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TV《新闻周刊》美国智库访谈系列之七：《芮效俭：更密切的中美合作---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唯一方向》：

　　【关于芮效俭】

　　美国外交家芮效俭(J. Stapleton Roy)的一生都与中国颇有渊源。1935年6月16日，因为父母在华工作，他出生在当时的中国首都南京，并在成都、上海度过了青少年时光，直到1950年才跟随父亲回到美国。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完成学业后，芮效俭考入了美国国务院工作。1978年，身为美国驻华联络处副主任的芮效俭全程参加了中美两国建交谈判的工作，并于1991年至1995年任美国驻华大使。前前后后70年，他见证了中美两国关系沧海桑田的发展史。

　　记者：现在，金融危机似乎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必须携手应对的首要问题。而中美之间的关系似乎也在因此发生着某种微妙的变化。

　　芮效俭：从金融危机中我们看到，全球经济是一体化的。因为危机起始于美国，却对欧洲、日本及中国等其它国家产生了巨大影响。因为这些国家都是经济一体化世界中的一部分。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对此做出了准确的比喻。她在北京说，中美两国，正在同舟共济。我认为这种比喻也适用于金融危机。到了现在，谁应该对危机负责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当然也许重要，但对解决问题是无益的。重要的是胡锦涛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在伦敦达成共识的一点，即中美应共同合作加速摆脱经济危机。如果能有效摆脱经济危机，两国关系就将得到加强；但是如果我们相互指责，那么就将会削弱两国关系。

　　记者：无法否认的是，美国在刺激经济恢复上的一些做法将会有很大的可能性导致美元贬值，作为中国来说，的确有些担心。

　　芮效俭：目前主要的担忧是，我们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将会有很大的财政赤字，这就有可能引起通货膨胀，使美元贬值，这显然将影响到中国的利益。但我觉得这还不是最紧迫的担忧，因为通货膨胀需要一段时间才会发生，现在我们需要做的是尽快从金融危机中摆脱出来。目前美国不会直接威胁到中国的利益，因为在很多时候，美国和中国还是要处在同一条船上。中国购买美国国债，因为除了美国之外再找不出更安全的投资对象了，否则中国就会把钱投向别的地方了。这么看来，两国合作的动力也就更强了。

　　长远的讲，中国需要为此感到担忧。而短期来讲，这不如刺激两国经济复苏更重要。把钱投向国家的经济系统可能会产生通货膨胀，但这需要一段时间来发生。目前，美国主要还是通货紧缩，并非通货膨胀，所以真正的问题是，接下来一两年，我们在为经济注资时，如果我们只是印制钞票，那将会产生通货膨胀，但中国目前还不需要担心，因为那是长期的后果。

　　我觉得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担心不会影响到金融危机的问题。确实有人担心中国经济强大后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但目前我觉得这不是主要的问题。对于采取什么样的措施，美国金融方面的领导人是很清楚的。我们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关乎中国的利益，因为中国持有大额的美国国债。所以我认为，他们是一定会考虑到中国的利益的。

　　从克林顿执政时期到奥巴马执政初期，中美两国关系的核心是两国之间联系的不断增强。你回忆一下，中国经济在1989年到1992年之间曾经减速，但自从十四大以及改革开放政策重新确立以来，1993年开始快速增长，中美之间的贸易和投资也随之显著增长。这个现象有些模糊，因为当时我们和中国在人权问题上存在分歧，我们把贸易和人权联系在一起。但你从统计数字上就可以看到，两国的关系由于经济的因素开始愈发紧密地连结在一起。理解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说明我们不可能在解决经济问题时把中国排除在外，而中国也陷在了和美元的关系之中，因为出于国家的利益，中国进行了很多美元的投资。这也就意味着中国需要通过和美国合作来避免在金融危机中遭受到不公平的损害。我们应该在战略问题上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

　　记者：对于奥巴马上台后展示出来的一系列对华动作，包括希拉里成为国务卿后的亚洲首访等，您看到了怎样的信号？

　　芮效俭：希拉里成为国务卿后的亚洲之访意义重大，但更重要的是她临行前代表奥巴马政府对亚洲政策作出的声明。国务卿在政府成立之初这么早的时候，就做出这种声明，是十分罕见的。我认为她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她对亚洲政策已经思考了一段时间。如果你回忆一下2007年末，她在外交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谈论外交政策，并且具体谈到中国。在那篇文章中，她说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外交关系之一。她的措辞，包括奥巴马谈论中美关系时的措辞，正如他在伦敦同胡锦涛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所反映出的，体现了寻求发展合作的态度。

