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盛秋

　　“过去侵略者称中国人是东亚病夫，现在开奥运，是展示中华民族强盛的机会。”

　　这是2001年7月13日北京成功申办奥运会当晚，冯理达记下的日记。第二天，她欣喜之余又补记：“上午仍沉醉于胜利的喜悦中，人文奥运、环境奥运、科技奥运，我们的工作都要与这三个方面有关，要努力工作。”

　　那个时候，她鹤发童颜，身体还非常健康；那个时候，她挚爱的丈夫罗元铮还健在，他们约定：2008年携手去看北京奥运。

　　然而世事无常。两年后，丈夫罗元铮突然离世，一起看奥运的梦想破灭了。冯理达伤心至极。但她又不甘，打定主意，一定要精精神神地替丈夫去看奥运。2008年到了，鸟巢盖起来了，水立方盖起来了，福娃的笑脸出现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北京的奥运气氛越来越浓，再过6个月，中国人期盼了百年的北京奥运会就真的要开幕了。但是，冯理达走了，驾鹤西去。留下深深的遗憾。

　　2008年8月8日晚，举世瞩目的北京奥运会盛大开幕，在气势恢宏、如梦似幻的开幕式现场，冯理达的儿子罗悠真百感交集——虽然父母亲没有等到曾久久期盼的这一天，但现在，他已经真真切切地坐在巨大的鸟巢里，来替他们完成心愿了。

　　罗悠真的手机屏保上，是父母亲欢欣的笑脸；他的随身钱夹里，也珍存着与父母团聚的全家福。

　　现在冯理达应该无憾了。

　　兰竹伉俪

　　在冯玉祥的九个孩子中，冯理达是最有个性的一个。

　　她年少懵懂即跟随父母移居他乡，初长成人又遭受失去至亲之恸。在苏联数载寒窗返回祖国后没过几天安静日子，又遭十年浩劫。她苦苦追求二十余载，在半百之年终于如愿参军入党。她的命运多舛多与冯玉祥将军有关，而她那坚强、执著、良善的品格，亦延续自其父冯玉祥的言传身教。

　　1925年，冯理达出生的时候正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动乱的时期。父亲冯玉祥从安徽巢湖的普通农民到爱国将领的奋斗史，深深地影响着冯理达的人生之路。很多人对冯玉祥将军坚决反对蒋介石不抗日的壮举记忆犹新，却很少有人知道在生活中他是一个崇尚简朴的人。在对子女的教育上，冯玉祥相当严格，甚至在女儿冯理达四岁的时候，他就以让她给自己身边的士兵洗袜子这样的极端方式，教育孩子要勤俭、自立、乐于助人。冯玉祥曾被迫带领全家在泰山脚下的一个祠堂里过了一段隐居生活。在冯理达后来的回忆里，那段日子是这样的：“父亲对我们要求极严。除了平日里习文练武之外，他还要6岁的我每周都写100个大字、1000个小字，冬天还要顶着寒风耍大刀。为了培养我们兄弟姐妹独立生活的能力，父亲还说男孩子必须学会缝衣服、织毛活；女孩子则要学会开汽车。”

　　在如此严格的教育下，冯理达当然不可能因为父亲的显赫地位而产生丝毫优越感，相反她心灵手巧，相当自立。一个至今仍有据可查的例子是：在冯理达13岁时，学校规定每个女生绣一件有关抗战的作品。冯理达一针一线地绣出了针脚匀称字体俊逸的“抵抗”两个字，深得作为抗日名将的父亲的赞许。这幅冯理达13岁时绣出的作品后来整整跟随她70年，无论是战乱岁月还是远赴重洋的辗转求学期间，这幅作品她都带在身边。在父亲遇难后，她把它当作了对父亲的一种怀念；在子孙们成长过程中，她又把它当作了讲述家族史的一个小小例证。

　　冯理达的儿子罗悠真对这件小小的绣品同样非常有感情，他说，妈妈以前经常拿出它来给我们讲那些逝去的岁月，现在看着它就像看到了妈妈。 　

　　1943年，冯理达高中毕业后考入成都药学专科学院，第二年9月她以优异成绩考入了齐鲁大学医学院。当时，在华西大学读书的热血青年罗元铮创办了一张名为《人民与时代》小报，想请冯玉祥将军为小报题词，就这样他与冯理达相识并相恋。　　

　　抗战过程中，由于蒋介石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冯玉祥率抗日同盟军孤军奋战，最终导致失败。1946年9月，冯玉祥被迫以考察水利专使的名义出访美国。21岁的冯理达随父母到了美国，并在加利福尼亚大学生物系读书。与冯理达一起赴美的还有她的未婚夫罗元铮。

