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政变”：帝国乌云中的闪电（上）

　　光绪皇帝

　　翁同龢

　　康有为

　　梁启超

　　王觉溟

　　架在皇帝脖子上的四把刀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戊戌变法”正式拉开序幕。

　　举国上下的维新志士欣喜若狂。梁启超说：“以变法为号令之宗旨，以西学为臣民之讲求，著为国是，以求众向，然后变法之事乃决，人心乃一，趋向乃定。自是天下向风，上自朝廷，下至士人，纷纷言变法，盖为四千年拨旧开新之大举!一切维新，基于此诏，新政之行，开于此日!”

　　人们热切企盼着这个暮气沉沉的帝国能从此焕然一新，走上国富民强的道路。然而，当时几乎没有人会想到，“戊戌变法”还有另一个名字叫“百日维新”。从光绪帝下诏开启新政到维新彻底失败，历时仅103天。

　　二十五日（6月13日)，徐致靖上书举荐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张元济、梁启超五人协助皇帝推行新政。光绪帝早就盼着这一天了，当即宣旨于二十八日召见康有为。

　　年轻的皇帝在紫禁城中踌躇满志地规划着他的宏伟蓝图，目光炯炯地展望着大清帝国的明天。他几乎相信自己已经握住了清王朝这艘巨轮的船舵，尽管这艘船早已千疮百孔，但是他有信心把它一一修复，并让它按自己既定的目标快速航行。至于慈禧这个六十三岁的老舵手此刻在干些什么，他似乎并不在意。太后不是已经发话了吗?皇上办事，我不阻拦。年轻的皇帝对这句话毫不怀疑。是啊，太后老了，也该享两天清福了!这内忧外患的烂摊子就让朕来一肩挑吧。

　　可他错了。此时此刻，慈禧太后正坐在颐和园昆明湖旁的凉亭里。她并不是在欣赏初生的荷花，而是在颁布懿旨——

　　协办大学士翁同龢，近来办事，多未允协，以致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且每于召对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辞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枢机之任。本应查明究办，予以重惩，姑念其在毓庆宫行走多年，不忍遽加发谴，着即开缺回籍，以示保全。

　　这道懿旨是一把刀。它一下就砍断了光绪皇帝的臂膀——把皇帝二十年的老师，时任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的翁同龢赶出了朝廷。

　　接着，慈禧太后颁布了第二道懿旨——

　　嗣后在廷臣工，仰蒙皇太后赏赐，及补授文武一品暨满汉侍郎，均着于具折后，恭诣皇太后前谢恩；各省将军、都统、提督等官，亦着一体具折奏谢。

　　这第二道懿旨是第二把刀。它砍断了维新党人的晋身之阶，杜绝了光绪皇帝破格任命维新党人为高官的可能性，把帝国二品以上高层官员的人事权紧紧握在慈禧自己的手中。

　　然后，慈禧太后颁布了第三道懿旨——

　　直隶总督王文韶着迅即在京觐见，着大学士荣禄暂行署理直隶总督。

　　这第三道懿旨是第三把刀。因为直隶总督管辖着北洋三军——董福祥的甘军、聂士成的武毅军和袁世凯的新建陆军。所以，慈禧在这个时候把帝国的精锐部队交到后党的头号人物荣禄手上，也就相当于给了他一把最锋利的刀，准备随时砍向光绪帝和维新党人。

　　最后，慈禧太后颁布了第四道懿旨——

　　本年秋间朕恭奉皇太后幸天津阅操，着荣禄预备一切。

　　这第四道懿旨是第四把刀。其用心昭然若揭，就是以赴天津检阅北洋三军为借口，让荣禄把刀架在光绪的脖子上，迫使他让位，然后由西太后慈禧再度临朝听政。

　　就在《明定国是诏》颁布的四天后，慈禧命人将这四道懿旨送到了皇帝的面前，让他以天子名义下诏。

　　年轻的皇帝坐在龙椅上愣了好长时间。他的脸色显得比以往更为苍白。最后他把天子印玺盖在了诏书上，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

　　新政的旗帜已经在紫禁城的上空呼啦啦地飘卷。他只能扛着旗子往前走。他没有选择。可是，对于一个脖子上架着四把刀的人来说，这路能走多远呢?

　　一场历史性的对话

　　四月二十八日（6月11日），康有为一早就来到颐和园仁寿殿外的朝房内，觐见光绪帝。这一对神交已久的君臣终于见面了。

　　光绪皇帝的长相在康有为的意料之中，也在他的意料之外。皇帝前额饱满，双眉清秀，目光安详而有神，鼻梁端正挺拔，嘴唇很薄，嘴角微微上扬，看上去的确有人君之相。可是康有为也注意到了，他的脸色过于苍白，神情虽然高贵却略带忧郁，面容俊秀儒雅却无人君之威。

　　康有为行礼之后，皇帝赐座，问了他的年岁出身，语气柔软而倦怠。康有为的心底忽然闪过一丝细微的失望。可他很快就抛开这个念头，开门见山地对皇帝说：“四夷交迫，分割渐至，我中国覆亡无日!”

　　光绪轻叹了一声：“都是那些守旧者造成的。”

　　康有为：“皇上圣明，洞悉病源。既知病源，则药方就在此。既然守旧只能导致祸败，那么非变法维新便不能自强!”

