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含之乔冠华再续十年风雨情

　　文/叶 航

　　多少年了，上海没有下过大雪，2008年1月26日一早出门只见大雪纷飞，寒气逼人。车在茫茫的大雪中不敢高速行驶，中环路上的车辆比平时慢了许多，有的甚至亮起闪烁的双跳灯。手机响起，怕影响开车我不敢接电话。一会儿短信来了，我随手按键只瞄了一眼：章含之老师于今晨8：24分去世……我的心咯噔一下，立马打起了双跳灯，靠边停车。我盯着短信看了很久很久，拨起北京的电话，那边一直忙音，泪水早已经像车窗上的雨水一样汩汩而下，任凭刮水器不停地摇摆也无法擦干。

　　2007年11月底的时候，去北京出差我还专门去看望过章老师。她虽然有病在身，但依旧谈笑风生。那天本来是约好一起吃晚饭的，可因为我有其他的事情临时改在下午，只好跟章老师商量，能否上午见个面？章老师电话里稍有停顿，但马上又答应了。她家的四合院里有工人在维修，四合院的大门正敞开着，我径直走到章老师家后面的客厅，看到她已经端坐在沙发上。我走到她跟前的时候，她没有起身，我心里就感觉到她是真的生着病呢，要不，她很讲究客套的，好朋友登门她是绝对不会不起身迎接的。身旁放着氧气机，她说刚刚吸过氧气，但见她讲话还是有些喘息，身体明显瘦弱了很多。她说：“小叶(从我是小叶的时候她就一直这样称呼我，即使我成老叶了，她也还是这样称呼)，见一面少一面了，没想到这个纤维肺毛病折腾得我够呛，或许会被长征医院的朱教授言中了，我会死在这个毛病上的。”章老师倒是一直敢于笑谈死亡的，不过，我还是打断了她的话，我说：“别瞎说啦，没那么严重的。”

　　在章家客厅里坐了两个小时不到，我起身告辞，章老师想立起身来，被我挡住了，我说：“不客气了，你身体要紧。”可她还是站起来，满脸感慨地拉过我的手给了我一个时下流行的拥抱礼，我说：“等你到上海过年，好吗？”她说：“好的，好的。”

　　真的没想到这是我们最后的见面。

　　章老师很相信本命年说法的，就是最后一次我去看她的那天她说：“本命年是有些晦气，我的每一个本命年都有些麻烦事儿，上一个本命年是我大手术，再前一个本命年是老乔去世，这个本命年我又这么不好，哎！”我说：“没什么啦，这个本命年不就快要过去了么。”她说：“是啊，但愿这个本命年快点过去吧！”谁知道，阳历的2007年是过去了，可农历的丁亥年还在眼前晃，章老师她还是没有逃过她的本命年这一劫！

　　红门“遗老”

　　红门，是那悠悠岁月下厚漆斑驳的大红门，“遗老”，只是章含之的自嘲。“老”字对于她似乎有些过分，而沧桑世变她倒是确确实实地经历过了。章含之，1935年出生在上海，1949年随父亲章士钊迁居北京，1953年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读书，后留校任教。1963年开始，教毛泽东主席外语，1971年3月由毛泽东主席亲自点名调外交部工作。她曾直接参与了尼克松访华、中美建交、中日建交以及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建交的一系列外交活动。1973年她与当时的外交部长乔冠华结婚。上世纪70年代的中国外交空前繁忙，乔冠华是当时中国外交领域的一颗巨星。章含之为人们所注目，除了因为她是章士钊的女儿，毛泽东的外语老师以外，还和她频繁地参加国家的各种外交活动，频频在电视、广播、报刊上出现有关。此外，她与当时蜚声中外的大外交家乔冠华的结合，也给她罩上了挥之不去，又无可奈何的光环。