　　1947年9月29日，正值中秋佳节。冯玉祥、李德全和罗元铮、冯理达一行驱车去纽约，冯玉祥将军与夫人李德全坐在后排，由女儿冯理达及未婚夫罗元铮轮流驾驶汽车。途经一个叫做爱锁的小镇时，冯玉祥将军向夫人提议，让两位年轻人即日完婚。他们把相机交给一位过路的美国人拍下了一张十分珍贵的彩色结婚纪念照片。当天晚上，冯玉祥挥笔写下对联“ 民主新伴侣，自由两先锋”送给一对新人。

　　冯玉祥之所以安排女儿以这种特殊的方式结婚，主要原因是他当时一直被国民党特务跟踪，不可能公然操办婚礼。当然，那天正逢中国传统的中秋佳节，也正好是个团圆的好日子。

　　此后任时光荏苒，冯理达一直珍藏着这张珍贵的照片和父亲所送的这一副对联。因为中秋正好是结婚纪念日，所以冯理达一家比别人更加重视这个团圆节日，每年的这一天，他们全家都会欢聚一堂，共同庆祝这个特别的日子。整整50年后，罗元铮与冯理达夫妇又同赴“爱锁”小镇，举行了他们的金婚庆典。

　　冯理达曾说过：“只拥有事业的人生不是完整的人生，亲情、友情是生活的基石，是人性光辉的一面。”她的儿子罗悠真感叹：母亲说得对，父亲的爱会永远陪伴着她，走过生命的每一天。

　　2008年2月8日，弥留之际的冯理达躺在儿子罗悠真的怀里，轻轻说出她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句话：“悠真，你爸爸想我了。”

　　罗元铮是于2003年8月31日辞世的，临走前，他拉着儿子罗悠真的手嘱托：“悠真，我最放心不下的是你的母亲，你要好好照顾她。”

　　丈夫的去世，对冯理达无疑是一次最沉重的打击。一向乐观向上的她一连几天都没有说过一句话，总是一个人在屋里写写画画，寄托哀思。罗元铮的骨灰盒就放在家里，每天晚上睡觉前，她都会在他的骨灰盒前默默地呆上几分钟，双人床上也一如既往地摆放着罗元铮用过的被褥，叠得整整齐齐。客厅里罗元铮生前喜欢坐的摇椅上，她摆放着他最爱看的《古代谚语精华解说》，每天早晨起来会翻开新的一页……

　　儿子罗悠真和冯理达身边的工作人员从来没见过她这样，十分担心她的身体，商量着是不是陪她出去转一转，散散心。然而出乎大家意料的是，冯理达平静地对儿子说：“悠真，妈妈没事，其实你爸爸没有离开我们，他会一直陪着我们的。”

　　在罗悠真后来回忆母亲的文章中，他感叹：父亲去世后，母亲很少提到对父亲的思念，她坚强地支撑着自己，把全部心血都投入到了关爱别人和她所热爱的事业上，直到临走的时候，她才终于说出了心中的牵挂。

　　在整理母亲遗物时，罗悠真发现了母亲写的一篇《永不凋谢的爱恋之花》：“回忆自1945年，也即是59年来，咱们共同走过的道路，共同为祖国、为人民所付出的心血，共同跨过的爱情之桥，每一年、每一月，甚至每一天都有那么多共同的、相互的、关爱的、无声的神念、无言的思念，亲爱的铮，多少语、多少言，归纳起来就是思你，念你，想你，恋你…… ”

　　罗元铮是位经济学博士，同时他的文学素养亦很深厚，诗写得很好。他年轻时经常为冯理达写诗，而每次罗元铮朗诵诗歌时，冯理达就用钢琴进行伴奏。由于罗元铮的工作不用坐班，相对轻松，所以他承揽了家里的大部分家务。极富审美眼光的他还把家里布置得很有情调，一花一木、一瓶一罐都很精心，每每令来访者惊叹。

　　罗元铮和冯理达都非常喜爱兰竹。他们夫妇二人几十年来养兰、画兰、咏兰，传为佳话——“芝兰含幽香，竹虚节亦强。人间颂兰竹，品格最高尚。”这是他们夫妇二人所留下的吟咏兰竹的佳句。

