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地图存：从成都到钓鱼城

　　四川就像一块巨大的海绵，在治世，挤出的是茶叶，是丝绸，是财富，是人才，是诗情画意。在乱世，这块海绵输送 的是一个王朝最后的血脉，是对异族最坚决的抵抗。蒙古人没有想到，他们的铁骑横扫亚欧，覆灭各国，最多只需二十余年， 征服这个盆地却用了将近半个世纪，甚至在1276年南宋朝廷投降后，这里的人们依然在坚决抵抗。

　　文/国家历史特约唐眉江

　　公元1236年农历10月18日，四川制置司驻地成都。虽已秋意渐浓，却丝毫不减这座“繁盛与京师同”的“西 南大都会”的热闹与繁华。虽然南宋与蒙古人的战争已全面爆发，但过惯了富足安乐生活的成都人却丝毫没有觉察到危险的临 近。

　　事情一开始显得有些荒诞。当一支约三百人的骑兵部队出现在城北驷马桥时，没有人对他们的出现表示惊讶——成都 承平日久，不知兵革。尽管这些骑兵的服装迥异于大宋官军，官吏们“犹晏然”地处理着日常的事务，“居民皆纵观”。他们 就这样大摇大摆地进了城。突然，有人惊叫：“蒙古人！他们是蒙古人”。街市顿时大乱，市民如梦方醒，四散奔逃，有人自 发地抓起身边的长棍短棒，追打起那些察觉不妙后开始驰突起来的蒙古骑兵，更有一些居民搬出自家的桌椅板凳，设置路障， 试图围堵敌人。蒙古铁骑虽然素以凶悍著称，但面对“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这支区区三百人的队伍只有仓皇逃窜。这是成 都人第一次与蒙古军队短兵相接。

　　兵祸

　　对四川安抚制置副使兼知成都府丁黼来说，蒙古人在成都出现的消息无异晴天霹雳。因为17日他才接到蒙军攻破阆 中的密报，谁知刚过一天，蒙军先头部队竟已抵达成都。照此速度，其主力到达，就在旦夕之间，而他的手中只有区区七百名 维持治安的牌手、衙兵。早在宋蒙开战不久，丁黼就多次上疏告急，又遣子赴京求援，然而援军却迟迟不见。

　　在此前一年，朝廷和蒙古人终于撕破了脸。窝阔台调集各路蒙古大军，远征四方。一路西征，进攻东欧，一路攻高丽 ，另一路，便是剑指南宋。而四川，则成为窝阔台首要必得之地。位于长江上游的四川，江山险固：北有秦岭屏障，威逼咸阳 ，可堪东征北讨；东有三峡天险，控扼长江，实为吴楚门户。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使其江山险固，退可凭险据守，进能高屋 建瓴，筑席卷东南之势。“是故从来有取天下之略者，莫不切切于用蜀。”历史上的秦灭楚，西晋吞东吴，隋灭陈，无不先取 四川，借长江之水东下。

　　对中原王朝来说，北方的游牧民族始终是一把高悬在头顶上的利剑。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威胁，又多了 自东而来。西南，便成为天然的大后方。同时，中国西南边陲没有特别强劲的敌手。从两汉到两宋，除东晋南北朝那一段兵连 祸结的岁月外，四川一直是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繁荣的地区之一，在战乱时能接收大量难民，并具备作为稳固后方，长期支 持战争的实力。唐时，每当中原王朝遭到战乱威胁，中央政权首选逃亡之地便是四川。玄宗“幸蜀”后，又有德宗、僖宗“幸 蜀”(唐德宗逃亡山南西道首府梁州，当时属蜀)。唐僖宗为躲避黄巢进逼而逃离京师，跑到四川后转忧为喜，因为蜀中繁华 ，“可资赏赐不绝”。凭借川中的富庶和各地进献，僖宗组织起对黄巢的反扑，四年后重返京师。在宋元战争爆发前，巴蜀地 区的人口占整个南宋的23.2%，却贡献了南宋三分之一的财税和军粮。

　　现在，南宋是否也能如唐时绝地逢生呢？宋室南渡偏安东南后，由于北方尽失，整个西面防务唯有仰赖川陕四路居于 上游，依托秦岭拱卫。丢掉四川，于南宋而言，不仅顿失府库，而且门户洞开，长江天险也将变得毫无价值。一句话，蜀在则 国存，蜀亡则国灭。

　　蒙古人自然也知道四川的重要战略地位。同时，从四川进军，也是当时唯一可行的选择。金国覆灭后，河、淮之间形 成了大片无人区。蒙古不善水战，也不敢冒给养困难的危险南下。1234年，李实献策窝阔台，“劝其先谋犯蜀、顺流而下 窥江南”(《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68《真德秀行状》)。

　　其实，四川并非全无准备、束手待毙。此前一个世纪，宋、金对峙，为了扼阻金兵以关中为后盾，越过秦岭，南宋把 四川边防重心放在大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深入蜀边的三个险关上，即武休关、仙人关和七方关。为固守三关，南宋又设5 州，作为外围防线。这道蜀边防线，在宋、金战争之初曾有效保障了四川内郡的安全，然而，经过1206年吴曦叛宋投金以 及1219年金军再次攻破大散诸关后，蜀边关隘摧毁殆尽。真值“关隘疏鲁，旧来备御去处未暇尽修，而损之又损”(魏了 翁《鹤山集》卷37《黄制置壬辰书》)时，蒙古人来了，来得比金人更加凶悍狂暴。