　　2000年3月底的北京，风沙已刮过好多天了，去章家采访的那一日，天突然阳光明媚，没有一点儿风沙。与章老师约好的时间是上午9点，而同去的摄影记者考虑光线、背景等，我们早晨6点就来到章家所在的史家胡同。尚未吐出嫩芽的海棠树，青灰色的砖墙，高高的门楼以及厚漆斑驳的大红门，在晨光下透出北京四合院的历史沧桑。

　　采访在章家后院的客厅进行，章老师说她很少在这里接受采访，这里曾是她父亲会客的地方，当年周恩来总理好几次来这里，就坐在这沙发上，她手指着沙发告诉我们。沙发至今没有换过。总理的照片还放在沙发后面的书桌上。她说，后来冠华也在这儿会客，有时还在这儿办公。“也许因为这特别的场地，来这里的朋友们常常沉浸在历史的恍惚之中。”“在这前清朝廷官员的老房子里，谈论中国近代风云人物，从毛泽东、周恩来，到这大院后来的主人章士钊、乔冠华，再到我自己和我现在整天忙着网络公司的女儿妞妞，你会有一种很奇特的感觉，时代与思想的撞击让你感慨万千，思绪的花瓣会像雪片一样漫天飘舞。”

　　“多少年以前，父亲还在的时候，或是冠华还在的时候，秋日午后的斜阳照在院子里，照在叶子已经发黄的葡萄架上，你只看到院墙以上的天空、云和阳光，墙外的一切看不到也听不到，院子里静谧的景象总让你的思想凝固在某一个你意想不到的尘封的岁月里。现在章家的人一个个走了，多数在异国他乡，女儿妞妞也离开了这四合院，尤其是老乔突然离我而去的那段日子里，在这四合院我怎么也待不下去了，整个儿的我麻木了，似乎只有一个感觉——尽快逃离‘现场’。”章含之老师一边说，一边不停地为我们煮茶，我们品着她用心煮沏的香茶，听着她不紧不慢地道来。我们好像在听故事，不过她微笑的脸上时而闪过几丝惆怅，眼眸里一直湿润润的。

　　从章含之湿润的眼眸里我们读到她面对这草木皆是情的“四合院”所承受的重压。她说她也曾经试着割舍这幢与章家有着近半个世纪缘分的四合院，回到生她养她的上海去，或者到喧闹的深圳蛇口去，到远离尘嚣的美国去，移居到其他城市去。然而不行，一切都失败了。似乎不管她走到哪里，“四合院”的影子都萦绕在她的眼前，那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心绪让人无法忍受，直到拎着皮箱重新跨进这四合院的大红门时，一切才归于平静。“可是，平静只是暂时的，在这踱满我父亲方步的院子里，在这曾经到处充满老乔笑声的厅堂里，在这与章家有着近半个世纪热烈情结的四合院里，我孤零零地守望着日渐遁我而去的一切，又如何能归于平静？”人就是那么奇怪，在惧怕痛苦的同时又不肯离开那段痛苦，所以，只得用回忆的绷带把痛苦包裹得越来越深。“自从冠华去世以后，这院子里的草木似乎也生活在悲悯之中。”“那两棵合欢树本来一直忠贞不渝地守护在前院的东西两侧，每年开得满树粉红色的花儿，用它甜甜的幽香抚慰着主人的心灵。可是，四年前，西边的那一棵突然死去了，不久，东边的那一棵也死去了。两棵合欢树的死去，把厚实而温柔地遮盖着章家四合院的浓阴也带走了，很久我也不能接受这样的事实。”就在我们说到合欢树的时候，花木公司的员工送新的合欢树秧来了，章老师停下我们的采访，要亲自到前院去看花木公司的员工种树。此时的她高兴得像个孩子，一个劲儿地问：这是不是真正的合欢树秧？这要几年才能开花？她默默地对着树秧念叨“是合欢就好，是合欢就好，有这么大的树也不错了，今年就能开花那更好了。”

