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视

　　谁的竞逐谁的隐忧

　　透过越来越密集的城市景观,如果我们足够警惕,会发现一些特别的身影。

　　美国SOM建筑设计事务所,超高层建筑设计领域的大腕,正在中国不断抬高自己的身价。

　　过去的十年里,SOM承接的中国项目占其全球项目的比重由1%陡增至30%。因此,俯视中国版图上的摩天大楼,端详这些“城市名片”,总能发现SOM的“水印”。这其中,最著名的便是1997年—2007年大陆第一高楼记录的保持者———上海金茂大厦。

　　大楼大生意。

　　摩天高楼总是处于被检视的命运,但高楼总是源源不断地矗立在城市的天际,一锤定音者则是商业社会的价值法则和城市野心的双重驱动力。

　　开发商成为这套价值法则的坚定践行者。商业价值的诱惑、对高售价、高租金回报的期望,直接促成了他们的原始动力。据了解,地标建筑往往会得到高出同一地区其他项目20%至30%的租金和售价,更会带动项目中的其他业态的升值。

　　开发商之外,各地的“城市运营者”———政府官员理所当然地担纲了实践城市野心的重任,长官意志和政绩观念下,为城市“增光添彩”、代表了城市经济实力者除了高楼,似乎别无其他,“用高度说话”成为了建楼的首要标准。

　　但更多的专家开始质疑这种对摩天大楼的竞争。他们用了一个专业术语:“高度痴迷症”,浪漫,但透出着苦楚。在他们看来,高楼之争也被概括成“陈旧的时尚”。

　　在此评价之下,有关摩天大楼的种种弊病被集中起来进行“暴晒”:巨大的投资、高额的运营管理成本、高于普通建筑的危险系数、难于维系的生态与环保等。

　　成本。当然也是大生意的一部分。由于抗震、防火等需要,超高建筑一般全部使用钢结构,建造成本往往是一般的砖混结构和框架结构建筑的数倍,再加上维护费用,代价惊人。

　　以金茂大厦为例,这座420米高的建筑,总投资50亿,每平方米造价达2万元,每天开门的维护费用就高达100万元人民币。而据专家测算,300米以上的超高建筑,其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其在功能上的需求和经济效益的平衡。

　　因为高昂的成本和运营费用,殊途同归的凄婉故事一次次上演。

　　2007年底,原“中原第一高楼”———郑州裕达国贸以2.73亿出让竟无人问津；更早以前,佛山市52层高的“国际商业中心”建设中途资金告罄,6年后拍卖时,标价2亿元都无人注目；因亏损拍卖,评估价值26亿元的广东国际大厦起拍价16亿元竟无人应声,而更多的高楼要么在建设途中成为“烂尾”,要么在大规模闲置和低出租率中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安全。对于超高建筑来说,突发事件造成的“杀伤力”远远高于一般建筑:

　　11月30日上海昆明路江浦路口在建的尚凯商务大厦突然起火,大火从5层狂烧至20层,消防车赶到现场后,因楼层太高,消防水枪竟无法控制高层火势；

　　2001年纽约世贸中心的惊世一撞,近1万人花了9个小时才将楼内办公的10万人营救出来。

　　而上海金茂大厦也曾做过试验,请一群身强力壮的消防队员从85层楼往下跑,结果,最快跑出大厦的一个队员也花了35分钟。对于被大火围困的人来说,人生能有多少个35分钟?

　　隐性危害也在暗中滋生。比如地面沉降,这直接导致了摩天高楼的广受诟病。据媒体公开报道,上海浦东区陆地面积下沉现象日益严重,陆家嘴金融区地面已平均下沉3厘米；金茂大厦附近更下沉达6.3厘米。而陆家嘴金融区启动十几年来,平均每12天就崛起一幢约30层高的大楼……

　　“摩天大楼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一个技术活,而是一个社会系统。一座摩天大楼不是孤立的,你不能单纯从技术角度来看它实现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杨保军分析道。

　　在杨保军看来,中国很多城市造摩天大楼,虽然硬件上没有问题,但在软件上却不一定能跟上。在关涉更为深远的生态保护、科学规划上,一幢摩天大楼背后潜藏的问题也远远未有穷期。

　　经济学家安德鲁·劳伦斯1999年总结出了“摩天大楼指数”(skyscraperin-dex),这一惊人发现被称为“百年病态关联”:大厦建成,经济衰退。

　　在充斥着资本市场图腾崇拜的摩天大楼身上,商业周期的剧烈波动必然也会相应显现。过去100年中,摩天大楼指数便已频频“显灵”,记录惊人———

　　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初,华尔街克莱斯勒大厦和帝国大厦相继落成,之后纽约股市崩盘,并引发全球经济大萧条；

　　上世纪70年代中期纽约世贸中心和芝加哥西尔斯大厦再夺全球最高,后发生石油危机,全球经济陷入衰退；

　　1997年吉隆坡双子塔楼取代了西尔斯大厦,亚洲发生金融危机。而金茂大厦在1998年封顶时也遭遇了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洗礼。

　　如果真有“高楼魔咒”,我们宁愿多讲点吉利话,如果没有,我们宁愿“科学发展”地相信:一个现代化的家园绝不仅是满地高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