　　窝阔台先一个个拔除南宋分布在蜀边的据点，然后于1236年8月率50万大军攻蜀。宋军在阳平关与蒙军展开大 战，大败，蜀地门户顿开。四川安抚制置使赵彦吶率残军逃向四川内郡，一些守将纷纷弃官逃跑。一时间，潼(今三台)、遂 (今遂宁)、顺庆(今南充)“皆无守臣”。蒙古人剑指四川首府——成都。

　　成都两百多年未经兵火，“师少堞怀”，无险可守，俨然蒙军盘中餐点。丁黼望穿秋水也没有盼来朝廷的援军，更雪 上加霜的是，赵彦吶与丁黼素来不睦，蒙古挥兵成都时，他早率军退往夔门(今奉节)，成都遂成孤城。

　　城破

　　当时的四川，是个多么让人骄傲的地方。这里有全国最好的茶叶和丝织品，有世界最早的纸质货币，有全国最多的书 院，出全国最好的文人，保存全国最多的古籍善本……“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草树云山如锦绣，秦川得及此间 无。”谪仙人的赞歌言犹在耳，蒙古的铁骑已至城下。

　　19日夜，蒙军西路统帅阔端率领的十万大军进抵城下。丁黼的心里一定悲凉而绝望。他谢绝了幕僚让他效仿其他官 吏出逃的建议，决心与城市共存亡。是夜，丁黼亲帅将士，乘夜出城劫营。无奈众寡太过悬殊——劫营不成，丁黼阵亡于激战 之中。丁黼死后，制置司参议王翊继续组织抵抗，但由于城防年久失修，百姓缺乏军事素养，24日，成都城破，王翊自杀殉 国。

　　面对惊恐的百姓，无穷的财富，阔端的命令只有两个字：“火杀”。蒙军驱赶城中居民，以五十人为一批，集中杀戮 ，为保证杀死，又对尸体逐一补刺。蒙军将成都在两个半世纪的和平中积累起来的财富焚掠一空，并很快撤出这座已沦为地狱 的死城。后来，宋将贺靖“权成都，录城中骸骨一百四十万，城外者不计”(赵-《史母程氏传》，载《全蜀艺文志》卷51 下)。

　　这一年，攻陷成都后，阔端分兵四出，深入四川内部郡县大肆抄掠。四川“五十四州俱陷破，独夔州一路，及泸、果 、合数州仅存。”经过这次蹂躏，四川满目疮痍，残破不堪。然而，这仅仅是一出历史大悲剧的序幕。此后的四十余年里，蒙 (元)军队不断在这片土地上进行野蛮的杀戮、掠夺和破坏。四川也在此进入历史的拐点，由此急转直下，再不复“繁华盛丽 天下无”的荣光。

　　喘息

　　从这次掠劫开始，四川的主体与经济中心，沦为了宋蒙双方反复拉锯与争夺的地区，由于蒙军采取的是纯破坏性策略 ，不占有土地，只屠杀毁城，四川已经失去了对南宋的“府库”作用。然而，南宋却万万不能失去四川，即便南宋能够长期控 制的地区，仅是嘉定、神臂城(泸州)、重庆、钓鱼城(合州)、万州、夔州一线所防卫的川南、川东局部地区，但这是四川 最后的底本，是南宋的西大门。南宋最高统治者认识到了四川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一改过去“轻蜀”，认为无蜀亦可立国的方 略，决定以“保蜀”、“救蜀”为要务(《宋史全文》卷32)。

　　四川就像一块巨大的海绵，在治世，挤出的是茶叶，是丝绸，是财富，是人才，是诗情画意，在乱世，这块海绵输送 的是一个王朝最后的血脉，是对异族最坚决的抵抗。蒙古人没有想到，他们的铁骑横扫亚欧，覆灭各国，最多只需二十余年， 征服这个盆地却用了将近半个世纪，甚至在1276年南宋朝廷投降后，这里的人们依然在坚决抵抗。

　　劫后余生的人们明白，只有抵抗，才能免遭“火杀”。唯一称得上幸运的，是1241年十一月窝阔台卒，到125 1年6月蒙哥即位，这10年间，蒙古内部纷争不休，无暇主动部署对宋战争，南宋由此获得喘息之机。

　　1243年春，宋理宗派遣在两淮抗蒙战争中战绩颇著的余-任四川安抚制置史兼重庆知府，入蜀主政。四川盆地多 方山丘陵，河道弯曲，常形成两面或三面环水的突出部高地。余-利用这种易守难攻，不利蒙古骑兵展开的地形，在四川的主 要江河沿岸及交通要道上，选择险峻的山隘筑城结寨，在1243-1251年的八年里，余-领导四川军民修建、扩建了2 0座山城。目的只有一个，保卫长江水道，防止敌人顺流东下，进攻江南。各城“皆因山为垒，星罗棋布”(《宋史·余-传 》)，四周多为峭壁，山顶平阔，有田土可耕，林木可用，水源充足，易于长期坚守。平原、浅丘上的府州治所，也大都被搬 入山城，比如成都府就被迁入云顶城(今金堂县云顶山)，泸州被迁入神臂城。其中最典型的，无疑是著名的钓鱼城。

　　1243年，余-采纳冉-、冉璞兄弟建议，筑钓鱼城，移合州州治、石照县治于其中。此城位于渠江、嘉陵江、涪 江汇合处的高山上，三面环水，高出周边山丘三百余米，地势险要。外城筑在悬崖峭壁之上，城墙系条石垒成，山周围有大量 耕地，水源丰富，可供长期坚守。1254年王坚知合州后，将城防修建得更加坚固，并召集流散，实行屯垦、练武，不断加 强战备，当时城内守军有四、五千人，军民共两万左右，最多时甚至集中了十余万军民。

