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大维其人其事

　　文/商 浩

　　直到前几年，俞大维的名字才又被人们重新提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的一项重要活动是表彰为两弹一星做出巨大贡献的23位杰出科学家。在颁奖大会上，受奖的首席科学家钱学森在讲话中说：“……今天我们能交出这样一张成绩单，要特别感恩和怀念三位先贤前辈，第一位就是俞大维先生。例如在场的受奖人任新民、屠守锷、姚相斌、孙家栋、黄纬禄、徐兰如、沈正功及谢光选均系在俞大维的兵工厂及研究机构工作或资送出国留学培养出来的人才……”在座的江泽民、朱基、李瑞环、胡锦涛、李岚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均报之以热烈的掌声。这段显示出我国科学家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严谨的治学态度的讲话，在台湾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无疑为沟通海峡两岸关系起了积极作用。笔者在上个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就有幸接触到俞大维先生在大陆的不少亲友，也浏览了不少俞大维先生亲自撰写的文章及其在台袍泽的回忆录与纪念文章，逐渐了解到他不少鲜为人知的片断。

　　俞大维是浙江绍兴人，1897年12月25日出生，先后就读于复旦大学、圣约翰大学，21岁时到哈佛大学攻读数理逻辑，拿到博士学位后又到德国大学攻读数学及德国哲学，并有幸系统地聆听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取得第二个博士学位后俞大维便留在德国进行兵器及战略研究，后婉拒美、德等国的高薪聘用，毅然回国效力。俞大维于1933年任国民党政府兵工署署长，1946年初任交通部长，1949年赴台，1954年在台湾出任“国防部长”。1993年7月8日因病于台北辞世，享年96岁。

　　俞大维既非黄埔出身，又非职业军人，甚至终生未参加国民党，却以学者的身份担任“国防部长”这一既重要又敏感的职务，一干就是十年，并且口碑甚好，这不仅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即使后来也没有这样的事例。不少人对俞大维充满好奇，但由于他生活低调，不事张扬，不写日记，也不写回忆录，甚至不赞成人们为他写传记，因此外界对他的政治态度、处事原则、生活情趣、家庭生活知之甚少。

　　俞大维在德国研修军事期间，曾参与国民党政府购买德国军械事宜，十分认真，又十分清廉，被国民党任命为驻德国商务调查部主任，后来多次督导采购外国的军需物资，直至回国以后。按照国际惯例，收取工厂回扣是天经地义的事，至于暗箱操作，更是数不胜数。为了防止弊端，凡是大规模的订货，俞大维都亲自参与。1930年他奉命采购欧洲有名的博福斯(B ofors)工厂生产的75型山炮，他亲自到工厂所在地瑞典去洽谈。当时国民党政府每年都向该厂购买12门这种山炮，厂方也照例为他准备了12门，并告诉他将有一笔不菲的回扣(那时叫“佣金”)。当他知道这笔回扣正好购买3台同样规格的山炮以后，立即平静地说：“希望你们赶工，15门山炮一齐交货。”这句轻描淡写的话让工厂的上层人士大吃一惊。他们只知道俞大维谙熟军械，精通外语，举止儒雅，却不知国民党政府中尚有如此廉洁之官员，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他们希望交下这个朋友，但又不敢贸然送礼，最后工厂向政府报告此事，并提出申请，由瑞典政府赠他一枚勋章。回国后俞大维对此事缄口不提，直到四十多年后才为人知晓。

　　在兵工署工作的12年间，他不但注意国外科技动态，还专门成立了研究部门，开发研制适合中国国情的军械。在抗战8年中，兵工署下辖的许多兵工厂生产了大量的武器弹药，保障了正面战场的武器供应，因此他常戏称自己是“打铁的”或 “铁匠”，并以尉迟恭自况。他是弹道专家，各兵工厂有重要武器试验，他必定亲临现场，并对有关技术人员进行指导。他还以兵工署的名义向国外派了不少研修生，后来，这些人才为新中国国防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与国民党政府的其他军政要员相比，俞大维最可贵的是清廉。对美国现代史有研究的作家芭芭拉·塔克曼女士在他的《史迪威》传中对国民党政府诸多要员颇有微词，但却多次以各种例子来称颂俞大维廉洁公正，知识广博。二战时期美国驻重庆记者西沃道克·怀特曾在其著作《霹雳中国》中多次批评国民党政府官员腐败，却也极力推崇俞大维。

