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郁

　　一

　　我最早知道张中行的名字，是因了他的文章，但随后伴随着他的是一个注解，即《青春之歌》里余永泽的原型，说他是杨沫当年的恋人。后来和张先生熟了，他并不忌讳这个话题。记得有一次在教育出版社，因为一句什么话提及于此，他便对我和张厚感先生讲起了当年的婚恋，没有什么细节，只是大致的描述，对杨沫的感情看不出深，也看不出浅。因为后来彼此的隔膜太深，不太感兴趣而已。当一些记者好奇地去打探这个话题时，张先生的态度是平和的。

　　他很小的时候由家人做主，娶了一位乡下姑娘。那时他17岁。姑娘姓沈，“完全旧式的，缠足，不识字。貌在中人偏下。”当时接受这一婚姻，没有过多考虑，婚嫁乃人生大事，受命父母，不违天意，如此而已。这一段婚姻在他是个无奈的记忆，可谈的话题很少，也因此对旧的文化非人性的一面是痛恨的。那只是一次人生的经历，对他的精神也只有无奈和苦楚。后来求学北大，对此的感受是更为强烈的，才知道自由选择的价值，所以也自然神往于自由恋爱的生活。当杨沫出现在他的面前的时候，他知道这样的机会来了。

　　关于他们间的恋情，杨沫在《我生活中的三个男人》里有过描述，杨沫的儿子老鬼也著书谈及于此。他们相识的时间是1931年，那时张中行21岁，杨沫17岁。杨沫原名杨成业，和张中行同居时改名为君莫。她喜欢张中行是因为有才华，有精神的高度。在这位兄长面前能聆听到许多神奇的知识，对渴求思想的她来说是一个老师。另一方面，张氏是个富有感情的人，身上也有男人迷人的东西。她后来在文化上的进步，张中行的作用也是不小的。而张中行在这位少女身上也感受到了一股清新的气息。有知识女性的韵味和灵动的意识。初次见面，印象是好的，有一种鲜活的东西打动了他，完全不像乡下的女子，这对他是个刺激，隐隐地产生了好感。他在回忆录里写道：

　　有一天，于大哥来了，说他表妹李绍强住西城大乘巷，在温泉女中上高中，有个同学名杨成业，反对包办婚姻，离开也住在西城的家，决定不再上学，谋自立，不知道香河县立小学(我长兄是校长)是否需要人，希望我帮忙介绍，并说如果可以，他想先带她来见见面。其时我正幻想维新，对于年轻的女性，而且胆敢抗婚的，当然很感兴趣，就表示愿意见面。过一两天，是上午，于大哥带着她来了。她17岁，中等身材，不胖而偏于丰满，眼睛明亮有神。言谈举止都清爽，有理想，不世俗，像是也富于感情。她原籍湖南湘阴，北京生人，父亲杨震华，据说中过举人，民国二年北京大学商科银行学门毕业，曾创办新华大学；母亲姓丁，湖南平江人，世家小姐；在北京，她还有个哥哥，两个妹妹。总是因为，除了亲属以外，我没有同年轻女性有过交往吧，觉得她很好，如此年轻而有大志，在女性中是少有的。正如一切男性一样，对某女性印象好，就想亲近，并有所想就实行。那一天，我们谈到近中午，就请他和于大哥到东安市场东来顺去吃午饭。其后是我写信问香河是否缺人，说如果缺，于大哥推荐一位，如何如何，我以为很好，可以去。回信说缺人，欢迎前往。这其间，以及长途汽车站清晨送行，我们又见了几次面，以致上车时都有惜别之意，约定以后常写信。且夫惜别，情也，情会发展，具体到事是信多，收到看完就复；复，写，三页五页，情谊还是不能罄尽。

　　他们很快坠入爱河，于是开始了同居的生活。那时北大的生活是自由的，学生在学校周围租房子，男女同居是不奇怪的事情。北大附近的沙滩有许多民房里住着青年男女，故事自然是多的。不过张中行毕竟不是浪漫的人物，喜欢读书，也希望心上人能平静地和自己相伴。

