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讲述：党史专家周永林

　　1940年建成的精神堡垒

　　1947年的抗战胜利纪功碑

　　1950年国庆之夜的人民解放纪念碑

　　国民政府建“抗战胜利纪功碑”的请示

　　西南军政委员会对“人民解放纪念碑”的批复

　　刘伯承题词

　　一个举世瞩目的盛大节日，正一天天向我们走近。

　　在庆祝共和国成立60周年，重庆解放60周年之际，本报与市委党史办、红岩春秋杂志、市档案馆今起开设“纪念重庆解放60周年”专栏，挖掘珍贵档案，采访当事人，追溯当年历史，从今日起推出系列报道，以纪念那个伟大的时刻。

　　抗战胜利后，现解放碑原址曾准备修建蒋介石全身铜像，蒋批复“不可行”；后改建“抗战胜利纪功碑”。事实上，“解放碑”的历史可追溯到“国民精神”和“精神堡垒”。它是全国范围内唯一一座纪念中国人民解放的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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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从“精神堡垒”到解放碑的见证者，我市资深党史专家、1936年参加革命的周永林，目睹了解放碑的沧桑变迁，对本报记者讲述了他的亲历。本报在党史专家的帮助下，找到了弥足珍贵的历史档案，解开了解放碑变迁的历史内幕。

　　解放碑作为重庆的象征，人们已耳熟能详。它的前身是“精神堡垒”和“抗战胜利纪功碑”。但也许你不知道，当年它建设的由来以及它于1950年被改为“人民解放纪念碑”，是有着一段深刻历史内涵的。当年西南军政委员会既没将它定名为“西南解放纪念碑”，也没定名为“重庆解放纪念碑”，而定名“人民解放纪念碑”，是有深刻寓意的——它不仅仅指重庆或西南的解放，更指全中国人民的解放，因此，它也是全国范围内唯一一座纪念解放的纪念碑。

　　建碑前奏

　　从“国民精神”到“精神堡垒”

　　1939年5月1日，我起了个大早，准备去国民政府军委会行营广场（今解放西路重庆日报门前）参加“宣誓大会”。那年我19岁，在佛图关巴县县立三里职业学校读书，“承蒙指派”，与100名同学装扮成地道的农民，为此，当局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套行头：一套油绿色布制服，要求挽起长袖，卷起裤腿，脚穿一双草鞋，再背一个斗笠。经这番打扮，“重庆农民代表”就包装成功了。

　　原来，国民政府于当年掀起“国民精神总动员”高潮，定于5月1日在国统区的重庆、成都、贵阳、桂林、兰州、昆明、吉安等地同时举行宣誓大会，在重庆参加宣誓的有党、政、军、青、农、工、商、妇共八个界别，各派代表100人。所谓“国民精神总动员”，其实质是国民党坚持一个党（国民党）、一个主义（三民主义）、一个领袖（蒋介石）的信条，以“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军事第一，胜利第一”为目标，以政令、军令统一为旗帜，以此来达到反共、限共的目的。

　　记得那天下午，装扮成农民的我们早早赶到行营广场，等待开会。

　　大会会场“布置得像教堂一样庄严肃穆”（次日《大公报》语），背景是礼堂的尖顶，上面镶嵌着国民党党徽，房顶竖立蒋介石戎装佩剑巨幅半身像，广场中央设置了高大的火塔，塔身用玻璃搭成，共分三级。

　　夜幕降临，大会开始。聚光灯直射会场，如同白昼。军乐声中，所有聚光灯又齐齐转向主席台，只见蒋介石等已齐齐整整地站在台上。当天的会议由新生活运动总干事黄仁霖任司仪，首先为阵亡将士及死难同胞默哀，接着是献金，然后是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宣读训词，最后由蒋介石带领全场人员宣誓。这时火塔顶端光焰四射，各队派代表3人上塔引火，分别传给所属界别同仁点燃火炬，然后以队为单位，反复齐唱《国民公约宣誓歌》、《领袖歌》和《抗战到底歌》，并在场内就地游行。

　　会后，当局为强化“国民精神”，决定在市区繁华地段的都邮街与小梁子的十字路口（现解放碑广场），建造“精神堡垒”一座，以资纪念。精神堡垒于1940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纪念日落成，为木质结构，外涂水泥，面临民族路一边，题有“精神堡垒”四个大字（图一）。由于它是用木板钉制，经日晒雨淋，水泥脱落，木板慢慢腐坏，最后全部倒塌。于是，当局立上一根旗杆，悬挂国旗，以至抗战后期来重庆的人，对为什么把一根孤零零的旗杆叫做“堡垒”很不理解，反遭诟病。