　　俞大维常说自己是“半生戎马，半生书生”。他好藏书，更好读书。他在自传体散文《超以象外，得其环中》中说： “……经学方面我是从《公羊传》开始的，接着是《谷梁传》、《左传》、《四书》、《礼记》；史部方面选读《史记》及《汉书》、《通鉴》；子部以老、庄为主，另选读荀子文章；集部从《楚辞》开始，一直念到《昭明文选》、《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钞》……”，至于军事、科技方面的书籍读得更多了。去世前俞大维立遗嘱，将藏书分为两类：军事科学书籍全部捐赠“三军”大学；文、史、哲及自然科学书籍全部捐赠台湾大学图书馆。据统计，仅捐赠台湾大学的书籍就有7000余册。

　　书籍多了就要有藏书的地方。俞大维谢绝了政府配备的豪宅，而是借住在妹妹、妹夫家经过改造的厨房里，屋顶还是斜坡。俞大维的妹妹俞大在台湾大学外语系任教，妹夫傅斯年是文化界名人，时任台湾大学校长。当时傅斯年的住所也很简单，是由一家日本招待所稍加修葺改建而成的。到过俞家的人都说，他家到处都堆着书，四壁是书架与书柜，他自己则像被书桌上的书埋在书堆里。俞大维先生认为，自己身为“国防部长”，外出巡视的时间远远多于在家居住的时间，只要能有地方妥善藏书即可。直到80年代，俞大维才有了自己的寓所。

　　俞大维身居要职，数次调动工作，他绝不带一个“自己人”走马上任，也从不安置一个私人。他在接受“国防部长” 职务前曾提出两个条件，否则绝不就任。一是不管人事与财务；二是用人无类，节省公币。他本人不送礼，也不收礼，用人唯才，不论派系。由于他本人不是职业军人，也不是国民党员，所以能公平、客观地处理各种问题，赢得了很好的口碑。

　　每当人们对俞大维清廉、自律、爱国的品德称道时，也都为另一件事暗中诧异：一个研究自然科学、并不热衷政治的人为什么长期追随蒋介石？为什么生前身后处处表示对蒋介石的感恩、眷念之情？蒋、俞之间既没有任何亲缘关系，也没有任何私交，这种感情从何而来？对于蒋介石的为人，俞大维先生不会没有耳闻，为什么这种深挚的感恩之情到了暮年更是升华到了极致？要弄清这个问题，就不能不追溯到俞大维的出身及家庭影响了。正是这种潜移默化直至根深蒂固的影响，决定了俞大维的性格特点和处世态度。

　　俞大维自幼便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儒家传统思想终生支配着他。加之他的母亲曾广珊是曾国藩的长房长孙女，自幼受到严格的家教。曾氏家族甚至旁系亲属都是按《文正公家书》的精髓教育后代。由于父亲去世较早，母亲的教育就更显得突出。母亲淹贯文史，博闻强记，不论是经、史、子、集还是诗词、小说都能深得其味，这些都浸润着幼年的俞大维，特别是曾国藩的一句“不近人情的事不做”更是成了俞大维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的重要准则。俞大维学习刻苦、严于律己、清正廉洁都是缘于这个原则；身先士卒、宽厚待人、忠于职守更是发扬了这个原则。

　　在德国留学与工作近十年，期间担任驻德国商务调查部主任，此时的俞大维与蒋介石并无交往，但由于蒋介石对德国的军械装备、军队训练及有关业务都十分崇拜，而俞大维正是这方面的青年专家，自然被蒋认为是可用之才。俞大维抱着满腔热忱回国效力。为了回国，甚至割舍了一段感情，带着稚子独自离开德国。