　　浪漫的爱，起初给他们的幸福是全新的。张中行沉浸在梦一般的时光里，加之大学里的氛围，他觉得一种活力的人生在慢慢向自己走来。杨沫那时候喜欢读新文学的书，张中行的趣味在古书与外国哲学那里。他们很快就在沙滩一带住下，日子虽苦，还是其乐不小的。杨沫的出现，他才真正意义地进入了新式生活里。农村的观念在此崩解了。他在那时才真正懂得了新式生活的价值。

　　他们的同居是在1932年春，热度持续了四年。这四年是他人生充足的四年，所获当然是多的。精神在发生着巨变，思想也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可是后来情况渐渐变化。主要是杨沫接触到了左翼文化，对激进的社会意识渐生感情。火热的革命场景吸引了她。待到1936年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流年碎影》介绍道：

　　是1936年早春，她在香河，我在天津，收到也在香河教书的刘君一封信，说杨与在那里暂住的马君来往过于密切，如果我还想保全这个小家，最好把杨接到天津去。其实我的心中情多理少，就听了刘君的劝告，先是写信，然后亲自去，即得到京津公路的安平站，把她接到天津。在南开中学附近租了两间西房，又过起共朝夕的日子。但我们都觉得有了隔阂。心都不安，而情况不一样。我体会，她先是在新旧间徘徊，很苦，继而新的重量增加，更苦。我当然也不好过。但都不谈条件，表面还平静。学期终了，我解聘，一同回到北京，投奔他哥哥在西城的住处。不记得是因为有预感还是另有所图，我在母校新四斋借得一个床位。可能不很久，我反复衡量当时的情况，头脑中忽然理智占了上风，确认为了使无尽的苦有尽，应该分手，另谋生路。记得是一天下午，在他哥哥住处的西屋，我向她说了此意，她面容木然，没说什么。我辞出，到北大新四斋去住，我们就这样分离了。

　　除了无奈和痛苦外，他由此也体味到生命的宿命。爱是不能强迫的，也是不可抗拒的。情感上接受不了是一回事，但在理性的层面，主张自由平等的北大人，怎么能不知道人各有己的含义呢？我们完全能够理解那时他的心情，在他却是意外的打击，似乎是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丢失了。那一刻他大概觉得，只有自己才是真实的，别人的存在有不可预测的东西，自己是无法控制的。这在他是一种大苦，人不能超越于此。没有办法。日要升起，月要落下，只好由她去吧。

　　而且也不能不在此反省自己的过失。留不下自己心上的人，至少是缺少什么定力吧。杨沫认为张中行在家庭生活上是有男子汉的因素，不太关心家里的生活。这其实是夫妻间的感受，我们是说不清楚的。不过从现有的资料看，杨沫那时不安于旧式的生活，要到社会的生活里，并渴望轰轰烈烈的生活，走革命的路，那种浪漫和激进的快感，比家庭里不变的沉默的日子要有趣。青年如果像囚牢里的鸟那就太可怜了。而张中行的学者的枯燥古板的节奏是满足不了她的渴求的。所以杨沫的回忆文章强调了自我解放的意义，她离开张中行，实在也是可以理解的一种选择。

　　后来，当杨沫用自己的经历写下《青春之歌》的时候，她把对张中行的记忆变成了人生观的话题，对书斋的生活作了否定的判断。余永泽就是张中行，这是一句流行的话。应当说，这深深地刺伤了他，虽然他没有公开地抗议，并且说过无所谓的话。可是问题是，私生活就没有超历史的纯生命的意义么？如果承认的话，那么杨沫的判断在张中行看来是有问题的。他有一次对我说，新中国成立后两人还约会过，杨见面还叙说过婚姻里的困惑，抱怨现在的丈夫对自己的不好。那显然不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问题。可是杨沫几乎把问题都集中到这个领域了。在张中行看来，是意识不健全之故。人的功利主义和道德化叙述，其实质是遮蔽了人性里的本色的。而他一生要直面的恰恰是本色的存在。两人最终的分离，并且格格不入，是世界观的因素使然，那是没有办法的。

　　二

　　《青春之歌》在50年代至70年代，是家喻户晓的作品。杨沫由此而声名大噪。她的作品一问世，主人公林道静与前夫余永泽便成了两种有趣的典型。前者乃革命的象征，后者系落后的典型。杨沫把自己的生平多糅进了林道静的形象里，而张中行的影子，几乎也和余永泽叠印在一起了。

