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朔州部分农村中小学因学生锐减关停

　　刘建兵(化名)是山西省朔州市某乡镇小学的一名校长，前段时间他主动辞去了校长的职务，原因是该校在校生几年来持续减少，2004年他上任时130多名学生，而现在仅有30余人，一个班级只剩下五、六名学生。

　　“这个摊子实在是无法撑下去了，虽说国家‘两免一补’给每名学生补贴的费用不算少，但学生太少，算下来所补费用还不够每年学校的烧炭费用。”刘建兵无奈地告诉记者。

　　近日，《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在朔州市部分乡镇学校采访时发现，像刘建兵这样因学生锐减而郁闷苦恼的农村教师不在少数。

　　“人满为患”与“门可罗雀”

　　——城乡学校两重天

　　9月的一天，中午11：30分左右，记者在朔州某县城小学门前看到家长迎接学生的一幕，自行车与人流交织在一起，黑压压的人群把大半条马路挤得水泄不通。

　　一位家长向记者抱怨：“现在孩子们太多了，尤其是这两年从农村转学来的特别多，原本就紧张的教室变得更拥挤了，每个班都是八、九十名学生，学习环境可想而知。”

　　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该县大部分乡镇小学一派冷清的景象，许多学校在近几年内生源窘迫，学生每年都在以近20%的速度流失。大量初中更是因生源不足进行了合并，甚至停办，小学几乎都停留在几十名学生的水平上，有的村办学校甚至仅剩一、两名学生。

　　“教育发展的现状已很难满足群众的需求，尤其是农村教育滞后，师资力量薄弱，致使大量农村学生向县城及城市流动。”山西省教育厅基教处处长任月忠说。

　　任处长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近年来，农村学生的减少已成为教育界的一大问题，在全省甚至全国各地都不同程度存在，这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有极大关系，包括农村劳动力大量进城务工、人口出生率下降等，但主要原因还是由于教育发展的不均衡所引发。”

　　按照上世纪90年代教育部对中小学校班容量的有关规定，小学的班容量应控制在45—50人，中学为50—56人。但记者在朔州市的采访中发现，该市所辖区县的部分学校已远远超出这一控制指标，七、八十人的班容量已属正常。

　　谈到目前城乡就读学生的比例，朔州市某区教育局胡先生向记者介绍：“目前该区总计有四万余名学生，就拿小学来说，学生就有二万五千多名，其中区政府所在地的八所公办小学加两所民办小学就有近两万名学生就读，占全区小学生的比例达百分之八十。”

　　而据任月忠处长介绍，城乡学生合理的比例应是农村占到2/3以上，县城为1/3甚至更少一些，但在朔州市部分区县城乡学生的比例已出现倒置现象。

　　胡先生还告诉记者：“目前全区班容量大已成不争事实，但这与退耕还林后大量农民进城及该区旧城改造有直接关系。下一步我们将加强寄宿制小学的建设，并计划把新招聘的教师充实到基层，加强乡镇学校师资力量，并争取公共财政的倾斜来促使农村学生回流，缓解城乡生源矛盾。”

　　但这些措施能否及时落实到位？落实到位后学生能否自然回流？如果农村生源问题进一步恶化，农村教育该如何办？这些问题成为与刘建兵一样的许多农村教育工作者所关注的焦点。

　　一位农村教师与记者开玩笑：“现在我们这一群体已成了等星期、等放假、等发工资的‘三等老师’。”

　　农村学生“移民”城市：农民负担加重 农村教育资源浪费

　　“国家虽然免除了娃娃们的学杂费、书本费，但我们并没有省了钱，到县城后开销大，租房就是很大一笔支出，吃的穿的也不能太委屈娃娃们。”朔州市一位来自农村的学生家长告诉记者。

　　据《中国经济周刊》了解，随着农村学生的大量涌入，朔州市各区、县城的房租也在成倍上涨，有的县城原来每月30元的平房，现在已涨至100元左右，许多学生家长不堪重负。

　　其实，农村学生移民县城，不仅需要支出昂贵的房租与生活等各项费用，还必须要有一名家庭主要成员陪读(以母亲陪读者居多)，这势必影响到农民的生产生活，影响到农民收入的增加，换言之也是增加了农民负担。