　　一旦战事爆发，各山城间相互协调、配合、支援，避免各自为战，被敌军各个击破。这种整体配合作战的方式屡奏奇 效。1252年的嘉定会战，余-就是依托嘉定的山城防御体系，将蒙古军队的进攻堵死在坚城之下，然后调集全蜀精锐，主 动出击，大破蒙军。蒙军在撤退过程中，又先后在云顶城、苦竹隘、剑门关等地遭到宋军有组织的阻击。

　　就是这一道防线，阻挠蒙古铁骑数十年。蒙军在这些成体系的山城面前付出了惨痛的损失，只好步步为营、逐城攻打 ，一城一地地慢慢蚕食，而这势必旷日持久、代价高昂。这场惨烈而漫长的拉锯战，绝响便是“上帝折鞭处”——钓鱼城。

　　钓鱼城

　　1258年蒙军第二次大举攻宋，4万人分三道入蜀，主力就是由蒙古大汗蒙哥亲自率领的西路军。蒙军相继占据剑 门苦竹隘、长宁山城、蓬州运山城、阆州大获城、广安大良城等，直扑钓鱼城。

　　起初，蒙哥并不希望硬攻钓鱼城。他派出南宋降臣晋国宝前去招降，哪知钓鱼城守军干脆一刀宰了晋国宝。招降不成 ，蒙军对钓鱼城展开了轮番攻打，并多次组织精兵悍将强攻。4月24日，蒙军一度登上了西北城头，但在宋军的拼死反击下 被打退。蒙军虽于六月初三战三捷，击溃了吕文德所率进援钓鱼城的宋军，但却始终无法破城。蒙军前锋大将汪德臣不得已于 夜间组织死士偷袭，被王坚率军击退。天亮后，心有不甘的汪德臣冒险单骑来到城下，向王坚喊话劝降，王坚回他以飞石，汪 被飞石击中，旋即不治而亡。

　　这时，蒙军久攻不克，又逢酷暑，将士水土不服，军中疾疫流行，战斗力大减。而宋军的抵御丝毫未见颓势，为了表 明粮草充足，钓鱼城守军甚至故意将两条各重三十斤的鲜鱼和百余张蒸面饼抛射给蒙军。为侦察城内虚实，蒙军又建“桥楼” 了望，但了望者刚爬至高处，就遭宋军炮击，正在现场督战的蒙哥也“为炮风所震，因成疾”(无名氏《钓鱼城记》，万历《 合州志》卷1)，并于7月死于金剑山温汤峡。当时，西征两河流域的旭烈兀，已经洗劫了巴格达，占领了叙利亚，正要进军 北非，听闻蒙哥死讯，立即撤军回蒙，进攻南宋湖北鄂州(今武昌)城的忽必烈，进攻潭州(今湖南长沙)的塔察儿也纷纷撤 调主力军回蒙古高原。蒙古贵族间展开了争夺大汗宗主之位的长期战争，蒙古帝国对世界的征服从此出现转折，走向颓势。蒙 哥的死地钓鱼城，也由此延续宋祚20年，缓解了欧亚战祸，流产了蒙古劲旅对非洲的征服，被西方世界称作“上帝折鞭处” 。

　　直到21年后，蒙古人才真正得到钓鱼城——但不是靠武力攻下的。那时南宋朝廷已覆灭了两年，钓鱼城已是孤城， 守将王立为保全一城军民生命，请降于元西川行枢密院副使兼王相李德辉。四川这块海绵，至此挤干了自己的最后一滴血。

　　尾声

　　从1231年蒙古军队首次侵扰川边，到1279年钓鱼城陷落，宋蒙围绕四川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争夺。四川是 最早抵抗蒙古侵略的南宋地区，也是抵抗蒙古侵略时间最长的南宋地区。这次战争持续时间之长，双方投入力量之大，伤亡人 口之多，反复争夺之激烈，在中国战争史，乃至世界战争史上都不多见。

　　四川军民的顽强抵抗招致了蒙军的大量报复性屠杀。“屠成都，焚眉州，蹂践邛、蜀、彭、汉、简、池、水康，而西 州之人，十丧七八矣”(吴昌裔《论救蜀四事疏》，《宋代蜀文辑存》卷84)，特别是在若干争战激烈地区，蒙古军更是屠 戮惨重。“昔之通都大邑，今为瓦砾之场；昔之沃壤奥区，今为膏血之野。”除战火的破坏、蒙军的屠戮，还有长期战事严重 破坏了农业生产，粮食严重短缺，不少地方甚至出现了食人的惨剧。四川人口锐减，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 计》的统计，嘉定16年(1223年)川峡四路在籍人口数为660万左右，可到了元代，四川行省在籍人口数下降为61 万人，何况这还是元世祖至元27年(1290年)的数据。最为残酷的，是战争造成文化资源的损失，文化精英的摧残和流 失，葬送了四川历时千年建立的文化基础，“人文之盛，莫盛于蜀”亦成明日黄花。