　　两人的那段同居生活，彼此刻骨铭心。当杨沫后来回忆自己的选择时，将离开张中行视为归于革命的解脱，变成了公的话题，没有私怨。张中行看过此小说，心里一笑，觉得变得太靠意识形态的口吻，明明是私人的聚散，却以革命的宏大叙事为之，涂饰太多了吧？杨沫借着小说，叙述着自己那个时代的心曲。余永泽在她眼里有两个问题：一是自私，二是为学术而学术。国难之中，不倾向革命，只埋头读书，乃精神界的耻辱。她以卢嘉川的口吻说：“政治观点不正确，生活也会一塌糊涂。 ”读者一看就明白：在私人的爱欲上，是不能不牵动民族命运问题的。

　　小说是小说，原型是原型。张中行对此看得很开。小说和他们之间的经历有许多相似的地方，林道静的家庭出身，早期抗婚等，与作者的经历大致相吻，只是生母与养母有别而已。与余永泽的认识缘于乡下，也是早期记忆的转换，情节很像他们以往的经历，不过是将通县改成了北戴河。有些事件，是当年的纪录，比如北大学生南下抗议政府不抵抗日寇。小说中的余永泽没有去，但张中行是去过的。同居的地点是相似的，在沙滩的公寓，这几乎是照实而写。两人围绕革命问题的谈论，也大致是原状。林道静在除夕夜接受了革命青年的鼓动，完全是真事的位移，连场景也是对的。

　　无疑，林道静的内心写得充实、立体，余永泽的世界则很平面。小说动人的地方是林道静的少女的心的波动，有细致入微之处，唤起了读者的共鸣。至于余永泽，那个世界的丰富的存在，往往没有被注视，他的学问、思想，作者几乎一无所知。面对林道静的时候，青春的冲动与政治的冲动是一体的，有煽情的地方；余永泽呢，则是历史边缘的冷血者，个人主义者，人性与思性均淡，没有什么趣味。杨沫在林道静的身上，涂抹了大量的美的色彩，感情带着韵律。而描述余永泽的表现，暗色过多，不乏讽刺的笔触，比如“像秋虫一样可怜”，“狸猫一样又偷偷地跳进来”。

　　《青春之歌》暗示的道理是明显的。知识人在那样的时代，只能有一种选择，那就是救国、革命。读书则是迂腐者的选择。作者对治学与政治之外的人生，持着漠视的态度，思想的多样性只是历史的反动性。各类学人的选择丧失了价值，只有革命才有意义，革命甚至成了目的。显然，林道静对，余永泽错，此乃泾渭分明之事，不能含糊的。

　　在杨沫的潜意识里，林道静的可贵之处是能够冲破旧的生活秩序，向外寻找真理。人的美好的期许将在身外的神奇里实现。林道静只有委身于外在的那个革命理念，才能得救。在左翼青年那里，远方的精神是个神异的存在，它可以唤出内心的热流，人也可以于此得到新生。这个模式深深地缠绕在杨沫的世界里，以致后来没有真正意义的自我的选择，听命的恰恰是别人的世界。张中行是很少向外寻救命草的，他的基本理念是，人要靠自我的内省与修炼而抵达彼岸。不经检验的猜想，大概要谨慎地对待，怀疑之、冷对之，也许是必要的。谁也不能说青春的骚动是错的，其间的虚妄的因素又怎么能排除呢？那些没有卷入革命大潮的人的原因很复杂，有自私的、麻木的，杨沫塑造的余永泽如此。也有因学理的丰富，对社会进化有另类的看法，他们知道选择的负面效应在所有的团队里都出现过的。杨沫对此类人物的内蕴，几乎无知。他和张中行其实本来就在两个世界里。

　　不错，余永泽并不革命。这与张中行没有什么区别。但狂欢之后，节日之后，苦楚与困顿就消失了么？精神的焦虑与渴求就平息了么？无论是张中行还是余永泽，在北大红楼的岁月，就苦思过如何解脱精神危机的办法，对社会变革者与象牙塔里人的人生短长，都有清醒的认识。杨沫是经历了“文革”的苦难后，才依稀体味到这些。她晚年的日记似乎反证了这一点，承认自己是个难以排泄痛苦的人。真的，生命的一切不安与晦气，从没有离开过自己。她的这种感觉，张中行在青年时期就看得较清了。

