。

　　系昆明海埂体育训练基地建设的倡导者和督造者之一，对于现行“春训”和“冬训”的体制产生过极大影响。

　　著有《我离中国足球最近》、《足球教材》、《夹心饼干——对足球训练的探索》等；译著有《足球战术与配合》、《足球的三次革命》等。红塔体育中心 海埂基地本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著名的体育训练基地之一，但随着中国体育事业的蓬勃发展，硬件及管理无法更新的海埂基地渐渐显露出了颓败的老态。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带队来这里集训的时候，就意识到了这点。当年的滇池还是不曾被污染的一个处女湖，烟波浩淼，风光旖旎，我喜欢在结束一天的训练后，独自在湖边走上一段，脑子里同时寻思着如何才能不舍弃这方美景，而又能不影响球队的训练。后来我就向有关部门倡议，在海埂基地的旁边滇池之畔另建一个现代化的体育训练基地。这个想法很快得到了国家体育总局和云南省的大力支持，1975年工程开建，第二年部分场馆即竣工，开始使用，这便是如今的红塔体育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