　　自宋末元初战乱之后，四川在历史上长期失去了原本的重要地位。元平定全国后，将“四川路”中利州东路的兴元府 、洋州、金州，利州西路的天水军、西和州、成州、阶州划入陕西行省，将文州划入宣政院辖地。这样一来，即便将来四川经 济力量恢复，也无法利用和上述地区的历史纽带关系再度反元。在军事地位日益降低的同时，在经济和文化上，四川也丧失了 它曾经的显赫地位。在元、明两代，四川的传统经济，如茶、丝，都已失去了她以前在全国的领先地位，降至清代，人们几乎 忘记了四川曾经生产过最好的丝、茶产品。

　　四川由此成为中国一个普通的行省。然而，这片曾创造了灿烂文明的大地，在废墟之下，默默地收蕴力量，积蓄元气 。她宽厚而坚忍，直到近700年后抗日战争打响，中华民族再度面临存亡之际。古老的四川再度以大后方的身份出现在历史 舞台上，再度成为绝地——绝处逢生。

　　120保路：四川人的家与国

　　126求生到重生：红军的四川之路

　　四川何以救中国

　　战争爆发的那一刻，在距北京1500公里远的西南重庆，人们还在安享夏夜凉风。四个月后，这里将成为中国人民 抗击敌人的总后方，并在之后的八年里，成为全国人民抗战的精神砥柱，支撑整个民族的抗战希望。

　　文/国家历史特约何晓鹏

　　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事始于1937年7月7日那个午夜。对中国人民来说，这既是一场空前浩劫，也是一个转折，它 改变了一百年来中华民族备受欺侮的历史。在这场艰苦卓绝的抗战中，这个曾经无比辉煌的民族终于再一次以强者姿态站立在 世界面前。

　　战争爆发的那一刻，人们对这样的结果还没有预知。在距北京1500公里远的西南重庆，人们还在安然享受这个和 煦的夏夜，四个月后，这里将成为中国人民抗击敌人的总后方，并在之后的八年里，成为全国人民抗战的精神砥柱，支撑整个 民族的抗战希望。可以说，没有以四川为主的西南大后方，中国的抗战历史将会是另一种走向。

　　战略

　　从抗日战争的前后演进来看，西南大后方的确立并非一蹴而就，它的形成，与中国抗战的方略、现实条件、战局进展 密切关联。

　　事实上，对中日之战的爆发，国人早有预料。1922年，军事理论家蒋百里根据对当时中国的国际环境和周边国家 的军事态势的分析，指出中日战争不可避免。他还在其著述中明确指出，开战之后，中国应采取持久战方针，在中西部地区构 筑防线。他说，“中国有地大、人众的两个优越条件，不打则已，打起来就得运用拖的哲学，拖到东西战争合流，我们转弱为 强，把敌人拖垮而后已。”

　　这是国人对中日战争的较早认识。蒋百里的观点被国民党高层接纳，并被李宗仁发展为指导国民政府抗战的“焦土抗 战”政策。所谓“焦土抗战”，李宗仁曾撰文阐述，一是指“不惜化全国为焦土，以与侵略者作殊死之抗战”的政治方针和决 心；二是指采取游击战、运动战、坚壁清野相结合的持久战、消耗战，而非速决战。蒋介石也在诸多场合表示，中日开战后， 要想求取胜利，中国军队只能采取“积小胜而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的持久战方略。

　　如此，在战争爆发之前，中国政府就已经确立了对日抗战所采取的方针战略。但持久战的进行，需要具备安全稳固， 可以为战争消耗提供支持的坚强后方。尽管抗战方针早已确立，但国民政府在选择后方基地问题上却颇多转折。

　　由于历史等多方面的原因，中国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多集中于华北、华东等沿海地区，这些区域也是国外势力渗透 最多的所在。一旦战事发生，这些城市将最先受到威胁。因此，民国政府西移势在必行，最初，选择的目标被设定为西北区域 。

　　西北

　　1932年，上海发生“一二八事变”，近在咫尺的南京政府被迫迁都洛阳办公，直至年底才迁回。期间，国民政府 于洛阳召开了一次有关时局的国难会议。会议讨论了以西北为未来长期反抗根据地的问题。随后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通过了《 提议以洛阳为行都以长安为西京案》，提案称，“陪都之设定，在历史地理及国家将来需要上，终以长安为宜，请定名为西京 ”，拟议退守西北并以之作为长期反抗的根据地。

　　以西北为国家战略后方，是国民党中央早已有之的构想，在孙中山早年便已提出。蒋介石也曾于北伐战争期间提出， 革命政府应该“视西北的陕、甘、察、绥和西南的桂林、成都”为根据地，认为“中国革命发展之途径，当由西南延长至西北 ，据此大陆，以与帝国主义者在东南沿海、沿江、沿铁路而至之侵略形势相抗拒，造成中国大革命之决战场”。

　　在三十年代初，国民党中央和蒋介石的构想是，一旦华东地区战事扩大，政府将退守西北与中原。

　　为了建设西北后方，国民党中央很快成立了西京筹备委员会，以专门的组织力量对陪都西京的建设作了若干筹划，对 整个西北地区也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全国经济委员会还设立了西北办事处，侧重从事西北的交通水利等建设。

　　但因为蒋介石当时忙于“剿共大业”，所以对西北的建设规模也极为有限。事实上，此时的蒋介石对日本仍然采取妥 协退让政策。甚至到1935年11月，蒋介石仍在对外关系演说中表示：“和平未到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 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