　　在张中行眼里，革命不过是政治的更替。但人性的恶的一面，是不易更改的。经历了1927年的动荡，以及后来的丧乱，他坚信，社会政治，只能解决社会表层问题，却无法深切地影响人的心理结构。中国人要进化，文化的变革改进是必需的。这就要有思想的积累和知识的建设。如果革命的后果是人与人之间的日趋冷漠，仇恨更深，连一点温情都没有，那自然是要思之再思的。

　　余永泽不同情革命，对下层人冷如冰霜，在杨沫看来是个罪过。张中行对此从不正面回答。小说里的余氏只有自己，没有他人，很不可爱。生活中的张中行却是有副古道热肠的人，我读他的日记，看他用稿费接济穷人，倒觉出他的几分可亲。从来就是布衣心态，对权力是厌恶的。他的草根心态一直贯彻始终，在高远的学术沉思里还始终有泥土气，不能不为之一叹。杨沫后来往来于名流之间，是显赫之人，地位高得很。但早期的平民感却被阶级斗争的紧张感代替了。有时对照两人，我就想，一个不革命的人，后来却保持了生命的纯净的美，可是参与社会变革的人，有许多却在内心留下了畸形的东西，岂不可叹也夫？

　　记得有个夏日，我和张中行谈到《青春之歌》，就说：我如果生在那个时代也要去革命的。他沉默了一会儿，说，其实认识的路不止一条，社会也是这样。我从他的简短的回答里，就想起鲁迅的那句话，人生的路的终点不过是坟，问题是怎样的走法。可是我们后来的社会只剩下一种选择了。穿山越岭是一种走，平地独行也是一种走。在无路的时代，两人走了不同的路。你不觉得杨沫就错，或张中行不对。一个知其不可而为之，是抗争的路；一个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是顺生的路。哪一个更好呢?其实并无答案，历史就是没有唯一路标的跋涉。

　　三

　　张中行从不正面去评论这部小说。如果要了解他与杨沫分手的原因，《青春之歌》给人的暗示一目了然。林道静的身上叠印着《简·爱》主人公的影子，也有《约翰·克利斯朵夫》、《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主人公自我奋斗的痕迹。林道静的出现完成了英雄主义文学的中国式的转化，法国、俄国的左翼激进主义的审美意识被较好地中国化了。杨沫有相当的天分，对人物内心的穿透性的把握令人惊异。他对中国女性命运的革命化的展示，和毛泽东的文化理念有着合拍的地方，或者说为毛泽东的理论做了良好的注释。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艺术上，杨沫一下子站在了那个时代的红色写作者的前列。

　　林道静美丽、敏感、富有热情。她一出现就吸引了读者的目光，有种亮亮的东西闪现在那里。她出生于很糟糕的环境里，父爱与母爱均没有，温暖的友情也是缺失的，几乎呼吸不到阳光，自幼就陷于恶的环境里。她意识到自己身边的环境出了问题，渐渐懂得这是个不合理的世界，不安于平庸的生活，可是又找不到光明。《青春之歌》引人的地方就是这个不断出走的历程。当她逃出家庭走向社会的时候，精神意象是和易卜生笔下的娜拉和巴金笔下的觉慧相似的。这是旧中国知识阶层普遍的心理描述，人只有离开房间才可以亲密阳光。腐朽的家庭关系和道德关系已经没有意义了，只有到解放的队伍里才可以找到精神的彼岸。这是五四后左翼文化的一个基本理念。到了50年代，《青春之歌》将这个理念更为形象地感性化了。出走的原因是此岸太黑暗了。人不能囚禁在一个地方，搏杀的未来才是美的。林道静的意识深处有一种罪感，她和自己的弟弟说：

　　小弟，我现在才明白，父母——加上你我全是罪人。咱俩都是喝佃户的血长大的，父亲就等走母亲的死路了，可是咱们还年轻，还可以跳出来……

　　因了这个罪感的心，新生的办法就只能从外部的真理中得救。我们从她阅读马克思的著作、参加秘密组织的活动里，可以看到类似西方宗教的心理。外在的那个精神之光完美得犹如上帝一样，她可以使罪感中的人得到精神的抚慰。余永泽是不完美的，但外面世界的那个神异的思想的召唤确实能弥补自己的有限性吧。在她感受到革命思想在卢嘉川那样的青年人身上的美好的折射的时候，终于下定决心离家出走。她给卢嘉川的信这样说：