　　蒋介石不同意给自己塑像

　　改建抗战胜利纪功碑

　　1945年8月，抗战胜利。

　　我根据市档案馆解密的资料查证，当时重庆市参议会提出：“主席蒋公领导抗战劳苦功高”，提请市政府分别为蒋介石塑像、立碑、建筑朝天公园、修建两江铁桥等，以资隆重纪念（图四）。随后，市参议会经与市工务局商议，正式确定为四项：一是在都邮街广场塑蒋介石全身铜像（即精神堡垒原址），二是在佛图关建抗战纪功碑，三是将南岸黄山改为“中正山”，四是在朝天门建筑两江大铁桥。

　　蒋介石对此逐一批示，对在都邮街塑铜像一事，他批示“不可行”；对在佛图关建纪功碑一事，他批示“可办”（后改建在精神堡垒处）；对将黄山改为“中正山”，他批示“不必”；对建筑两江铁桥一事，他批示“以林森命名为宜”。

　　于是建设纪功碑的事宜正式提上日程。纪功碑由国民政府都市建设委员会常务委员黄宾勋、专门委员刘达仁主持，建筑师黎伦杰设计，工程由天府营造厂中标承造。1946年10月31日（蒋介石59岁生日）时，在市长张笃伦主持下，纪功碑奠基开工，1947年10月10日“双十”节时，纪功碑竣工落成，共耗资2.02亿元（旧币）（图二）。

　　纪功碑为八面塔形建筑，分碑台、碑座、碑身及瞭望台。碑台直径20米，台高1.6米，台阶有花圃。碑座由8根青石砌结护柱组成，上有石碑8面，采用北碚出产的上等峡石，石碑嵌于碑座外面，分别镌刻有：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行政院《明定重庆为陪都令》，国民政府文官长吴鼎昌撰写的《抗战胜利纪功碑铭》及张群撰写的记述重庆对抗战贡献的文章等。

　　碑身高24米，直径4米，外为八角形。朝民族路方向，刻有“抗战胜利纪功碑”七个大字，由市长张笃伦题写。内部为圆形，有悬臂旋梯140步，直升至顶部瞭望台。沿旋梯设抗战胜利走廊，廊上挂抗战英雄、伟大战绩及日本投降等油画，下则嵌藏各省市赠送之纪念碑石、社会名流题赠之石碑等。

　　瞭望台直径4.5米，可容20人登临游览，台顶设风向仪、风速仪、指北针等测候仪器，顶悬警钟一座，以备全市集会及报警之用。碑顶还有8根水银太阳灯环绕，一到夜间光彩照人。

　　我记得当年《申报》曾称，这是“唯一具有伟大历史纪念性的抗战胜利纪功碑”。

　　刘伯承题词

　　“人民解放纪念碑”有深刻含义

　　重庆解放后，根据全市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提案，1950年3月2日，重庆市军管会、市人民政府请示西南军政委员会要求批准更名“纪功碑”；6月29日，市公安局向市政府报呈送关于《新拟更改街巷名称一览表》报告，报告由市长陈锡联、副市长曹荻秋于7月5日联合签署发布，其中有将“抗战胜利纪功碑改为解放碑”的要求。1950年9月18日，市长陈锡联等正式向西南军政委员会请示：抗战胜利纪功碑“究应改为‘西南解放纪念碑’抑或‘重庆解放纪念碑’”？后经西南军政委员会核准，改名为“人民解放纪念碑”（图五）。

　　1950年10月9日，市政府请示西南军政委员会办公厅“转呈刘（伯承）主席赐题，以示纪念”。不久，刘伯承亲笔题写了“人民解放纪念碑”和“刘伯承敬题一九五零年首届国庆节日”两张字幅，均为竖写（图六）。18日，西南军政委员会函复重庆市人民政府并转交了刘伯承题字。

　　至此，碑名更改一事结束。这是新中国代替旧中国的胜利标志（图三）。

　　我认为，现在有些人想将解放碑恢复为原名，这事得慎重。毕竟，当年西南军政委员会定名“人民解放纪念碑”，刘伯承将题写碑名的时间特意定在1950年首届国庆节是有深刻寓意的：“人民解放纪念碑”是相对于“抗战胜利纪功碑”而言的，它是全国范围内唯一一座以纪念中国人民解放的纪念碑，也是对全中国解放的最好纪念，因此它不能轻易更名！

　　记者 张卫 杨娟 毕克/文·图整理

　　■记者 张卫 杨娟

　　毕克/文·图整理

　　网络编辑：甘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