　　蒋介石的这种态度，源于在他对中日力量悬殊的对比认识基础上，他认为中国军力远差于日本，战必败。这种心态直 到大西南确立为抗战后方时才有些微转变。

　　选择

　　对于以西北为后方，当时国中人士意见并不统一。如蒋百里在1935年主张应以湖南作为中国国防建设的中心地带 ，而地质学家丁文江则认为“乌克兰”在华北，“湖南、江西、四川是我们的乌拉尔——古士奈茨克，云贵是我们的堪察加。 ”“我们大家准备到堪察加去。”

　　即使是蒋介石，在1935年以前，其以西北为抗战大后方的想法也并未完全成熟。尽管在他心目中，西北是当之无 愧的国防战略要地，且是复兴民族的精神源泉，但其资源的相对匮乏也限制了其作为大后方的条件。

　　以抗战后方的标准，对西南和西北的进行对比，可以发现西南是具有很多优势的。从地理环境看，西南地区群山环抱 ，尤其是针对日军可能来犯的东、北方，更是群山巍峨，地形复杂，不利于日军机械化部队的运动与展开。实际上，抗战八年 期间，除空袭外，日军从未真正对四川构成直接威胁；从经济环境来看，自古就有“天府”之称的四川明显优于西北，足以支 撑战局；从交通与国际交往的因素来看，西南地区向北可联接苏联；西及西南可通印度、缅甸和印度支那，这些地区当时均属 英法殖民地，便于与外界沟通，获得盟国支援，尤其是1938年10月广州失陷后，中国沿海各地港口均落敌手，国民政府 与外界的海路联系全部中断，大西南与外界的陆路联系成为当时唯一通向世界的门户。此后的滇缅公路、驼峰航线的相继开通 ，均证明了西南与外界交往的重要地位。

　　尽管以四川为核心的西南地区是抗战后方的更理想选择，但直到1935年之前，国民政府并没有把它真正列入实质 性的考虑之中。因为此时的西南地区还不在国民政府的掌控之中。而这种状况在1935年发生了彻底转变。

　　统一

　　1935年3月2日上午，重庆珊瑚坝机场，身系玄色斗篷的蒋介石在宋美龄陪同下走下飞机悬梯，跟随其后的是陈 诚、顾祝同、杨永泰等几位高级官员。

　　四川“剿匪”总司令刘湘早已等候于福特飞机之外，此时的他内心复杂。他知道，蒋介石踏出飞机的那一刻，将是他 失去对四川控制权的开始。

　　实际上，自辛亥革命之后，四川军阀派系林立，大小军阀各据防区，连年混战。因为山高水远，再加上忙于北伐与“ 剿共”，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中央势力始终被隔绝于巴蜀之外。

　　但就在半年前，这一局势开始发生变化。因为由陕南入川的红四方面军把以刘湘为首的四川军阀打得惨败，迫使其不 得不向蒋介石求援。同时又值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向西南挺进。这无疑为国民党政府制造了一个绝佳机会。蒋介石曾对其幕僚 说，“川、黔、滇三省各自为政，共军入黔我们就可以跟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而用兵还好。……今后只要我们军事、政治、 人事、经济调配适当，必可造成统一局面。”

　　事态的变化是按照蒋介石的预想演进的。他先是派遣全权代表自己的“参谋团”入川，又于1935年1月，派薛岳 率中央军十余万人进入贵阳。如今，借“剿共”失利之机，蒋介石亲至重庆，并从此开始了他长达半年之久的西南之行。

　　在这半年时间里，蒋介石以吴忠信取代贵州军阀王家烈，从而掌控贵州；对云南军阀龙云，他以多方手段来怀柔拉拢 ；而对四川，蒋介石用力最多，控制最深。经过一系列的措施，西南尤其是四川结束了以往各自为政的局面，最终实现了“中 央化”。

　　后方

　　1935年的西南之行对中国命运影响深远。蒋介石通过此行对川、滇、黔地区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这促使他最终做 出决策，一旦抗争爆发，以四川为核心的西南诸省将作为国民政府抗战的大后方。

　　这一年10月，在蒋介石即将离开四川前，他于成都接连作了两次讲演。在演讲中，他对四川的物产、地理、人民诸 多称赞，认为四川“是复兴民族最好的根据地”。他说：“……我们今后不必因为在华北或长江下游出什么乱子，就以为不得 了，其实没有什么！只要我们四川能够稳定，国家必可复兴!”最后，他明确无误地宣告：在对日战事发生后，无论中国出现 什么情况，何种困难，只要川滇黔三省存在，国家必可复兴，“其实不必说川滇黔三省存在，就是只剩下了我们四川一省，天 下事也还是大有可为。”

　　至此，蒋介石以四川为对日抗战根据地的思想遂完全、牢固地确定了下来。国民政府也着手开始对西南进行大规模开 发建设，尤其是针对西南地区的工业建设和交通设施，国民政府从1935年始投入了大量人力、财力。

　　1936年四五月间，蒋介石再次视察西南时，他已经感到满意，表示，“川、滇、黔三省施政成绩，现已有显著进 步，至为欣慰……。”此时，以贵州为中心的湘黔线、黔桂线、川黔线和滇黔线公路网初步形成。为大西南作为抗战后方奠定 了初步的基础。此时的蒋介石，也一改以往对日示弱的态度，讲道：“去年一年工夫，我们川、滇、黔三省毕竟统一，国家生 命的基础得以稳定，……这是我们抗日的最大胜利。”并表示“决不签断送主权的条约”。

　　1937年，7月7日，抗战爆发。8月13日，淞沪会战开始。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迁都重庆宣言》， 指出“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至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以中 国人民之众，土地之广，人人抱必死之决心，以其热血与土地，凝结为一，任何暴力不能使之分离。外得国际之同情，内有民 众之团结，继续抗战，必能达到维护国家民族生存独立之目的”。