　　我已经从过去的彷徨、犹豫，坚定地和你走到一条道路上了。我已经战胜我身上那种可怕的小资产阶级的毒素——留恋旧的情感、无原则无立场的怜悯，而投身到新的生活中了。具体地说，我已经离开余永泽了。

　　就这样，她带着梦一般的期待走到了共产党的秘密活动里。那个诗意一般的存在唤起了她的一种神圣的爱。小说在描述到这里的时候是美丽的，也是最动人的地方。青年时代的文人，大多是有这样的冲动的。作者从林道静的形象里唤起了人们的这种冲动。应当说，这个审美模式是有自己的张力的。可是不久又因外在的强大的理念否定了这种幼稚的思想。在杨沫的理念里，这样的小布尔乔亚式的冲动是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的。她借着江华的口又否定了林道静的文人气，走向工农才是精神突变的真正归宿：

　　道静，我看你还是把革命想得太美妙啦，太高超啦。倒挺像一个浪漫派的诗人……所以我很希望你以后能够和劳动者接触接触，他们柴米油盐、带孩子、过日子的事知道得很多很多，实际得很。你也很需要这种实际精神呢。

　　在这里，不仅把象牙塔里的余永泽否定掉了，连林道静自己的冲动也被否定掉了。这个否定之否定的逻辑，就彻底地把知识阶层驱除到思想的园地之外，人的精神生活被底层的现象所缠绕着，不再向形而上的领域攀缘，也不再进入科学和心灵的世界。没有知识和思想也照样可以成为时代的有用的人。精神活动的复杂的存在就被这个逻辑埋没了。

　　杨沫的这个看法在张中行眼里是荒唐的。他对林道静的世界不以为然是必然的。我们从他后来的作品里能够看到他对林道静精神意象的否定。人如果简单地相信外在的神灵和理论，没有心灵的内省和静观，没有独立的考量，就会跌入悖论的泥潭。张中行对一切神学式的迷信有着高度的警惕，他一直欣赏“依自不依他”的独立的精神。林道静归属的是民族国家文化形态，张氏则坚持个体人的独立存在。他对杨沫的审美观的微词是从晚年开始的。我在阅读他对真理与历史人物的评判的文字时，就想起他是在回应以杨沫为代表的同时代左翼人的神圣的观点。其基本看法如下：

　　一、人的认知是有限的，不可穷极无限的真理。

　　二、革命的理论是政权的问题，不是灵魂的问题。

　　三、国家叙事模式有时淹没了个体人的意识，人除了社会属性外，不能蔑视个体属性。

　　四、宗教不能去除人的罪感，科学无法证实的期许是要警惕的。

　　基于上述的看法，他一生的选择恰是林道静相反的路向。肯定人的合理的欲望，不轻信身外的浪漫的理念，自觉做一个普通的人而不是圣徒。他几乎和自己所处的时代格格不入，从没有和流行的文化亲密地接触过。你看他晚年写下的文章，几乎没有一点意识形态的东西，思绪是直接与五四的精神接壤的。人们突然发现，精神生活，原来还可以这样进行，远离世俗的独思者，依然能靠智慧和爱心保持人性的尊严。可是那些高唱革命的人，经历了“文革”的风潮后，连一点这样的尊严也没有了。

　　林道静的梦，或许是新知识分子的梦也未可知。她的存在对读者来说是一种召唤。浪漫地把人的旧有的存在抛掉，开始一种新的生活，符合左翼文人的一般心理。可问题是，新我的出现不是凭空的，旧的文化遗存，怎么一下子就消失了呢？而且革命理论，就是从旧的文化里衍生出来的，精神的路决不是单色调的。她的影子在那时与其说是个历史的缩写，不如说是一个乌托邦。在幻影里，泥土的气息是不真实的，至少说是含混的。像张中行这样的人，不会欣赏她也是自然的。

　　张中行与杨沫的分与合，折射着现代史与知识群落的苦乐。他们的不同文本，在后人看来，是理解文化史的标本。连他们自己也没有想到，其间的恩怨给世人的提示，实在是有意味的。

　　2008年6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