　　俞大维从兵工署长、交通部长，一直做到“国防部长”，在常人眼里，一定与蒋介石过从甚密，但据他自己说，与蒋介石见面机会多，但谈话次数极少。第一次与蒋介石正式谈话是在汉口，蒋介石与俞大维谈兵工署撤退的有关事宜。也许是蒋介石看到俞大维把兵工署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又绝无政治野心，因此对他十分放心，此后蒋介石对兵工署的工作不再过问，俞大维可以按照自己的设想和形势的需要，把兵工署逐渐建成一个生产、研制、开发新武器的基地，培养了不少人才。俞大维感到蒋介石确实厚待自己，身边没安排一个人掣肘，自己在国外所学的专长有了施展的舞台，这一切正是自己所追求的。基于这些，俞大维开始感念蒋介石的知遇之恩。

　　最令俞大维感动的一件事发生在抗战胜利之后。当时兵工署尚未回迁，俞大维正在重庆侍奉母病，联军要求蒋介石派俞大维到上海视查并接收日寇一座重要军械库，俞大维仿照李密也写了一份“陈情表”给蒋介石，称自己“报国之日长，报母之日短”，请求蒋介石另派他人。蒋介石不但没有怪其“抗旨”，相反，派专机并配备了医护人员将俞大维母子接往上海，使俞大维得以忠孝两全。这件事使俞大维对于蒋介石的恩德没齿难忘，以至在蒋介石撤离大陆时俞大维义无反顾地随行前往。临走时，周恩来曾通过俞大维在大陆的近亲极力挽留他，俞大维表示，对于蒋家王朝的前途他很清楚，但若不报蒋介石的知遇之恩，便是“不近人情之事”。

　　与蒋介石的另一次谈话是在淮海战役期间。当时俞大维任交通部长，奉命给徐州、蚌埠一带的国民党军队空投粮食。投粮的当天下午，蒋介石来电话问粮食是否投到，俞大维只回答：“投到了。”蒋又问了一些空投细节，最后反问：“你怎么肯定投到了？又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俞大维又只是一句：“是我亲自坐运输机去空投的。”俞大维之所以亲自空投，是他觉得军队在天寒地冻又严重缺粮的困境中实在太辛苦，如果敷衍了事就太“不近人情”了。俞大维的回答让蒋介石深感宽慰，也更了解俞大维的为人。这件事为俞大维以后接任“国防部长”奠定了基础。

　　深得蒋介石信任的下属确实不多，在重要岗位上担任要职的就更少了。俞大维在任“国防部长”期间克尽职守，尽心竭力，蒋介石对这位“国防部长”是满意的。俞大维晚年曾对人披露，他的办公室与蒋介石的办公室有一道暗门相通，可以随时见面，但是他们两人谁也没有用过这扇门，可见他们是互相理解、互相信任的。大概除了对俞大维外，蒋介石对任何下属也没有如此信任过，所以俞大维在不同场合多次表示要报“知遇之恩”，越是这样，也越要“士为知己所用”了。

　　蒋介石去世以后，每逢忌日或冥辰，俞大维必去慈湖陵园叩首谒陵，风雨无阻。晚年的俞大维行走不便，以轮椅代步，依然每年两次谒陵叩首，常常感动得在场的谒陵群众也随之跪下。

　　1977年，俞大维身体大不如前，于1月20日立下遗嘱，其中第一段是：

　　余追随故总统蒋公四十七年，曾任兵工署长、交通部长、国防部长。赖蒋公专纯信任，得达成艰巨任务，知遇之感，永志难忘。

　　最后一段是：

　　余去世以后，遗体火化。不举行任何吊祭或纪念仪式，亦不得收受亲友赙赠，骨灰由长子扬和(俞大维长子俞扬和曾任国民党空军飞行员，抗战时期多次驾机参与对日空战，后定居美国。——作者注)驾机撒于金门海面，先飞过故总统蒋公之陵寝及故副总统陈公之墓园，以致余最后之敬礼。