　　迁都重庆，标志着以四川为主的西南大后方最终形成。大批的人员、物资以及政府机关、工业企业、文教单位向西南 迁移。在军事上，国民政府将大批部队集结在西南、西北地区，形成拱卫大西南的军事部署，以确保抗战后方的安全，使之成 为真正的抗战堡垒。

　　西南大后方的最终确立也坚定了国民政府的抗日决心，1938年底，蒋介石两次重申要“以四川为最后根据地，北 固陕西，南控滇、黔、桂诸省，稳扎稳打。同时促进国际变化，以求盟友。如此则日本一定多行不义必自毙。”

　　最终，在西南大后方的支持与保证下，中华民族上下一心，最终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

　　136蒋介石与四川的血泪因缘

　　138血铸川军

　　144赖以“民生”救苍生

　　天下盐，天下粮——危亡时刻的蜀与天下

　　尽管有人称“四川人是天下的盐”、“川粮安天下”，但事实上，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上，但凡正常年景，四川的盐和 粮食产量从来不是全国第一。然而，偏偏就是这个平常不被天下所重视的西部省份，却曾经几度担当起“拯救天下”的重任， 成为名副其实的“天下盐，天下粮”。

　　文/国家历史记者 李远江

　　川盐济天下

　　1888年，当中国沿海的近代化工业尚在蹒跚学步时，一位名叫弗吉尔·哈特的美国学者走进了川南丘陵深处的自 流井和贡井地区。在那里他看到的是一座“异乎寻常的丘陵城镇”——“十英里外就看到的许多高耸的木制天车不仅遍布这个 城镇中心部分，而且逶迤几英里延伸到了乡村。”

　　弗吉尔·哈特仔细考察了这座古老的工业重镇，当他发现没有任何现代工程机械的自贡盐工们竟然能够凿出深度超过 1000米的盐井时，再也掩饰不住自己的钦佩之情。他称赞自贡的盐井超过了“他们建造长城和运河的潜力”，要知道已经 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美国直到1859年才钻出一口21.69米的浅井，而他们使用的却是先进的旋转钻井技术和大功率 的蒸汽机。

　　仅仅利用手工工业就能创造如此巨大的能量，这令弗吉尔·哈特赞叹不已，但他并不知道，他看到的这个市镇并非其 最为鼎盛的时期，反而是因为刚刚拯救了一场帝国的灾难而陷入了漫长的衰退期。

　　川盐救急

　　1853年，太平军攻陷南京，两淮盐路断绝。在此之前，由于实行盐业专卖，由江苏盐城沿海生产的淮盐控制着江 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河南等省的全部或大部分。淮盐的断绝，不但令长江中下游六省250个州县饱受盐荒所困， 而且原本丰厚的盐税也随之全无，本来就岌岌可危的财政更加雪上加霜。

　　此时，咸丰皇帝想到了川盐。以自贡为中心的川盐以往只能在四川、云南、贵州等省，以及湖北的鹤峰、来凤等八个 县销售，无论是规模还是影响都要比淮盐小的多。在如此危急的情势下，川盐能替代淮盐来解决困局吗？尽管有些无奈，但在 形势的逼迫下，一项被称做“川盐济楚”的救急性政策还是出台了。

　　当年5月，户部发文，“川粤盐斤入楚，无论商民均许自行贩鬻……”这还是川盐第一次打破传统销售疆域，进入广 阔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仅仅撕开的一条缝隙，就令自贡盐商们看到了无限的机会。

　　各色人等纷纷筹措资金投入到新盐井的开掘上。一时间自贡经济空前繁荣，百业兴旺。也就是在“川盐济楚”时期， 自贡盐商每年赚银500万两左右，大批盐商在也此时崛起，“积巨金业盐者一千七百余家”，其中，“王三畏堂”、“李四 友堂”、“胡慎怡堂”、“颜桂馨堂”实力最为雄厚，被称作“四大家”。

　　受益的何止是盐商，“川盐济楚”历时26年，在26年期间，四川向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运送的食盐达八十亿斤以 上，鼎盛时期，川盐占全国食盐销量的四分一，上缴朝廷各种课税约合白银六亿七千万两。

　　淮盐反扑

　　太平天国运动平息后，两淮盐商立即动员其强大的政治力量，要求恢复淮盐在湘鄂两省的垄断地位。两江总督曾国藩 即上书朝廷，以“淮纲之兴替，全视楚岸之畅滞”为由，要求恢复旧制。

　　尽管自贡盐商也多方呼吁，反对淮盐重回楚岸。但是，两淮盐商向来都是清朝最主要的税收来源，堪称清王朝的“大 金库”，因而，无论清朝皇帝还是封疆大吏都不敢得罪。1871年，曾国藩以“将应得厘银，多拨数或全数归鄂”为条件， 要求划地分销，将湖北的武昌、汉阳、黄州、德安四府，湖南的岳州、常德二府划归淮盐行销，其余地区行销川盐。到了18 76年，又经户部议准，两湖全部复归两淮，川淮楚岸之争以四川盐商的彻底失败告终。

　　销量将近川盐半数的楚岸失守，川盐无处销售，井灶因之歇业，加上根据户部整顿盐务章程，对咸丰朝以来的一些私 井进行封禁，井场烧户再遭重创，一时间“川省数十万贫民托此为业者，生机顿绝”。曾经为清王朝平定内乱做出过重要贡献 的川盐终究逃不出衰败的结局。