　　章老师告诉我：“一个月光明亮的深夜，我被一阵轰鸣声吵得不能入睡，在客厅里我陡然发现院子的上空有一闪闪发光的巨型金属物在响声中缓缓移动。我第一个反应竟然是太空外来飞行器，好久才醒悟过来那是巨型塔吊的长臂伸到了我的院子的上空。这场面刺激我很久很久，我都失去了在院子里赏月的兴趣。”显然，一种“守与退”的矛盾时刻撞击着她的心灵。她几次说起：“你们晚来几天就可以看到我院子里的海棠树、梨树长满叶子的景象了，要是开花的时候就更好看了。”她希望海棠树和梨树永远枝繁叶茂花儿盛开，她不想守着寒风泣号中的枯木朽株。在精神上保持一种傲视冰雪风霜永葆青春的气节对她来说太需要了。

　　一朵冬天里的玫瑰

　　我曾读到过这么一句英文：“God gave us memory so that we might have roses in December”(上帝给了我们记忆﹐所以我们会在冬天里拥有玫瑰)。我的英文不怎么好﹐然而这句话却记得很牢，我也能完全领略这句话动人心魄的意境。80年代末初读到这段英文的时候,我刚刚认识章含之不久﹐我由这句话联想起章含之来。我不是说章含之是冬天里的玫瑰，而是想到章含之在冬天里所拥有的玫瑰。

　　我读过章含之写的《风雨情》﹑《那随风飘去的岁月》﹐后来又读了她新出的《跨过厚厚的大红门》。读《风雨情》是1995年1月﹐农历的寒冬腊月﹐我带着这本书去旅行﹐旅行的地方正是章含之的先生乔冠华的老家盐城。我在芦苇丛生的滩涂上﹐在茫茫大雪中拍摄冬天里的丹顶鹤﹐也在寒风泣号的农家茅屋里﹐在昏暗的油灯下读完了她的《风雨情》﹔读《那随风飘去的岁月》是1998年的1月﹐也是冬天﹐读过这本书的第一个感觉就是想﹕章含之的那些“岁月”并没有随风飘去﹐她或许是被那些“岁月”所缠绵；《跨过厚厚的大红门》是2002年6月出版的，虽然书中的许多情节我已经知道﹐拿到书的那一天﹐我还是迫不及待地读了一整天。直到夜里两点﹐我还闲坐在沙发上发愣。章含之所出的三册书﹐应该说是三种不同内容的书﹐可是三册书中都有她放不下，舍弃不了的《十年风雨情》。

　　有朋友曾直截了当地对章含之说：你活得太累﹐太不值得﹗你不为自己活着﹐你永远生活在乔冠华的影子里。章含之听得泪流满面。她其实一直很坦然地面对生命﹐她总是说自己身体不好﹐生命无多﹐她要在不多的时间里做许多她要做的事。也许﹐“跨过厚厚的大红门”是这些所有她想做的事情的灵魂。“跨”过去很容易﹐想摆脱那些牵挂太难。她一直在努力﹐一直在试图把那些太多的牵挂栽种成“冬天里的玫瑰”。

　　2000年10月的一个雨天﹐章老师让我陪她去上海青浦的“福寿园”﹐为她的父亲章士钊看墓地。上海的秋雨下起来比清明时节的雨还要让人伤感。这本该是由她女儿洪晃陪她的﹐洪晃坚持不肯﹐为的是不肯让她去墓地。章含之固执地要去﹐于是托我帮忙﹐我作为朋友不可推脱地陪她去了。不巧的是﹐这天下着雨﹐雨透着寒气﹐在透着寒气的秋雨中﹐章含之走过一段很长的墓地小路﹐还不时地阅读着一些墓碑上的碑文﹐这里有她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亡灵﹐在秋风秋雨中我们看得有些打颤﹐最后为章士钊老人选定了一块依山傍水的风水宝地后﹐我们便匆匆撤退了。记得﹐这天的天气真怪﹐我们从市郊青浦回到上海市区时﹐阳光竟一片灿烂。

