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时代，我每天吃完午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看宿舍信箱，去晚了信箱就是空的了，我就知道信可能被舍友拿走了。要从舍友手里赎回来，价格是不一样的：情书是一块钱的雪糕，家信是五毛钱的冰砖，朋友书信是两毛钱的冰棍。”想起上世纪90年代初自己的大学岁月，李露充满了美好的回忆。

　　文/李克新 孙韩高 刘红杰 片/徐延春

　　家书抵万金，情书最珍爱

　　李露至今保留着当年的两百多封信，并根据情书、家信、朋友间的信函分类，用红色缎带扎成一摞一摞的。“自己说过的话，时间久了都会忘记，但这些信，清楚地记住了大学时代的情景，我经常会把这些信拿出来翻阅，重温那时的岁月。”

　　李露告诉记者，还在上小学的时候，自己就清楚地记得语文老师对古诗“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感情化背诵和解释，蒙蒙眬眬理解了书信的特殊分量。

　　“上了大学，想家的感觉就像毛毛雨，时常飘在脸上，永远落在心里。”学中文的李露简洁地讲述着那时对家信的企盼，“那时家里没有电话，我半个月给父母写一封信，没有特别重要的事，就是报平安，也盼望着家里的平安信，每次信一寄出，就开始算日子，眼巴巴地等着家里的来信。”

　　李露坦言，大二开始和原来的高中同学，也就是现在的老公开始谈恋爱了。“发电报讲究简明扼要、惜字如金，像王老虎抢亲般简单直接。但当时热恋期间卿卿我我，欲说还休绕圈子，简洁显然不适宜。俗话说，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关键是运用得妙，存乎一心。于是，我俩每次都写上洋洋洒洒数千言的情书，贴上邮票寄给对方。每一次拿到信都迫不及待地撕开，读了一遍又一遍，然后，再按照原样叠好，按时间顺序珍藏着。”

　　“送信的”那时很“吃香”

　　孙立泉，济南市经二路投递分局局长，1978年开始工作，曾当了十多年邮递员。

　　“当年，我穿着一身绿衣服，大家都称呼我‘送信的’，大老远听到有人说‘送信的来了’，小区中好多人就会围过来问‘有我的吗？’拿到信的都会对我不断地说着‘谢谢’，更有很多人非要拉着我去家里喝口水再走。”孙立泉说，那时候没有电话、手机，更没有email，信件是老百姓最常用的一种通信方式了。

　　“虽然收信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但大家都特别重视。那时人们住的都是单位宿舍，彼此之间很熟悉，去送信的时候，如果找老张，但老李看见了，会非常热心地将信接过去，说‘我捎给他就行了，你就不用跑了。’老李会特意把信给老张送上门去，而老张看见我时会郑重表示谢意。”孙立泉感慨，当时我们邮递员真是受到了不少关爱和保护。

　　“我们送信的自行车都是‘凤凰’、‘永久’牌子的，质量好。在当时，自行车还是稀罕物，但我们的车子在街上不锁都没人偷。因为邮政的自行车都是定制的，外观一眼就能看出。无论什么人，只要不穿邮差服，光骑邮差车在路上走，公安人员见到是要查的。”孙立泉说。

　　邮包比生命都重要

　　白安强，经二路投递分局副局长，也是从投递员做起来的。

　　白安强坦言，自己最伤心的事情，就是顶着烈日跑了好几里路送到收信人手中的信被当面扔掉。“我看不到收信人的惊喜，就会觉得自己的劳动好像没有什么价值一样，有些伤心。”

　　白安强告诉记者，虽然现在信函减少了，但对投递员的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去年济南“7·18”的时候，许多邮递员都在投送的路上，当时白安强也正在顺河街送信，水没到大腿，他推着自行车，把邮包用雨衣裹好，举过头顶，很多收信人见了都很感动。“其实，当时我们所有邮递员都是如此，邮包比生命都重要，这是所有邮递员上的第一课。”

　　孙立泉回忆说，“1986年开始，海峡两岸寻亲的信件多起来，很多信件正面写着家乡的原地址，背面写上发信人离乡背井的经过、家里原来的状况，请投递员帮忙寻找。那时的投递员就到处打听、寻找，变单位的、换地址的、迁移的，难度很大，但都竭尽所能。像经二路、经四路，有很多老巷子都没有了，信封上的地址年轻的投递员找不到，就找老投递员，老投递员不知道，就找老住户。当年我们收到的感谢信不计其数。”

　　孙立泉告诉记者，电信技术不断进步，邮政面临挑战，但无论世事变迁，邮政的责任依旧。今年3月份，南方冰灾的时候，很多小公司只能将业务交给邮局做，经二路邮局的业务量一下子激增75%。四川地震的时候，邮局又免费邮送寄往灾区的邮包，很多员工都连夜加班。“时代变了，邮政的责任心没有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