　　“国家每年把基础教育投资的70%投到了农村，力度很大，山西省‘十一五’期间要在‘两区’(太行山、晋西北)所涉的50多个县、600多个乡镇每年投入一个亿，确保每个乡镇兴建一所标准化的寄宿制小学，为得就是减轻农民负担。”任月忠处长介绍说。

　　刘建兵痛心地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大量学生到县城就读，不仅加重了农民负担，同时带来了教育资源的极大浪费，像前两年国家投资几十万元新建的校舍如今成了摆设，钱花得可惜啊！”

　　教育学者许先生针对这样的现状谈了自己的看法：“这种大规模的学生流动有客观的因素，但也有主观的成分，就像股市中的‘羊群效应’一样，一小部分学生的流动已影响到大多数家长的心态，好像是农村教育真的不行了。另外，并不是农村很多家庭已具备了供养自己孩子到城里读书的经济条件，大部分还是困难的。”

　　教育资源亟待均衡配置

　　“娃娃越来越少，教师越来越老。”有人形象地概括了当前农村教育的尴尬局面。

　　“十五”期间及进入“十一五”以来，我国相继出台了多项扶持农村教育的措施，包括“两免一补”、校舍改造、远程教育投入等方面，公共财政进行了大幅倾斜，但农村教育仍然困难重重，“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城乡教育不均衡格局依然严峻。

　　“现在农村教育最困难的地方不在于硬件，主要是师资问题，农村有许多原来民办老师转正的骨干教师，业务水平普遍较低，所以整体上来说师资力量很薄弱。”任月忠处长直陈要害。

　　李东(化名)是97年朔州师范毕业后分配到某乡镇小学的一名老师，在乡镇小学苦熬了八年后，05年后半年终于四处活动调到了县城某小学，用他的话说叫“八年抗战”。

　　在李东看来，“在农村教书，说是教师，但也是半个农民，整天呆在乡镇与农民混到一起，原来的抱负全没有了。在县城当教师就不一样了，不仅眼界宽了，思维变了，还实惠，逢年过节或者学生调座位、当个班干部什么，少不了收点礼。”

　　记者在朔州某乡镇学校了解到，该校从2002年陆续分配了十几名师范毕业生，但时至今日只剩下2人，其余全部回城了，教师队伍仍停留在原来的水平。几乎所有的年轻教师与李东一样，全患有“农村恐惧症”，真正愿意留在基层学校服务的人少之又少。

　　“针对这种现状，我们正在积极推进城乡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已经起草了《城乡老师交流制度》，制度要求以后45岁以下的城乡教师要不定期交流，包括校长每6年一个任期后也要相互交流，此制度正准备提交给省政府。”谈到这一大胆尝试，任处长表示在沈阳已有成功范例，但难度与压力确实比较大，还需要各级政府、各部门的大力配合。

　　朔州市教委常先生向记者介绍，去年在朔州市城区就率先试验了城乡老师的相互交流，成效还是比较明显的。

　　另外，一项名为“顶岗实业，定向扶持”的新制度在山西忻州师范学院与山西师大正在展开，主要内容就是以上两所师范院校学生在实习期间要到农村扶贫支教，顶替农村老师岗位，农村教师则要到以上院校进修学习，以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这一举措开创了全国先河，受到了国务委员陈至立、教育部长周济的充分肯定。

　　任月忠处长表示：“有新的《义务教育法》作保证，有各地成功经验可借鉴，有各级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农村教育一定会迎来新的发展。”

　　就在本文结束时，记者又得知一所已有半个世纪历史、辉煌时近千名学生的河曲县寺也中学在国庆节后初三年级正式停课了，原因是现在该校三个年级只剩下不到三十名学生，而这些“坚守者”看来也只好选择进城了。《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韩文/山西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