　　妙手仁心

　　冯理达一生都在研究免疫学，直到83岁都没有退休。

　　1949年，冯理达成为新中国第一批留苏学生。在列宁格勒医学院，她获得了免疫学副博士学位。她的博士论文被作为医学院的教科书出版。1957年，列宁格勒白喉肆虐。为了消灭这种传染病，冯理达创造性地运用针灸和西医结合的方法，使列宁格勒当年白喉的发病率降到了零。一时间，冯理达成为苏联的新闻人物，她的讲课教材被编成专著《中国针灸学》。但是面对苏联的挽留，她说：“我是祖国派来的，我要用学到的知识报效祖国。”

　　1958年，冯理达回到中国。医学博士对于当时的新中国来说可谓凤毛麟角。回国后，冯理达马上被安排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工作，进行流行病研究。在此期间，她筹建了新中国第一个消毒研究室。正当冯理达积极投身新中国的医学事业时，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冯玉祥被打成大军阀，李德全成了卫生部的“头号老爷”，冯理达则被诬蔑为“双料特务”，甚至一度被造反派软禁。1972年，冯理达的母亲李德全因病突然离世，冯理达也失去了工作。在一连串沉重的打击面前，冯理达没有气馁、消沉，而是始终保持一种豁达开朗的心胸。

　　1973年，在周恩来总理的帮助下，48岁的冯理达终于如愿地穿上军装，入伍到了海军总医院，成为一名军医。

　　1978年，53岁的冯理达奉命创建海军总医院免疫室。一间房，两张桌，三个人，白手起家，困难重重。然而再简陋的条件也挡不住她的激情。搞病毒实验需要无菌操作间，但当时的医院不具备条件。冯理达和同事们苦思冥想，终于想到了一个地方：尚未启用的电梯间。在狭小的空间里，冯理达和同事们反复实验，终于用科学方法证实了中医药对流感病毒的杀伤抑制作用，这一成果后来获得了全军科技进步奖。

　　经过艰苦创业，免疫室在以后的日子里陆续拥有了病毒细胞室、免疫实验室、血液流变室、电子显微镜室、动物实验室和免疫研究门诊等6个部门，一项项研究成果从这个小科室走向世界。

　　上世纪80年代，冯理达率先提出建立有中国特色免疫学学科的设想，把免疫学研究提高到中西医结合整体论的层次，并创立了免疫宏观学、免疫微观学、免疫康复学、免疫物理学、部队免疫学等，为丰富世界免疫学作出贡献。她创造性地运用电学、力学、电动力学和电磁学等理论进行机体免疫研究，使中国免疫学在基础实验及临床实践方面得到了进一步证实。这些具有前瞻性的研究，受到了钱学森等科学家的高度评价。

　　上世纪90年代，冯理达站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开始探索人类健康长寿的奥秘。1999年，她出版了第一册《健康健美长寿学》，阐述了健康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提出“健康是国家财富”等理念。近年来，她共出版《健康健美长寿学》 6册，总计200万字。

　　直至晚年，冯理达依然不知疲倦地传播健康知识。针对中国的“银发浪潮”和医疗费用增长趋势，她强调防病重于治病，提倡弘扬中医文化，提高人群免疫功能。

　　作为一名医生，冯理达把为病人解除痛苦视为最大快乐。王惠是一名既不幸又幸运的女孩。1995年3月，她患了结核性脑膜炎，家人带她走了很多医院，都被无情地判了“死刑”。当时她还不到20岁，由于大量服用激素整个人都变了形，视力仅有0.03。做脑引流时，流出来的都是脓和血。一个偶然的机会，王惠的父亲看到一张报纸，上面有冯理达用中医药治疗顽症的故事。他立刻登门求救。冯理达说：“光靠西医不一定有效果，试试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来治。”此后，她亲自出面联系了中日友好医院、天坛医院的专家，制定了一套科学的治疗方案。当时，这家人为了治病已经花光了所有积蓄，如果再住院只能卖掉房子。听说这种情况后，冯理达主动提出在自己的办公室支张床，让王惠住在她身边，并安排工作人员全天陪护。

　　就这样，王惠成了冯理达办公室里的特殊一员。冯理达除了每天指导治疗，还教给她一套“眼操”：每天看远处的绿色植物。刚开始她什么也看不见，阳光刺激得眼睛直流泪。坚持久了，视力越来越好。经过4个月的治疗，王惠奇迹般地康复了。由于长期休学，她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学校。此时冯理达又联系了一所计算机学校，出钱送她学了3个月电脑，随后又转到第二外国语专科学校就读。2003年，王惠成为北京西站的一名工作人员。