　　恢复生机

　　1907年，也即是川盐经营最为惨淡的时期，出身贫苦农家的余述怀接受了盐商王和甫抵佃给他的海流井，走上了 生产贩运井盐的道路。经过三十年的艰苦磨砺，余述怀已经成为自贡盐场上的佼佼者，此时，又一场席卷江淮的战争给川盐复 兴创造了条件，也给余述怀成为盐业霸主创造了机会。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不到一年时间，东部沿海尽丧敌手。日本不仅控制了全部的海盐生产，而且切断了通往 内地的盐运通道，试图通过残酷的“盐遮断”，造成全国大恐慌，最终迫使国民政府不战而降。

　　海盐供应的中断很快引发了大规模的“盐荒”，湘鄂百姓又一次遭受淡食之苦。为了稳定民心，坚持抗日，国民政府 不得不启动第二次“川盐济楚”恢复楚岸食盐供应，彻底打破日本的“盐遮断”。

　　1938年3月，国民政府命令四川自贡盐场年产食盐增加至15万吨。为了应对战时局面，国民政府实行了盐业专 卖制度，政府向盐场收购食盐并负责运输和销售。突如其来的大订单像一剂强心针，大大刺激了自贡盐业的发展。投资者蜂拥 而至，大批资金投入到新盐井和天然气井的开凿上，自贡盐业再度复兴，迎来了空前绝后的“黄金时代”。

　　余述怀抓住这一时机，抢先向盐业管理机关申请起复原停产的井灶，获得了大批战时起复贷，趁机扩张，一跃成为自 贡盐商首富。与过去的旧四大家族传统经营模式不同，余述怀充分接受了现代商业。他以三亿法币巨资顶下了“四川建设银行 ”，设总行于重庆，涉足金融业。资本雄厚的他看到进出口贸易有利可图，便做起了洋货生意，获利十分丰厚。与此同时，熊 佐周、侯策名、罗筱元、刘瀛洲等盐商也乘势扩大生产规模，形成一大批身家千万甚至过亿的新盐商。

　　济救国难

　　国民政府明令川盐增产加运之后，自贡盐场支援抗战的热情迅速转变成空前高涨的生产积极性，盐商追加投资开凿新 井、增设锅灶，盐工努力改进技术、提高产量，而船工和马夫们更是加班加点抢运食盐，自贡成了中国抗战时期最繁忙的城市 之一。

　　1938年4月，应邀到自贡拍摄《自贡井盐》的孙明经用镜头记录了这座新兴工业城市的诞生。当时的自贡天车林 立，输卤和输气管道密密匝匝，煮盐的烟囱吐出一柱柱青烟，釜溪河两岸“歪脑壳”运盐船拥挤不堪，是一座名副其实的“遍 地盐井的都市”。就在这一年，经四川省批准成立自贡市政筹备处，并于次年9月1日正式建市。

　　在大量川盐外运后，日寇的“盐遮断”阴谋破产了。但是，不甘失败的日军又通过轰炸四川盐业基地，试图再次制造 盐遮断的局面。1939年10月10日，日军27架零式轰炸机对自贡进行“双十无差别轰炸”。投掷炸弹和燃烧弹共11 3枚，炸死101人，炸伤125人，炸毁房屋185间。1941年开始，日军又对自贡和其他产盐区实施持续两年之久“ 盐遮断”专题轰炸，妄图切断盐这一特殊的战略物资的生产和供应，造成社会心理的厌战情绪，以达成迫使中国屈服的战争目 标。

　　然而就是在敌机时常光顾的时候，自贡盐工们躲完警报后又立即投入生产。抗战八年，自贡盐业生产一直坚持不辍， 食盐产量由全国总产量的7.9%上升为1945年的34.7%。自贡盐畅销西南各省、两湖地区和西北部分地区，为国统 区三分之一的人口提供了充足的食盐保障。

　　繁华落尽

　　盐业的兴盛带来了巨额财富，同时也为国库上缴了巨额的盐税。在抗战八年中，自贡上缴盐税206318万元，为 前线提供了巨额的军费开支。

　　川盐贡献的又岂止是这些，数次济国救难的经历，不但将川盐的命运与家国的命运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了，也将盐都人 和天下兴亡的责任感联系在一起。

　　1943年11月，冯玉祥将军到自贡市首倡“爱国献金”运动。自贡盐场职工以8月份食米差价津贴作为捐献，共 献金50万元；大盐商余述怀、王德谦个人捐献10万元，全市献金总额达200多万元。

　　一年以后，冯玉祥携夫人李德全再次到自贡募捐。这一次，自贡人民更加踊跃捐献。

　　短短一个月，冯玉祥就在自贡市募得1.2亿元法币、金戒指800多枚，平均每个自贡市民捐款高达法币500元 。与此同时，有着百万人口的重庆市的献金总额仅为自贡市的三分之二。

　　不仅仅是捐资抗日，自贡青年还踊跃参军，直接参加全民族的抗日斗争。但如同第一次“川盐济楚”一样，1945 年抗战刚一胜利，国民党政府就颁布命令，让淮盐重新进入两湖，川盐退回原先的运销区，盐都自贡的“黄金时代”又一次落 幕。

