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过拔毛劣迹斑斑

　　伍星葵仅向肇庆云浮两市23个单位索要现金和报销发票就达760多万元

　　多年来，伍星葵向肇庆、云浮两市23个单位索要现金和报销发票达760多万元。

　　2002年8月，伍星葵在桂林出差，用2000元买了桂林山水画一幅，买画的费用以接待费的名义在肇庆市府接待办报销了；2003年3月，伍星葵从肇庆市某局支取现金到北京出差，用其中的公款1000元买了一幅画。这两幅用公款购买的画后来都变成了伍星葵的个人收藏。

　　2003年至2005年的春节，伍星葵每年都从相关单位支取现金换成新币，用于家庭派“利是”。其中2003年在肇庆某局取款2万元，2004年在肇庆市某水利管理局取款2万元，2005年在公安局取款1万元。

　　2003年下半年，伍星葵与人合伙开办体育用品店，分别从肇庆市某局和肇庆市某水利管理局支取现金5万元和7万元，用于体育用品店的装修及经营。但是该店自开张后，就从来没有赚过钱，十几万的公款消失得无影无踪。

　　2003年底，伍星葵决定私人买一台马自达M6型小汽车，委托冯某帮其办理买车及上牌手续，前后共花费30多万元，其中有部分钱是冯某垫支的。为偿还冯某垫支，伍星葵让秘书到肇庆市某集团公司支取了港币5万元交给冯某。

　　2004年1月，伍星葵用从肇庆市某水利管理局支取的公款中的8000元在广州友谊商店为自己买了一件大衣。

　　2004年4—5月，伍星葵家的新房开始装修，从装修材料到家居用品的购买，都是用公款付的账。其间，伍星葵通过秘书分别从肇庆某水利管理局、某集团公司支取现金5万元和6万元，交给妻子用于购买装修材料。9月，房子装修好了，伍星葵又吩咐秘书到广州友谊商店为其购买一批家居用品。秘书于是按照伍星葵指定品牌，在广州友谊商店购买了价值共12792.2元的“韦致活”牌碗碟、茶壶、香水及其他日用品，一座11020元的“天伦”落地钟，一台1968元的饮水机。为方便报销，开具发票时这些物品都被写成“电脑配件”或“工艺品”。随后，秘书将这些发票拿到肇庆市机关事务局报销。

　　伍星葵向分管单位伸手要钱之五大手法

　　伍星葵喜欢请客送礼，拉关系结圈子，自己收礼，也给别人送礼。只要是他认为对自己有好处的人，不论是上级领导，还是下级部属，都是他送礼的对象，金钱、端砚、玉石、名画、邮册、纪念币、名牌衣物，甚至象牙他都曾给人送过，其中收送“红包”礼金达60多万元。当然，伍星葵的这些爱好，无一例外都是建立在大肆挥霍公款的基础之上。

　　伍星葵向分管单位伸手要钱的惯用手法主要有以下五种：手法之一：以跑项目为名要相关单位出公关费

　　2005年2—3月间，伍星葵以为某县跑项目为名，给该县主要领导打招呼，说跑项目有些开支需要处理，两次在该县机关事务局报销巨款。实际上，伍星葵并没有为该县去跑过项目，也没有为其争取到任何资金。

　　手法之二：强行索要

　　伍星葵急着用钱时，便向下属单位强行索要，或亲自出马，或让秘书去要，根本不讲理由，就是说要钱，下属单位却不得不给，钱给迟了或是要发票还得挨批。肇庆市某集团公司、某水利管理局以及其他几个市属局都曾被伍星葵索要过。

　　手法之三：用虚开的发票报销套钱

　　2003年1月，伍星葵找高要市某端砚厂开了9张购端砚发票，拿出其中3张在肇庆市机关事务局报销了。同时，还授意秘书找地方商家开具购家私、工艺品、餐费等发票，与其他发票一起找单位报销。