　　作为中国免疫学学科带头人，冯理达尽己所能地培养锻炼医学人才。为了让年轻人掌握针灸知识，她专门买了针灸方面的书籍和针具。为了让学生找准穴位，冯理达用银针扎自己身上的穴位，边扎边为学生讲解这是哪个穴位，让她们记住扎针的方法。进入实践阶段后，冯理达将自己的身体作为活体对象，让学员们在她的身上找穴位进针。

　　冯理达一生都乐善好施，凡是她能够帮上的人她都尽力去帮助。曾经有一段时间，罗悠真非常不理解一贯勤俭的母亲为何会常常缺钱花，每月还没到月底就会催促工作人员去查工资发了没有。后来他从跟随冯理达20多年的陈淑英医生那里才了解到母亲工资都花在什么地方。1998年，张家口地区发生地震，得知灾情后，冯理达第二天就发电报向张家口市民政局寄去1000元，在电报里她深情地说：“张家口曾是我的父亲冯玉祥将军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的疆场，我永远不能忘记张家口人民为抗日所做的巨大贡献，听说你们那里发生地震，现寄钱给予支持。”这么多年来，冯理达给贫困山区孩子买书买本，给部队官兵送慰问金，给受灾地区老百姓捐钱捐物，走到哪里，她就把爱心奉献到哪里。她去世后，儿子罗悠真完成了她最后的一个心愿——从她的工资卡上取出1万元为她交了最后一次党费。此时，冯理达工资卡里面的余额仅剩84.56元。

　　罗悠真知道母亲一贯节俭，买的衣服都是二三十元钱一件的，因此一直想为她添置几件新衣服，提了几次，冯理达总说不用。2006年11月23日，是冯理达的生日，罗悠真想为她选件礼物，硬拉着她出去逛街。冯理达见拗不过儿子，就提议到她常去的“欧尚”超市逛一逛。在那里，冯理达看到文具店里圆珠笔很便宜，就高兴地对儿子说：“悠真，你看，这笔真便宜，西北贫困地区还有多少孩子没有笔写字啊，我过生日，最想要的礼物就是多买些笔，你看行不行？”那天，他们母子两个买了两箱共4000支笔，当天下午就寄给了西北地区的希望小学。做完这件事，冯理达高兴地对儿子说：“悠真，这个生日我过得很有意义，很快乐。”

　　豁达母亲

　　受父亲冯玉祥的影响，冯理达从小就对军人充满着深情。但她直到年近半百才终于穿上梦寐以求的军装。正因为这身军装来之不易，所以冯理达格外珍惜，自成为军人后她与别人合影时穿得最多的就是她所钟爱的军装。

　　冯理达的儿子罗悠真说：“妈妈在每个场合都要穿军装的。有时觉得她穿着军装太鲜艳，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但她一点儿都不在乎。好几次客人来的时候，她都特别高兴地说我去换衣服，尊重客人一起照相，她真是不嫌麻烦，让人特别感动。 ”

　　冯玉祥曾经说过自己是“60岁的小伙子”，冯理达遗传了父亲天生乐观、积极向上的心态，已是耄耋之年时她仍幽默地称自己是“80岁的小姑娘”。她也的确不枉此称呼——直至80岁，她还经常以自行车作为代步工具，海军总医院大院里很多人都见过她骑着自行车穿行的身影。要不是不小心被汽车撞伤了两次后，家人和工作人员坚决不准她再骑自行车，她说不定就会一直骑到83岁。

　　冯理达自信：“我的心灵永远不会长皱纹。”她说：“我可能容貌会一天天地变老，我的心灵永远是年轻的。我不喜欢老字，老就衰了，衰就没了。我很赞同新加坡等地把老年人称作长者、乐者，因为这个年龄是该高兴的时候嘛！这样的称呼听着就高兴。”冯理达非常喜欢唱《革命人永远是年轻》这首歌，还保持着如父亲般的乐观风趣。

　　在儿子罗悠真的印象中，母亲从来都是豁达而慈爱的。不管遇到多么大的困苦，她都没有失落、彷徨过。从在美国读书到赴苏联求学，冯理达的生活条件一直比较优越。但后来无论遭遇三年自然灾害的生活困窘，还是“文革”中被污蔑为“双料特务”，她都保持达观心态，从容应对。

　　“文革”期间冯理达爱上了绘画。有一天，陶斯亮到她家作客。当时陶斯亮的父亲陶铸被诬陷为“叛徒”，她则被称作“黑帮子弟”。冯理达领着陶斯亮参观自己养的兰花，欣赏自己画的画，与她探讨兰花的品质，鼓励陶斯亮要有积极的心态面对和克服困难。临走的时候，冯理达送给陶斯亮一幅自己画的竹，并在上面题字“未曾出世先有节，来到人间胸有虚”。从那以后，陶斯亮成了冯理达家的常客，她说：“每次来都像从政治高压的生活中来到了一个充满阳光的地方，在‘四人帮’当道的时候，冯大姐把家里营造得非常有文化、有艺术、非常温馨，在这里，冯大姐改变了我对人生的态度，让我学会了刻意营造人生美好的东西。”

