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山旭 北京、威海报道

　　改革开放其实是先从香港拿到了资本,主要从西方拿到了科技,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看起来取自东欧

　　今年国庆节,88岁的杨波去看望了他的老领导,94岁的国务院原副总理谷牧——去年他进食时米粒呛到了肺里, 严重损害了健康,“但是头脑还很清醒”。

　　杨波拿出两本小册子,竟然是1978年出访法国、比利时两地的行程表。

　　那一年,杨波的身份是山东省革委会副主任兼省计委主任。当年5月,他和另外5位高级干部参加了谷牧率领的中国政府考察团,访问了法国、西德、瑞士、比利时、丹麦五国。新中国的高层领导人,第一次走向西欧,而他们也受到了元首级的接待。

　　对于这次出访,在杨波的简历中这样表述:“考察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发展情况和经验,受到很大启发。考察团回来后向中央写了报告,为我国确立改革开放大略提供了比较系统全面的参考材料”。

　　杨波向本刊记者掐指算起30年前那次出访西欧的省部级干部:原国家建委副主任彭敏、原农业部副部长张根生都已去世,北京市原副市长叶林,因身体原因已无法接受采访。还有两位一同出访的,是原水电部部长钱正英、广东省原副省长王全国。

　　“出发前在北京饭店,邓小平跟我们说,你们出去有三件任务:广泛接触,详细调查,深入研究一些。我想我们很好地完成了这些任务。”杨波后来历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委副主任、轻工业部部长等职。

　　西欧考察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杨波开始在山东发展交通。“以前只知道高速公路快,但到底有多快不知道。去了一看,德国的高速公路可以跑百八十公里!当时我们山东最好的路也就跑60公里。”

　　“如果没有开放,中国也会发展,但是会慢很多。”杨波想了想说,要想追上世界恐怕很不容易。

　　有人说,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酝酿了改革开放大局,“36天改变中国”。 那么,又是什么促使决策者作出这样的改变?

　　出去看看人家是怎么干的

　　中央主要领导人听取了港澳经济考察团的汇报,原则同意他们提出的建特区的建议,并要求“说干就干,把它办起来 ”。

　　1978年对国外经验的系统考察和借鉴,其实由1977年年底开始,到1978年5月中央派出三个代表团出访时完全启动,至下半年华国锋出访东欧、邓小平出访日本及东南亚达到高潮。

　　最早的考察团是由国家经委主任袁宝华、外贸部部长李强率领的赴英法代表团。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李先念给代表团下达的任务是:出去看看人家是怎么干的。

　　后来袁宝华曾回忆说,这个代表团的主要目的是了解国外的企业管理情况,结论之一:当时欧洲的企业管理是与现代化的生产技术紧密结合的。

　　1978年2月,国家计委提出了庞大的中国现代化发展计划。他们同时向决策者建议,“有计划地组织干部到国外去考察”。

　　3月,全国科技大会,邓小平明确提出:“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这是对外开放的先声。但此时,国外到底是先进在什么地方?如何学习?在中国的决策者和精英中,仍不清晰。

　　在这种情况下,三个中央级的考察团被派往西欧、东欧和港澳,“这次对西欧的访问,加上同年其他几个代表团的出访,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总方针是起了作用的。”杨波说。

　　最早启程的是由国家计委副主任段云率领的港澳考察团。4月10日至5月6日,他们在香港、澳门进行了实地调查研究,目的很明确:了解香港、澳门经济飞速发展的原因。

　　当时香港一年进出口总额达到196亿美元,而中国内地1977年只有148亿美元。

　　考察团返回途经广州时,向习仲勋、刘田夫等广东省党政领导介绍情况,这给正为逃港潮烦恼的广东领导很大启发。考察团建议宝安、珠海两县改为两个省辖市,改革农业、发展加工工业和旅游业。

　　考察团回京后,向中央提交了名为《港澳经济考察报告(汇报提纲)》的汇报文件,在强调先进科技的重要作用之外 ,第一次提出了在宝安、珠海建设特区。经济特区肇始于此。

　　6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主要领导人听取了港澳经济考察团的汇报,原则同意他们提出的建议,并要求“说干就干,把它办起来”。

　　后来广东省委也以港澳考察团的建议和报告为基础,提出了开放发展的具体计划。

　　如果说,这第一路“侦察兵”促成了广东的大改革、大开放。那么另外两路考察团的成果,则直接影响了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

　　不是长江不勤奋,而是我们的工作没做好

　　“可以说我们很受刺激!闭关自守,总以为自己是世界强国,动不动就支援第三世界,总认为资本主义腐朽没落,可走出国门一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你中国属于世界落后的那三分之二!”

　　早在上世纪50年代,杨波就曾随周恩来出访苏联、东南亚。不过,对于1978年的西欧之行,杨波还是觉得“大开眼界”。

　　联邦德国莱茵威斯特伐利亚电力公司的一个露天煤矿,年产煤5000万吨,只有2000职工。而在国内,产50 00万吨煤需要8万人。

　　瑞士伯尔尼公司的一个水电站装机容量2.5万千瓦,职工12人。江西江口水电站装机2.6万千瓦,却用了29 8人。

　　法国马赛的索尔梅尔钢铁厂年产350万吨,有7000职工。武汉钢铁公司年产230万吨,有6.7万名职工。

　　联邦德国总统谢尔在总统府接见考察团时,指着旁边流过的莱茵河说,我们的莱茵河很勤奋。谷牧没有犹豫:我们的长江比莱茵河还长,但运量比莱茵河小得多,“不是长江不勤奋,而是我们的工作没做好。”

　　让杨波在30年后念念不忘的是,考察团一行30多人,只有两名礼宾人员陪同。“要在国内接待这样一个外宾代表团,怎么也得十几个人。”杨波说,这是基于德国人严格的时间观念和高效率:有时候企业多介绍一些情况,礼宾人员立刻指出已经超过时间,并带着考察团到下一个地点。“我们一起去的国家建委李颢后来到深圳当书记,说时间就是金钱,我想和这次西欧考察多少有点关系。”

　　中国官员们还发现,外国人的宴会不劝酒,而且不喝烈性酒。

　　据驻外官员介绍,西欧国家都是在战后的15年至20年中发展起来的。“他们那时候连房子也没有,都住帐篷。所以我们看了以后,也很有信心,中国也能实现这样的发展。”

　　杨波说,除了看到科技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西欧之行也让他们意识到体制的问题。后来在1979年4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杨波发言表示,经济管理体制集中过多,统得太死,“一个大省一年能调动的钱就一个多亿,怎么安排?”

　　广东省原副省长王全国曾这样回忆这次西欧考察:“可以说我们很受刺激!闭关自守,总以为自己是世界强国,动不动就支援第三世界,总认为资本主义腐朽没落,可走出国门一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你中国属于世界落后的那三分之二!”

　　杨波也承认,西欧之行颠覆了他过去的一些认识,“过去说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高阶段,就会阻碍技术进步,就不积极采用先进技术。但是西欧根本不是这样,而是千方百计发展科技,利用科技进行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