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摄于天安门广场，当时李秉信带着他的方队在预演。

　　李秉信近照。

　　李秉信，1953年参军，一年后他在天安门广场接受了毛主席的检阅。他说，“这是我最大的荣誉”。带着这样的荣誉感，1956年，年仅20岁的他又成了工程兵受阅方队的教练。18日上午，记者在济南见到了这位精神矍铄的老者，了解到受阅背后的故事。

　　当兵仅一年被选进了阅兵方队

　　李秉信的老家在新泰，1936年在东北出生。1948年3月，因为战争，抚顺缺粮，经过一个多月饥肠辘辘的跋涉，终于返回山东济南，投奔三伯父。

　　1953年夏天，李秉信从济南一中毕业。恰逢南京工程兵学校来招生。报了名的李秉信却怎么也拿不到三伯父的同意书。

　　后来，二伯父家的哥哥找到了三伯父，说他对远在东北的李秉信父亲讲清楚，就这样，李秉信成为50个同班同学中，仅有的三名可以当兵的人员之一。

　　1953年的8月份，带着大红花，听着震天的锣鼓声，唱着苏联歌曲，李秉信和其他年轻人一起踏上了开往南京的火车。

　　一年后，年仅18岁的李秉信近距离地看到了毛主席。

　　李秉信说，当时阅兵队伍中有一个工程兵方队。经过政治条件和身体条件的甄选，他成为240个被挑中的人员之一。在这些人中，真正能接受检阅的有204人，其他人是后备人员，但要接受同样的训练。

　　听到自己被选中的时候，李秉信的心里美极了。“接受毛主席的检阅，那是对你政治上最大的信任，政治上最大的荣誉。一提毛主席，那亲得不得了。”而那些去不了的，则“垂头丧气”，李秉信说。

　　为了预防闹肚子天天都要吃大蒜

　　1954年8月，在南京一老机场，李秉信他们开始了正式的训练。“地面气温达到40多摄氏度，有些同志的腿都被晒得起泡。”

　　在当时，训练时都要穿长裤长褂，但裤腿要挽起来，并且一条要比另外一条低一些。原来，为了把动作练得更标准，这样的“打扮”既可以减少摩擦，还能清楚地看到踢正步时，腿和脚是否绷紧。说到这里时，70多岁的李秉信又踢起了正步，还是挺标准。

　　练习的时候，“教练员不说擦汗，掉到眼睛里你也不能动弹。”当记者问一天要训练几个小时时，李秉信说，哪有点。“上午四五个小时，下午三四个。这是正式的，还有自己的小操。教练指出来，自己要练习。”“那时情绪高呀。有的人会在宿舍或者院里拉上绳子到胸部以上，以此为准绳来练习摆臂的高度。”

　　“高涨到什么程度？有一个人稍微有点罗圈腿，但他压力挺大，睡觉的时候会用麻绳把自己的双腿绑住，不止他一个。这样的事情虽然不科学，但是他们的热情谁也不能阻挡”。

　　9月初，李秉信等人来到北京训练。此时，每天却要开始吃大蒜。“预防痢疾，还挺管用”。李秉信说，“不吃不行，中午和晚上，各生吃一两瓣。”吃蒜后，从1954年到1961年，李秉信都没闹过肚子。

　　随着国庆节的临近，所有的参阅人员都得刮胡子，“像我没胡子也得刮。”李秉信笑着说。

　　“9月30日下午，不用训练了，要早睡觉。凌晨6点到达指定位置，但离阅兵地点还是挺远，10点才正式开始呢。”李秉信说，“在这期间，如果遇到上洗手间等问题，方队里也不能缺人，特别是外围的四周。后备队伍会及时顶上。回来后，可以先在后备队伍里休息一下。但是第一排必须眼睛一直向前，不能乱转头。”

　　喊口令的声音要高过发动机

　　1956年，李秉信毕业，被分配留校。有一天晚上，他和其他人一起被叫到了学校操场上，被要求汇报一下，看会不会走正步。“从中挑了8个准尉，作为教练训练国庆阅兵的参阅人员。”从那时起到1959年，李秉信做了四年的教练，后来成为负责整个方队的教员。

　　作为教练，李秉信说，为了节省时间，分排训练时，教练员发现了某个人的缺点，会直接喊号。例如排在第二个就直接喊“2号”。“教练员也很辛苦，要辅导，要伴随。从早上说到晚上，嗓子都哑了。”李秉信说，有一次在南京训练的时候，有一发动机老是响，为了让口令的声音超过发动机的声音，全体教练都喊哑了。

　　李秉信说他也上过天安门“检阅”过方队。原来，9月20日之后，方队会到天安门广场预演，教练们要在观礼台看队员，根据发现的问题进行调整。

　　在北京一起训练时，各个方队间也搞比赛。1959年十周年阅兵时，石家庄有一个方队很厉害，还练习了一个新动作。以前，李秉信所在的方队也获得过流动红旗，但是那次就是不行。后来，领导把教练们召集到一起，还特意买了西瓜，想商量对策，结果仍然不够理想。

　　（由泸州老酒坊冠名，全国20家媒体联合推出的“新中国国庆记忆”及相关活动报道，请登录网站 www.guoqing.cc或www.国庆.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