　　半个多世纪后，随着盐业生产的现代化，机械采盐彻底取代了过去的手工采盐，曾经密如森林的井架和天车渐渐淡出 自贡人的视野。只有二十几口老井，作为文物留存下来，而其中唯有世界第一口千米深井的燊海井还保持着古老的生产方式。 但其文化意义已经彻底取代了经济意义，默默向过往行人讲述盐都的辉煌岁月。

　　牙缝里的“天下粮仓”

　　四川盆地气候温润，号为天府，从古至今都是我国重要的产粮大省。但是，她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却从来不是粮食输出 的大省。

　　实际上，所谓的“天府之国”，仅指成都平原一带，其面积为7000平方公里，仅占四川全省土地面积的1.25 %，省内其它地区均为丘陵、山区和高原，农耕条件不好甚至很差。近代以来，四川人口迅速增加，人均粮食占有量不高。

　　丘陵和山地为主的地形决定了这个产粮大省必须是人口大省，高低不平的地形阻碍了机械化耕作的大门，人力和畜力 永远是四川农业生产的基本动力。效率低下的农业生产绝不会产生大量的粮食盈余。或许这是看到了这一点，历代皇帝都不主 张川粮外调。

　　雍正九年，四川输出粮食150万石，而同期湖南外调粮食为800万石。乾隆时期，人口激增，中原地区饥荒不断 ，不得不增调川粮赈济中原，最高时也不过每岁300万石。因此，无论如何，四川也称不上是天下粮仓。

　　但是，阴差阳错，无力支撑天下的四川却又不得不担负“天下粮仓”的角色。

　　吃着观音土抗战

　　很少有人知道，天府之国的四川竟然是吃着观音土迎来抗日战争的。

　　1936年到1937年上半年四川遭遇大旱，受灾地区超过了全省面积的80%，受灾人口达到3700万人，饿 死人口难以统计。饥民最初以草根树皮、野菜野果等填肚；草根树皮没有了，就吞食俗称观音土的白泥巴；当观音土都难以找 寻的时候，竟然出现了相当普遍的人吃人现象。

　　面对如此惨重的灾情，缺钱少粮的四川省主席刘湘无计可施，只得向南京国民政府请求赈灾。然而，他等来的不是救 灾粮款，而是蒋介石的答复：“水旱都要中央拿钱赈济，试问中央以有限之财力，何能补助你们川人？”

　　费尽周折，省政府才筹集到140多万元赈灾款，平均到每个灾民身上只有四分钱。大饥荒持续了整整一年，直到1 937年夏天连续几场雨过后，旱情才逐步缓解。此时，抗日战争已经全面爆发。

　　11月20日，由于日寇横扫沿海省份，国民政府迁都重庆。1938年10月，随着广州、武汉相继沦陷，黄河、 长江、珠江流域主要产粮区尽丧敌手，全国粮食紧张万分。前方将士和后方民众的粮食，主要依靠四川供给。刚刚从死亡线上 爬过来的四川百姓就义无反顾地担负起了抗战救国大后方的责任。

　　国民政府想尽一切办法来维持庞大抗日军队和后方人民的粮食供应。为了在物价飞涨的情况下征收足够粮食，国民政 府在全国各地推行了田赋征实制度。所谓征实，就是将田赋收钱改为征收粮食。除“田赋征实”外，又实行“征购”和“征借 ”。所谓“征购”就是以低于市价的官价向农民统一征购粮食，只发给利息极低的粮食库券；而“征借”就是向农民借粮食， 不但不付现款，而且不计利息。四川无论在“田赋征实”和赋外增购粮食方面，远较各省为多。但是，四川百姓却对此给予了 最大限度的理解与支持。

　　节衣缩食造就“天下粮仓”

　　1941年秋，四川省田赋管理处长甘绩镛行经南、潼道上，在一处茅草房前歇脚休憩，问一个老农民：“今年收成 和生活情形咋样？”老农回答说：“老天爷不作美，我们经常以苕藤菜叶和杂粮充饥。”甘绩镛又问：“粮食不够，还给国家 纳粮吗？”老农民说：“我应缴的粮食都缴了，左邻右舍都是这样的！”

　　甘绩镛又问：“你们自己都填不饱肚子，还有啥余粮缴公呢？”老农慨然说：“军队去前方打仗，没粮食就吃不饱， 就是有条命也不能拼啊……只要能打胜仗，赶走日本鬼子，能过太平日子，我们老百姓暂时吃苕藤树叶，也有想头，比起日本 人来抢我们好多了！”

　　时隔多年，渠县人杨义富对当年百姓支持抗战的记忆仍然鲜活如新。由于连续苦旱三年，1941年杨义富一家的收 成刚好只够缴公粮，“我们没有半句怨言，如数缴给了公家，一家八口只是望着空空的箩筐大哭一场。可怜的母亲拖着一双‘ 三寸金莲’，一跛一颤地跟在父亲身后，隔两天去‘佛显圣’大庙后面，排队挖回白色的‘观音土’，掺和着少许玉米粉，先 让孩子们果腹，剩余的才是他们两位老人家吃。其他左邻右舍，家家户户亦莫不如此。宁愿自家饿得半死，也从不欠缴公家的 一分一厘公粮！”

　　正是在这样灾荒不断，食不果腹的困境中，四川百姓节衣缩食，为抗战提供必须的粮食。据统计，仅1941年至1 945年，四川共征收稻谷8228.6万市石，占全国征收稻谷总量的38.75%、稻麦总量的31.63%。以一省之 力提供了国统区三分之一的粮食需求，使四川成了牙缝里挤出来的“天下粮仓”。

　　156发现李庄

　　161“三线”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