　　手法之四：个人接待消费要他人或单位结账

　　高要市某局局长欲提拔任云浮市某局副局长，伍星葵借机让其解决自己在肇庆市花园小馆接待费。

　　手法之五：个人家庭开支到公家报销

　　伍星葵家的新房装修，购买家用电器、生活日用品等开支均开具发票在机关事务局报销。

　　新闻分析

　　权力，异化为他“搞钱”的工具“圈子”，助长了他腐败的行为

　　伍星葵任肇庆市副市长后，请名人书法家题写了一副“星辉耀大地，葵聚荫神州”的对联，放在家里自喻自赏。可惜的是，他的行为却危害肇庆、云浮两地，致使多名领导干部主动或被动陷入其腐败圈子之中。

　　看重权力，视权力为私有，是伍星葵的价值取向。他的手法有几种，一是扶持亲信，经营权力。伍星葵从高要乡下一路走来，可谓官运亨通。他的“优点”就是舍得花钱，对人慷慨，他送礼不仅往上送，也往下送，一些有权的部门、能办事的部门、可给他带来好处的部门，逢年过节他不会忘记，不忘“慰劳”，以此笼络人心；在肇庆，他手下有一帮为他卖命的“马仔”，到云浮后，还想在自己分管的部门安插亲信，并暗示个别人，为其办理调动，提升职务。二是唯我独尊，霸占权力。伍星葵向分管部门要钱，有时根本就没有理由可讲，迟了、少了，他还会骂人，“这点事都办不了，要你干什么？”，弄得下属哭笑不得，必须俯首帖耳。三是目无法纪，滥用权力。借陪同领导外出考察之机，向下属单位要钱；以帮基层跑项目为名，要单位出“公关费”；宴请自己的亲戚朋友，让别人“埋单”；拿着公款与他人合伙经营体育用品店，停业后，造成灭失性公款损失；怕刑满释放人员告状，影响其职务晋升，指示机关给此人“补贴”；用公款购物，放在自己家里使用；装修家庭住宅，让私营老板为他买空调机，等等。在他眼里法律法规、纪律规定只不过是一纸空文，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权力的滥用，为伍星葵带来了大量钱财，可以满足他的各种爱好。经查，2002年初至2005年底，伍星葵在肇庆、云浮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向23个单位索要现金、用虚开发票或消费发票报销套取现金以及贪污公款、收受贿赂共计人民币约800余万元；另外，还在3家端砚厂拿了近100万元的端砚不付款，家里藏匿11块名贵端砚和70多幅名人字画不能说明合法来源。伍星葵分管旅游，以外出考察名义旅游观光非常方便，国内的风景名胜不必说，欧洲、澳洲、新、马、泰都有他的身影。吃喝玩乐更是不在话下，买名牌、摆阔气、讲排场，经常出入高档娱乐场所，喝高档酒、吃高档菜，一桌上万元甚至几万元；伍星葵买套西装1万元，一件衬衣上千元，家里用的碗300元一个，反正有公家付钱，毫不吝啬。

　　从伍星葵的所作所为可以看出，他的权力观已经产生了严重错位，他不是用手中的权力去谋划地方的经济发展，为群众办实事好事，而是将其异化为“搞钱”的工具，漠视有关的财经纪律规定，凌驾于党纪法规之上。另一方面，一些部门领导不按规章制度办事，而是围着伍星葵的权力指挥棒转，有求必应，以能进入伍星葵的“圈子”为荣，一句话、一个电话，即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拱手相送，客观上也助长了伍星葵滥用职权的行为。

　　省纪委副书记赵振华说：“一个领导干部利用手中权力，随随便便到自己分管的单位和部门拿钱，据为己有，肆意挥霍，有些单位领导对此却麻木不仁，有的甚至认为是上级领导看得起自己，对自己的信任；有的还千方百计与上级领导套近乎，溜须拍马，阿谀逢迎，想方设法挤身或融入某个领导的‘小圈子’；有的目无法纪，使用公款毫不吝啬，大手大脚，挥之即去，呼之即来。这些现象在某些地区和一些单位还比较普遍，是个带倾向性的问题。伍星葵案就是这些现象的一个缩影，很有典型性。这些歪风不刹，将严重损害党的形象，影响干群关系，贻误经济建设。”

　　本报记者戎明昌　通讯员粤纪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