　　章含之决意要做一些事﹐是1994年她大病一场以后。第一桩事儿就是要整理她父亲章士钊所有的著作﹐为父亲出全集。这事儿总算在2000年初得以完成，她在上海以及在北京专门为父亲的全集出版举办了首发仪式和章士钊作品研讨会。把父亲的骨灰移到上海落葬﹐也一直是章含之的心愿。选定了上海青浦“福寿园”的那块墓地后﹐她找了中央美院著名的雕塑家钱邵武先生为她的父亲立一尊铜像。2001年冬天﹐铜像的泥塑稿在青浦定型后﹐我又一次陪章含之去“福寿园”看她父亲的塑像。从市区赶到市郊青浦已是晚上6点多了﹐我们直奔“福寿园”的创作室。章含之没有想到，当我们推门而入时﹐栩栩如生的章士钊塑像陡然矗立在我们面前。她张大着嘴巴差点叫出声来﹐谁都看得出那神情分明是在喊﹕“爹﹐真的是你呀！”在场所有的人都看到章含之的泪水就要夺眶而出﹐大家都默不作声。越是在如此的寂静中﹐那塑像的神情越是逼真，逼真到让人生怕它会突然动起来﹐或是会说出话语来。章士钊的墓及其铜像于2002年的4月2日在“福寿园”落成﹐那块章含之亲自为父亲选定的风水宝地上﹐终于有了她心目中拟就的“风景”雏形。

　　《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书中的《昨日旧事残梦》﹐是章含之所写的回忆她与她所爱之人乔冠华共同外交生涯的往事。说是“往事”﹐她说“往事不堪回首”﹔说是“残梦”﹐她说“残梦也被撕扯得无影无踪”﹔说是“昨日旧事”﹐又何止如此轻描淡写﹖所以﹐在她所写的一笔一画中﹐无不渗透着那些割舍不得的“旧事残梦”所赋予的重压。我记得为了写这些“旧事残梦”﹐她曾特地躲到她青岛的寓所——一套海边的房子里。可是﹐她说她躺在床上可以欣赏海边的风景﹐而美丽的大海让她如释重负的同时﹐却无法去追寻“旧事残梦”的痕迹﹐她只有回到她那牵肠挂肚的北京四合院里﹐思绪的翅膀才会飞翔起来。

　　她常常刻意地去制造一些轻松和快乐﹐力图以此来掩饰内心的伤痛。有些伤痛虽然已经久远﹐但她常常预感到那些久远的伤痛﹐会因为某个细节而重新袭来。

　　2001年的春节﹐章老师说想到上海来﹐她还带了许多年轻的朋友﹐那种旅游团队的活跃气氛调节得非常好。大家开心地游苏州﹑无锡﹑周庄。然而﹐章含之却是在欢笑中带着几分忧伤﹐她本来是寄希望于以我们大家的开心﹑欢乐来掩饰她来到苏州的伤感的﹐可是掩饰不了。乔冠华的墓在苏州东山﹐我们玩得再开心﹐也还是要去东山为他扫墓的﹐我们也明白章含之来江南过年的整个行程﹐就是为了到她的老乔的墓上走一趟。她本来是每年要来东山的﹐因为这几年她自己的身体不太好﹐那东山也越来越难爬了。准备上东山的前一天﹐章含之就满苏州找鲜花买﹐她想买最大﹑最好的鲜花。东山一个面向太湖的山头上﹐松柏苍翠之中是乔冠华之墓﹐章含之几乎是用她整个身体拥抱着她的老乔的墓碑﹐她用手拭去墓碑上的尘土﹐哽咽着与她的老乔说话﹕“老乔啊﹗我来了﹗”没说完就已泣不成声了。寒风吹在脸上的时候﹐我们把一朵一朵花儿的花瓣摘下来撒在老乔没有知觉的墓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