　　俞蒋之情不可谓不深矣。

　　俞蒋之情整整延续了一个甲子，但俞大维始终未加入国民党，也从未对任何人谈及个中缘由。俞大维退休后，曾有一位台湾要员去拜访他，要介绍他加入国民党，他平静地从容回答：“人都老了，何必再学吹鼓呢！”

　　俞大维早年研究战略与军械，长期从事与军事有关的工作，他关爱士卒，认为危险的地方决不能让士兵去打头阵，所以深得官兵好评。

　　晚年的俞大维一直生活在台湾，对两岸关系十分关注。他曾对人表示，希望两岸和平，不要再起干戈。还说，凡是打过仗的人都不愿意看到战火重燃，因为战争只能带来灾难，对谁都没有好处。

　　如果俞大维先生健在，看到海峡两岸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致力于祖国统一大业，看到两岸坚冰逐渐消融，看到两岸人民的交往日趋频繁，凭他的学识与见解，他不会无动于衷的。

　　九十随语

　　今天，亲朋好友、各界人士都以为我九十二岁，我生于光绪二十三年丁酉 年的圣诞节，离过年还有七天，但是按中国人的算法就差了两岁。因此只有我一个人感觉自己九十岁。

　　一生中影响我最深的，是母亲经常对我转述曾文正公的一句话——不近人情的事他不做。我也是如此，不近人情的事，我不做。母亲是曾文正公的孙女，这句话由母亲说来倍觉平易深远，我因而终身奉行不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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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俗话常说“人生如戏”，我是这句话的信徒。认为剧本冥冥之中早已经编好了，故事的发展由不得你作主，操纵在编剧者的手上。譬如我这个念哲学、数学的人，为什么会终身献身戎马呢，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

　　在人生这场戏中，我只是个配角，跑龙套的，只管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不使整场戏乱了阵脚，哪敢理会活得愉快不愉快！因此我很少往前瞻望什么，只因我知道还没有发生的事不能预知，一切由编剧作主，就是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已”。然而偶尔回顾往日，总算还能自豪地说一句，我演得并不差！

　　我的生活很简单，像是：看戏只看一段——自己演的这段；喜欢牛肉面、汉堡，因为这些食物方便；四十岁后戒烟、酒，现在每晚喝一小杯，只是为了促进血液循环，没有特殊的理由；住的房子是以前日本招待所的厨房改建的，卧室屋顶斜一边，是后来加盖的，目前可说仍过着老兵的生活。

　　日常生活，我遵循和平的原则，从来没有发过脾气，不交个性暴躁的朋友，也不聘用得大吼大叫才能做好事的人。在家中，我既是个温和的丈夫，也是慈祥的父亲，我的小孩不曾挨过骂，道理是我认为骂多了的小孩子是长不成器的。至于夫妻间的小吵是常事，劝架的人才是多事。这个原则使我九十年来始终保持愉快的心情来做事，和我接触的人也都能濡染到我的乐观心性。

　　我是个普通人，过着和一般人没有两样的生活，所以老百姓相信的我都信。举个例：我到北港妈祖庙去，看到一些善男信女抽签、卜卦、磕头，我也跟着向妈祖磕头，有人就笑我：“你是学科学的，为什么也相信这一套呢？”我只简单地告诉他：“因为老百姓磕头，我也是老百姓。”

　　我知道我的哲学，到西门町去随便问个路人，就会得到答案，只不过他或许不是睡在厨房里。

　　我最喜欢什么呢？音乐吧！在德国四年，每个月都去听音乐会，现在耳不聪、目不明，却能感觉到身边时常使人心境安宁的音乐。我也喜欢文学作品，只是标准不高，我对生活的要求是简单，自然不想拿些深奥的哲理来麻烦自己，所以我喜欢像白居易等所写的妇孺皆知的作品。

　　俞大维

　　(本文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