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姚高宽

　　民以食为天。粮食安全是关系到经济社会稳定，关乎国计民生的大问题。我国历史上曾发生过1828次饥荒，平均每0.9年一次。从2006年9月开始到现在，世界主要粮食品种价格飙涨，许多国家出现粮荒，而一些粮食出口国把粮食作为一种战略武器来攫取自己的国家利益。中国作为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用占全球1/10的耕地养活世界1/5的人口，粮食安全一直是悬在我们头上的一把利剑。

　　山西是我国重要的能源重化工基地。近年来，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山西的煤、电、铝全国飘红，而山西的农业，特别是粮食安全则鲜为人关注。其实山西既是我国的能源重化工基地，也是有鲜明特色的农业省份。这里有曾经全国闻名的“大寨”经验，有运城临汾的“晋南粮仓”，有晋西北的“杂粮王国”。但由于复杂的地理和气候关系，山西十年九旱，年年春旱，粮食生产条件十分脆弱，农民难以走出成本高、卖出低的“高进低出”的怪圈。尽管改革开放30年来，全省粮食产量已从70亿公斤迈上了100亿公斤的台阶，2004年到2008年连续5年粮食大丰收，但因品种和地区失衡、耕地缩减、农资涨价，山西的城乡居民口粮自给率只有50%，远低于国家坚守的95%的红线，全省的粮食安全形势依然严峻。最近，笔者因工作关系，较为详细地对山西省的粮食产量问题进行了调查。

　　山西的粮食安全最突出的几个问题是：

　　一个不足：粮食产不足需

　　山西粮食消费年缺口为10到20亿公斤。其中口粮消费呈递减状，减幅为3.6亿公斤；饲料用粮、工业用粮则增幅为8.3亿公斤和6亿公斤，食品副食及酿造用粮基本稳定在4.5亿公斤。在其品种中，稻谷、小麦缺口大，玉米则富余。

　　从未来趋势看，山西粮食消费需求呈刚性增长，而生产大幅度增长的难度较大，粮食产需缺口进一步扩大。

　　两个失衡：品种结构和地区结构失衡

　　山西的粮食产需品种严重不平衡，产粗吃细，小麦不足，稻谷、食油几乎全部靠外调，而玉米有余(玉米年平均产量为60.2亿公斤,占粮食总产量的59%)。由于小麦、稻谷主要用于口粮消费，玉米主要用于饲料和工业，玉米产量的大幅上升一定程度上掩盖了粮食供需间的矛盾。

　　从地区结构看，全省11个市粮食产量由南到北呈由高向低明显变化趋势，尤其是小麦主要分布在南部，中部有一部分，北部几乎为零。而这几年南部的运城和临汾产麦区小麦产量连年减少，全省35个固定贫困县，其中有14个县人均产量不足175公斤，属贫困地区中的基本都是缺粮县。

　　三个偏高：生产成本、流通成本和价格水平偏高

　　山西省粮食生产条件脆弱，浇灌费用高，加上农业生产资料涨价，一定程度抵消了国家政策给农民带来的实惠，使粮食生产成本居高不下。

　　由于山西省的粮食外采购量大，采购规模化、集约化、现代化程度较低，造成粮食流通领域成本偏高。据统计，每年光小麦、稻谷和食用油的外采就增加流通成本7亿元以上。

　　生产成本和流通成本的偏高必然导致粮油价格水平整体偏高，这就不仅削弱了山西粮食的市场竞争力，而且挤压了农民增收的空间，增加了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