　　奥巴马政府在谈论中美关系时并没有在语言上含糊其词。他们明确表示，要寻求和中国发展建设性的合作关系。他们脑中的政策很明确，那么随后重要的就是如何把理念转化成具体的措施，这是我们今年要关注的。今年夏天在华盛顿将要进行的中美第一次经济与战略对话，就是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一个重要标志。新的战略对话的组成方式意义重大，原来的对话是在副国务卿的级别上进行的，现在对话将在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和戴秉国之间进行，所以对话的级别升高了；而经济金融方面的对话仍然由美国财政部长和王岐山来进行。这反映了奥巴马政府对中美关系和对中国的重视。

　　以往的许多届美国政府不愿意和中国就军事问题进行交流，但是这种态度在布什执政后期有所改变。我们在逐渐恢复军事接触，但这只是一个开始。奥巴马政府也认为我们需要开始军事方面的对话，这正是我们两国之间合作的一个空白领域。

　　记者：似乎现在中美两国在定位双边关系时开始更多考虑到国际因素？

　　芮效俭：很多人说，世界的重心正在从大西洋转移到太平洋，这是因为东亚包括印度在经济方面的表现，这个地区包括了世界上很大比例的人口，并且正在迅速成长。东亚地区的经济表现是当今世界一个非常重大的现象，但是现在，这个现象在国际组织中还并没有得到充分地体现，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甚至在亚洲发展银行，东亚地区的发展也没有得到充分体现。这次伦敦峰会上，奥巴马总统和胡主席就达成共识，要在这些组织的改革方面起到重大作用，这个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像中国和美国如此重要的国家在这些问题上交换意见，共同合作，对国际组织进行调整，使其更好地发挥作用，这当然是很好的，这也是十分正确的做法。现在，两国政府意识到合作比指责或要求都更为重要，我为此深受鼓舞。

　　记者：您觉得国家领导人的个人意识会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两国关系发展的走向吗？因为在很多人看来，和中国接触较多的布什总统，他的对华态度就显得比较务实，而对于奥巴马这位较少接触中国的美国新任总统，人们似乎还很难做出判断。

　　芮效俭：我觉得把总统个人的观点作为主导是件很危险的事情。其实，总统的个人观点和国家利益相比，并不是很重要。举例来说，在美国所有的总统中，老布什总统大概是对中国最为友好的总统，因为他曾担任我们驻北京办事处的主管，而且他和许多中国人结下了私交，但他的政府在处理中美关系上却是最为艰难的政府之一，因为在1989年后，美国国内的对华态度形成了很多负面的障碍。

　　而正是因为国家的利益，让美国的政治家们---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最终都意识到，与中国建立合作的关系要比建立对抗或敌对的关系，对美国更加有利。早期有的人可能花费了更长的时间才意识到这一点，但总体来说，美国的国家利益会将他们引到同一个方向上去。

　　我觉得只要我们两国都有“好的领导人”，这个过程就将会继续下去。如果你陷入一种意识形态的模式，那么其它的因素就将扭曲国家利益。但我相信，中国以及奥巴马领导的美国政府都将采取更加务实的态度，寻求更加务实的方法来改善两国的关系。

　　记者：最近几年来，欧美国家时不时就被炒作起来的“中国威胁论”似乎一直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两国之间互信关系的建立。您认为这是个真问题吗？

　　芮效俭：我认为，中美之间“在战略上互不信任”这种说法有些过于严重了。中国有些人会担心，美国从长期来看将对中国构成威胁，因为美国担心中国的崛起会对美国造成威胁；此外，还有两国之间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和其它问题等等。而在美国，人们也有同样的担忧。但在我看来，这些人，无论是在中国或是在美国，都不是最主要的群体。可是，一定也要注意，这些观点是存在的。如果不得到妥善处理，也是很危险的。因为如果美国相信中国是一个战略上的竞争者，而中国也这样看美国的话，这将妨碍到两国之间的合作和猜疑的消除。所以，我们必须要解决这类问题，方法就是，通过领导人之间频繁的会谈，通过类似于经济战略对话这样的机制，求同存异，通过两国积极的交流活动，通过让美国国内更加了解中国，让中国国内更加了解美国。只有这样才能建立互信，这是双边关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中国正在崛起，在东亚以及世界的影响力都在增强。那么，进一步改善中美关系，这很难做到吗？不是，这是两国领导人份内的事情。我要指出，2006年中国的经济比1979年增大了13倍，而中美关系却比那时更好了，所以美国没有理由不和一个正在崛起中的国家建立合作性的伙伴关系，只要我们的领导人是“好的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