　　光绪点头：“今日诚非变法不可。”

　　康有为：“近年来并非不言变法，然而，少变而不全变，举其一而不改其二，连类并败，必至无功。譬如一殿，材既坏败，势将倾覆，若小小弥缝补漏，风雨既至，终至倾压，必须拆而更筑!”

　　光绪：“拆而更筑!?”

　　康有为点头说：“今数十年诸多大臣所言变法者，率皆略变其一端，而未尝筹及全体。所谓变法，须自制度与法律先为改定。今所言之变法，是变事而已，非真正之变法!臣请皇上变法，须先统筹全局而全变之，又请先开制度局而变法律，乃有益也!”

　　光绪频频点头。

　　可康有为看见皇帝的目光忽明忽暗。康有为用手拭去额上因激动而沁出的汗珠，接着说：“臣于变法之事，曾稽考各国变法之原由及曲折之过程，择其可施行于中国者，斟酌而损益之，令其切实可行。章程条理，皆已具备，倘若皇上决意变法，可备采择，只待推行而已!西方讲求三百年而治，日本施行三十年而强，我中国国土之大，人民之众，变法三年，可以自立!此后则蒸蒸日上，富强可驾万国!以皇上之圣，变法图强，在一反掌间耳!”

　　光绪的脸上逐渐泛起血色，可转眼间便又消退下去。他说：“不错，你讲的条理甚详。”

　　康有为注视着皇帝的表情，说：“皇上圣明，既然有见于此，为何迟迟不采取行动，以坐致割弱呢?”光绪想起昨日的四道懿旨，瞥了一眼殿门口的那道布帘，苦笑了一下，低声说：“奈何有人掣肘，朕放不开手脚啊!”

　　光绪挪动了一下身子，康有为看见这个苍白而忧郁的皇帝仿佛笼罩在一片巨大而浓重的阴影中。他知道，那阴影来自西太后。

　　康有为在内心长叹一声，沉默片刻，说：“就皇上现在之权，行可变之事虽不能尽变，但若能扼要地推行一些大政，亦可以救中国。不过如今的大臣们老迈守旧，不知西方富强之由，皇上若依靠他们变法，无异于缘木求鱼。”

　　光绪：“国事全误于守旧诸臣之手，朕岂不知?但朕之权不能去之，且盈廷尽是，势难尽去，当奈之何?”

　　康有为：“请皇上勿去旧衙门，而唯增置新衙门；勿黜革旧大臣，而唯渐擢小臣。多召见才俊之士，不必加其官，而唯委以差事，赏以卿衔，许其专折奏事足矣！彼守旧大臣向来本无事可办，今但仍其旧，听其尊位重禄，而新政之事，別责之于小臣。则彼守旧大臣，既无办事之劳，复无失位之惧，则怨谤自息矣!不必尽去之也。”

　　光绪说：“不错。”

　　康有为：“今日之患，在吾民智不开，故虽多而不可用。而民智不开之故，皆以八股试士为之。今群臣济济，然无以任事变者，皆由八股致大位之故。故台湾辽东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二万万之款，不赔于朝廷，而赔于八股!胶州湾、旅顺、大连、威海、广州湾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

　　光绪黯然神伤，说：“是啊，西人皆为有用之学，而吾中国皆为无用之学，故致此。”

　　康有为：“皇上既知八股之害，是否可以废除?”

　　光绪：“可以。”

　　康有为：“皇上既然以为可废，应自行下诏，勿交部议。若交部议，部臣必予以驳回。”

　　光绪首肯，然后又就筹款、译书、留学、游历等事与康有为谈了许久。

　　这一场君臣之间的对话整整持续了“十刻钟”(两个半小时)，为“向来召见臣僚所未有”。

　　数日后，光绪帝下诏任命康有为为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许其专折奏事，即直接上书皇帝，不需由官员代递。不久后皇帝又召见了梁启超，给他六品衔，负责办理大学堂和译书局事务。

　　光绪帝迫于后党和守旧大臣的压力，虽然只给了他们六品衔参与新政，但是毕竟为康有为争取了一个“专折奏事”之权。自此，康、梁等人当之无愧地成为皇帝的智囊和新政的思想库。在新政期间，康有为充分利用手中仅有的奏事之权，先后以自己的名义或以其他维新官员的名义呈上的奏折共计47份，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教、军事等各个方面，指导着变法的走向，为戊戌新政提供了全面的施政纲领和具体的实施细则，勾画出了一幅革旧布新富国强民的宏伟蓝图。在此基础上，光绪皇帝开始大刀阔斧地推行新政。从颁布《明定国是诏》到戊戌政变爆发的短短三个多月内，其所颁发的新政谕旨达280多件，平均一天2－3件，创下了清王朝开国以来从未有过的记录。

　　然而，几乎从变法的第一天开始，年轻的皇帝便遭遇了强大的阻力。对于新政，皇帝下定了破釜沉舟的决心，而守旧势力则摆出了寸步不让的架势。皇帝毅然决然地宣战了。他决定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可他并不知道，这是一场终将血流满地的PK。

　　（摘自《喋血的权杖》由九州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