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丈夫的意外死亡，中断了这个家庭原本幸福平静的生活。只有初中文化的妻子，默默承受了一切。当丈夫躺在重症病房，她变卖了首饰，甚至打算变卖房产，试图用自己的全部去救活爱人；当丈夫躺在殡仪馆，为了料理丈夫的身后事，她依旧在煎熬中奔波……

　　12月的广州，温暖中透着一丝凉意。

　　记者在广州市白云区劳动保障局的门口，老远看见一个30多岁的妇女走过来，面色沉静，头发烫卷，左手拉着一个女孩，右手拖着一个蹦蹦跳跳的男孩。她叫阿芬(化名)，38岁，河南人。

　　她打电话到报社，说她的丈夫阿军(化名)是广州市白云区某鞋厂的农民工。“由于工厂老板没有给员工购买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阿军病后工厂又不支付医疗费用，导致阿军死亡。”

　　她说，现在还拖欠着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1万多元的医疗费，因为医院不出具死亡证明，殡仪馆“无法料理他的后事”。

　　“阿军1米8的个头，170多斤，身体很棒。”阿芬怎么也不能相信眼前这个已经冰冷的事实，一个活生生的人就这样“说没就没了”，他才37岁。

　　当丈夫意外死亡，阿芬，这个只有初中文化的妻子，开始了她苦讨说法之路……

　　恩爱夫妻生死离别

　　这是一个坚强的女人。阿芬叙述这一切的时候，始终情绪平和。

　　11月26日这天，阿芬一大早坐了20多站地的公交车，跑到白云区劳动保障局来填一张劳动仲裁的单子。好心人给她指点说，去劳动局“反映反映也许有效”。坐在劳动局休息区的铁凳上，阿芬开始向记者讲述她的不幸遭遇。

　　这是一对普普通通的夫妻。他们因打工而相识，他们的婚姻已经走过整整10年。

　　在阿芬情不自禁的表述中，依然能强烈地感受到她和丈夫的恩爱。但如今，恩爱夫妻已然阴阳两隔。

　　1998年两人结婚，当年生下女儿小彤，7年后，生下儿子小冰。

　　两人婚后用在东莞、广州打工打拼的几万元为资本，在河南当地和别人合伙开了一家小童鞋加工作坊。没想到，2004年底小作坊大亏本，两人积攒多年的血汗也打了水漂。丈夫再次来到广州的一家鞋企打工。2007年，外债才得以还清。本来，丈夫向妻子许诺:“过了2008年就不打工了，回家做点小生意糊口。”谁也不会想到，在2008年的后半程，这个美好的愿望却已落空，这个小家庭上升的生活轨道也由此中断。

　　出事前，毫无征兆。

　　之前的每个晚上，妻子和丈夫都履行着一个“约定”:男人下班后，无论多晚多累，每天晚上都要给千里之外的女人挂个电话，唠唠家常，诉诉衷肠。2008年9月18日晚，阿芬和丈夫的谈话内容是让丈夫快点寄点钱过来，家里没钱了，9岁的女儿要上学。阿芬怎么也不会想到，这竟是她最后一次听到丈夫的声音。

　　9月19日晚，妻子等不到丈夫的电话，便在将近零点的时候给丈夫拨了一个电话，但电话那头却始终无人应答。翌日清晨，当再一次拨打远在广州的丈夫手机时，语音提示已经关机了。然而，就在20日下午3时3分许，阿芬的电话响了，来自广州的。但她等来的不是丈夫的声音，而是厂方告知丈夫已病重的消息。晴天霹雳!顾不及多想，阿芬匆匆从河南赶往广州。

　　变卖首饰全力救夫

　　当阿芬于9月21日晚赶到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时，丈夫已经躺在了重症监护室。医生告诉她，她的丈夫阿军是脑溢血，但出血原因不明。

　　重症监护室每天高达5000多元的费用，“对于我这样一个在农村带小孩的妇女来说，真不知道如何是好。”无奈之下，阿芬不得已向厂方求助。据当时双方签订的一份关于垫付医疗费用的申请书显示，当时厂方向医院住院处交了一万元的治疗费。但申请书同时写到，“在医疗期间出现任何意外或以后的康复治疗均与广州市××皮鞋皮具公司无关”。此说法后来得到了负责协调此事的广州欧联投资管理公司行政部方经理的证实(广州欧联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为该皮鞋皮具公司的股东)。

　　此后，据阿芬讲述，她便成了厂方不欢迎的人。对方避而不见。

　　“也是救人心切，没办法，早知道不应该签。”阿芬有点后悔地说。

　　为了凑齐每天40元的护工费，阿芬甚至变卖了自己的戒指、项链，价值2000多元。之前，她向医院提出自己护理，但“个子太矮，翻不动他”，只好作罢。

　　阿芬说，只要有一丝希望，也不能放弃。当医院再次催款时，厂方已“拖着不愿再交”。而据方经理称，当时阿芬提出厂方一次性赔付8万元的请求，遭到拒绝，“这个条件是没有办法满足的，不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谈，还带了那么多人来闹”。而阿芬亦承认，确实当时一些家属出面去找了厂方。

　　亲戚们凑的1万多元也已告罄。万般无奈之下，阿芬返回家中，准备变卖房产救夫。就在她焦急等待买主出现的时候，噩耗传来，11月3日，医院下达了死亡通知。感到绝望的阿芬当即病倒。

　　在身体有所好转后，变卖了家中的摩托车做路费，带着孩子，阿芬再次南下。

　　料理后事奔波维权

　　“再这样拖着，连骨灰也收不着了。”念及此，阿芬的声音开始哽咽。殡仪馆的电话说，如果不能及时补交死亡证明，将在2009年1月27日进行火化，骨灰不会保留。

　　躺在殡仪馆的丈夫，已经无从知晓妻子为他身后事在奔波。

　　“我现在该怎么办啊?”写稿的时候，记者再一次接到她的电话，电话那头充满焦急和期待。如果诉诸法律途径，昂贵的诉讼费用、艰难的取证、漫长的法律周期，都让阿芬望而却步。她甚至连丈夫和厂方有没有签订劳动合同都一无所知。

　　已是凉意袭来的广州初冬，阿芬带着孩子蜷曲在工厂周围的一家超市门口。晚上，“大人穿着棉衣，小孩钻进被子”，后来担心“孩子受不了”，阿芬就租了一个小房子。白天，阿芬带着两个孩子继续奔走上访。

　　后来，阿芬打电话给记者说，她的钱已经不多了。但她没有办法，义无反顾地决定打官司，替丈夫之死讨说法。河南一律师已答应帮她打官司，“这官司你肯定能赢”，律师的话坚定了她的信念，阿芬正在等待律师的到来。而厂方的意见似乎也很明确。“已没有私下来协调的可能，愿意接受第三方的仲裁。要么劳动仲裁，要么上法院。”

　　这场官司看来已不可避免。等待阿芬的，仅仅是个开始……

　　文/图张鹏统筹张蜀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