　　罗悠真和日本姑娘村上贞纪在工作中相识，通过交往两人互生好感。面对爱情的到来，罗悠真和贞纪姑娘都有点担心 ——母亲冯理达作为当年的抗日的热血青年、著名抗日将领的女儿能接受这样一桩特殊的婚事吗？带着贞纪回国的途中，罗悠真心里一直很忐忑。

　　让罗悠真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母亲非常尊重他的选择。当他把贞纪带到家里时，冯理达不但热情地款待，而且非常高兴地说：“人民是不能承担战争责任的，中日友好邻邦一衣带水，中日人民之间的友好感情能够促进中日两个国家之间的友好交往，促进中日两个国家间的相互发展，实质上和悠真的姥爷当年抗日的精神是一致的，都是为了祖国的兴旺发达，祝贺你们，希望你们成为中日友好的使者！”

　　1993年，罗悠真和贞纪在日本举行婚礼时，罗元铮、冯理达夫妇专程赶往日本为孩子们祝福。

　　冯理达常常对儿子说：“一个心胸狭隘的民族，必然是步履艰难的，一个思想狭隘的国家，必然是难以前进和发展的。日本人民对我们的友好是真诚而深刻的，我们要推动中日人民友好关系进一步发展。”罗悠真和妻子的爱情，因为母亲的托付与祝福显得更加厚重和美好。

　　在罗悠真的记忆里，母亲既慈祥又严厉。小时候罗悠真一家和姥姥李德全一起生活，住在一个花木扶疏的大院子里。从很小的时候起，冯理达就要求儿子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罗悠真至今记得有一年“五一”劳动节，母亲动员全家人一起打扫卫生，一家老小从早上八点一直忙到下午三点多。窗明几净后母亲还作了首小诗：劳动纪念劳动节,老少齐心又团结,你一言来我一语,共同努力创事业。当然，冯理达像天下所有母亲一样，也对孩子充满慈爱。罗悠真记得最清晰的一个场景是：他小时候淘气，爬到院子里的桑树上吃桑葚，弄得满嘴都是紫色，衣服也弄脏了。爸爸很生气，追上来要打这个淘气的孩子，而妈妈则追在爸爸后面制止：你要敢打他，我就要先打你!惹得窗边“观战”的姥姥李德全哈哈大笑。回忆起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日子，罗悠真仿佛又回到当年。

　　冯理达一生以事业为重，把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医学研究和健康教育工作中。尤其是晚年丈夫罗元铮去世后，她更是干脆就住在了医院里，仿佛与时间赛跑般工作。尽管工作繁忙，但在她的内心深处，亲情从来没有被忽略。她的办公室里几乎挂满了家人的照片：父亲、母亲、弟弟、妹妹、丈夫、儿子……她每天都会用心灵与他们对话。她的卧室里摆满了孙辈的照片，每天早晨醒来看到孩子们那童真的微笑，冯理达感到心情无比舒畅。

　　罗悠真感叹：“我的母亲教子从不多言。她一生最看淡的是成绩和荣誉，但她总会把自己获得的奖励、证书和发表的文章寄给我。一份学习总书记讲话的笔记寄来了，一份厚厚的“非典”时期整理的资料寄来了，一张学习雷锋积极分子的荣誉证书寄来了，一张优秀共产党员的荣誉证书寄来了……这一切全是无言的鞭策，催人奋进的战鼓，我好像听见母亲在说：“悠真，妈妈是这样的人，你该怎么办？”

　　在冯理达病重期间，她紧紧地拉着儿子罗悠真的手嘱咐：“悠真，你要永远记住，妈妈是党的女儿。我死后，帮我代交一万元党费。”

　　当年，丈夫罗元铮去世之后，冯理达曾依嘱替他交了一万元党费。现在，罗悠真已经又依嘱替母亲交了一万元党费。

　　罗悠真说，我的母亲的一生总共经历了4个阶段，她20年在旧中国，3年在美国，10年在前苏联，50年在新中国，她目睹中外社会和新旧社会的对比，她这种复杂的经历决定了她与众不同的人生追求。从这一点来看，母亲数十年如一日地热爱党，追随党，这种深厚的感情也就不难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