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美国国会“反华势力”领军人物佩洛西以众议院议长身份访华，这是美中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

　　此次访华无论从代表团的构成（理智派人物），还是日程安排（以能源和大气议题为主），或是行前对媒体的低调处理（不接受媒体采访），都能感觉到她在刻意营造良好氛围，力争实现与中方的良性互动。她在中国的一言一行很少提及令中方不快的话题。这令不少观察人士跌破眼镜，也使一些利益团体大失所望。很难想象，这就是17年前在天安门广场上从怀里抽出抗议布条的佩洛西。

　　在她行前，笔者曾与她的中国事务幕僚长聊天。他问我对议长访华有什么建言，我说只有一条，希望她能完成从自由派议员到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的转型。从她在华的一言一行和回美后的记者会看，她做到了。

　　对人的标签尽量中性

　　这让笔者感触良多，不禁想到中国政治和外交中很有意思的问题：如何看待海外、西方，特别是美国所谓的“反华势力”或“对华不友好人士”。笔者一直认为这些是一个太笼统的超大概念，它把所有对华不满、投了“反华”法案票或同情中国“异议势力”的人，都放到一个外延和内涵极广的概念里了。而且这种标签贴上容易拿下难，实不宜经常启用。

　　语言对人的影响是深远的。笔者通过浏览中国报刊和与国内一些人士的交谈，惊讶地发现“反华势力”、“对华不友好”这类词或概念，依然使用得频繁且随意，深深地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对待不同意见人士的态度。这种“反华势力”扩大化倾向既把许多不必然会成为“反华势力”的人推向真正的反华阵营，同时对准确把握中外关系也会误导。

　　也许更严重的是，“反华势力／对华不友好”作为一种思维概念，其对立面不就是“亲华势力”吗？在这种思维方式引导下，人们很难看到绝大多数占据中间灰色地带，既不反华也不亲华的人士。它也无助于厘清问题的是与非。假如中国确实在某些问题上存在有待改进之处，人家对此提了些意见，你又如何判断对方批评的动机呢？假如对方既批评又赞赏中国，那又该如何是好呢？我们平时对中国的建设性批评和建言，一不小心，也可能被划入“对华不友好人士”之列。它内涵和外延极广，定义模糊，执行主观，概念不合时宜。

　　尽管笔者一时也没有很好的替代标签，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在对人的问题上，标签要尽量中性，尽量少贴标签，特别是像“反华人士”这种可以拎起来打人的大棒，一旦常用反而会伤到自己。

　　美左右翼的“反华”有区别

　　英文中有个很好的表述概念，那就是“自我实现的预言”（ｓｅｌｆ－ｆｕｌｆｉｌｌｉｎｇ ｐｒｏｐｈｅｃｙ），说的是如果你满脑子装的都是“反华势力”这样的概念，你的眼睛就会到处寻找这样的敌人，最终你就会造就一大批真正的“反华势力”出来。我们在美国常用这种说法来批评右翼人士的“反华”言行，告诫他们说你们天天把中国看成假想敌，那么你最终很有可能把中国“培育”成美国的敌人，反之在中国也会有这种可能。

　　当然，美国及西方确有逢中必反的反华人士，但那毕竟是极少数。但就是对他们也要加以细化和分解，知道人家不满的出处和动机，这样才能在应对时做到有理有据有节。

　　比如美国的右翼反华和左翼反华就很不一样。美国右翼或共和党反华，早期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反共，眼下则是作为维持美国全球主导权的一种条件反射。

　　但左翼或民主党并不会对此轻易埋单。美国左翼并不认同这种“美国第一”或把穷兵黩武作为对付中国崛起的国策，他们更有和平主义倾向，支持国际主义和多边主义，这在奥巴马政府的对外政策中已十分明确。而左派在人权议题上的“反华”，更多的是从普世价值、社会进步的角度来关注中国人权状况，尽管不时会开错药方。夸张点讲，左派是从“一颗流血的心”的角度来“反华”，常常并非恶意，而右翼反华则其用心要复杂和阴暗很多。

　　对“不友好人士”也要讲方法

　　那么，应该如何应对那些公认的“对华不友好人士”？对他们也要讲究方式方法。这些人不是不变的，而中方的利益和观点也不是不变的。举个例子，当年港督彭定康因在走前高调搞“政改”，让中方很火。于是各类宣传机器一起开动，大批特批。结果呢？几年前彭氏以欧盟外交专员身份访华，与中国国家领导人一起大骂美国搞单边主义，所谈甚欢，相见恨晚，中方一改对其印象，并期望加大与欧盟外交事务的协调。

　　在中美两国政府的积极努力下，特别是中国政府不计前嫌，以宽容大度的心态，主动伸出善意和解之手，通过佩洛西议长的访华，达成了双方的良性互动，基本做到了温总理对佩洛西议长所说的“和而不同”，在中国现代外交史上就如何对待“政敌”，开了个好头。

　　（：：新加坡《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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