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我国著名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曾被毛泽东誉为“凤毛麟角”

　　○ 逝者生平

　　任继愈，原名任又之，中国佛教哲学家，1916年4月15日生，山东省平原县人。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38年毕业。1942年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北大文科研究所研究生毕业，留北京大学任教，1956年晋升为教授。1964—1985年任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筹建中国第一所宗教研究机构，并与北大联合培养宗教学本科生，为新中国培养了一大批宗教学研究人才。1987年至2005年1月，任国家图书馆馆长，兼北大教授，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中国社科基金宗教组召集人，中国无神论学会理事长、学术界的代表，王羲之艺术研究院学术顾问，当选为第四、五、六、七、八届全国人大代表。2005年至今担任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

　　专著有《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中国哲学史论》、《老子全译》等；主编有《中国哲学史》、《中国佛教史》、《宗教词典》等；此外，还主持《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的编辑出版工作；主要论文收集在《汉唐佛教思想论集》和《中国哲学史论》中。

　　○ 季羡林与内蒙古

　　季羡林在内蒙古“教书育人”

　　季羡林是学者，他近来一直在酝酿“大国学”的概念。季羡林认为，我们应该用这个概念。“大国学”包括全中华56个民族的文化财富，包括蒙古族文化、藏族文化、伊斯兰文化。“大国学”还应包括历代中国人向世界学习的文化成果。季羡林也是老师，他说：“我一生做教书匠，在国外教书10年，在国内57年。人们常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季羡林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近年来，季羡林一直关心中国西部及贫困地区孩子读书的问题。

　　2004年，由季羡林、王蒙、铁凝、张锲等55位著名作家发起“育才图书室”工程，5年来，“育才图书室”工程按照国家对中小学图书室配置的要求，先后为云南、陕西、甘肃、安徽、内蒙古、西藏、宁夏、重庆、山西、黑龙江、河北、山东、辽宁、河南、四川、吉林等省市区1006所中小学校和福利院捐建了“育才图书室”，捐赠图书200多万册，电脑650台，书架1730套，累计受助学生达200多万人。

　　2007年，为了回报40多年前内蒙古人民收养近3000名南方孤儿的恩情，旨在捐助内蒙古自治区贫困学生就读职业高中和高等院校的公益活动“山花工程·大青山助学行动”启动。

　　“山花工程”是一项系列捐助山区贫困学生的活动，由许嘉璐、布赫、季羡林、高占祥等海内外11位人士发起，已定的首批捐助地区为井冈山、宝塔山、太行山、沂蒙山、大巴山、狼牙山、五指山、大别山、大青山、长白山10个为中国革命做出巨大贡献的根据地。

　　本报综合《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报道

　　著名学者、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中国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任继愈，因病于7月11日4时30分在北京医院去世，享年93岁。

　　任继愈的儿子任重告诉记者，任继愈3个月前因肺炎入院治疗，后陷入昏迷，医治无效逝世。任重回忆说，父亲生前非常勤奋，多年以来坚持每日4时起床工作，入院前还在进行《中华大典》的编纂以及《中华大藏经》的续编工作。《中华大典》的编纂目前已经完成了一多半，所有的编纂工作已经全部展开。此外，还有“佛教思想史”和“哲学史”等著作的编纂工作还未完成。

　　任重说，父亲为人处世低调，不图虚名，宁愿多做实际工作。“父亲生前交代过几件事：第一，不出全集；第二，不过生日；第三，过世后不用进行很隆重的告别式”。之所以不愿做这几件事，是因为任继愈认为，人做这些事就会让别人说违心的话，比如过生日时，别人会说“长命百岁”，这其实是不可能的。

　　据悉，为了悼念任继愈先生，国家图书馆将于7月13日至7月15日在国家图书馆总馆南区学术报告厅设置灵堂，供社会各界人士吊唁。7月17日上午10时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东礼堂举行遗体告别仪式。

　　主席赞他“凤毛麟角”

　　1934年，中学毕业的任继愈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北京大学哲学系，这是他最想读的一个学校和最理想的一个系。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读哲学很难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与先生同进哲学系的有十几个人，最后只剩下3个人，先生便是其中之一。

　　大三接触底层

　　奠定学术走向

　　任继愈以研究中国哲学史著称，而当初他的兴趣在于西方哲学史，大学三年级的一次长途跋涉奠定了他未来的人生和学术走向。那一年，也就是“七七事变”爆发后，北大决定南迁，任继愈随校南移湖南衡山脚下的北大文学院，半年后又迁往设立在云南蒙自县的西南联合大学。任继愈参加了由学校组织的“湘黔滇旅行团”，走了将近两个月，行程1300多公里。一路上风餐露宿，辛苦自不待言。“这次旅行，使我有机会看到了中国农村的贫困和败落。”任继愈后来这样写道，他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理想如何与眼前的农村现实发生关系。他决定穷极一生，去探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传统哲学。

　　毛泽东启发他研究宗教

　　任继愈在佛教研究方面的成就曾被毛泽东誉为“凤毛麟角”。1959年10月13日，毛泽东把任继愈找去，见面第一句话就是，“你的书我都看过”，接着说：“我们过去都是搞无神论，搞革命的，没有顾得上宗教这个问题，宗教问题很重要，要开展研究。”后来，任继愈受命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思想界都公认中国无宗教时，任继愈挺身而出，试图驳倒这一观点。他认为：“任何一个国家不可能没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不然不可能维系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和民族。”上个世纪80年代，他重新提出了“儒教即宗教”的观点，并在他主持的世界宗教研究所专门成立了一个儒教室。

　　目前，在学界，公认任先生对中国哲学的最大贡献是：他认为儒、释、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并深刻而又广泛地影响着我国社会各阶层。他力图把中国佛教思想纳入中国哲学发展的主流，并认为道教对中华民族的重要性绝不亚于佛教。在他的思想意识当中，始终认为思想文化的研究也要从国情出发，而“多民族统一大国”则永远是中国的国情。

　　研究宗教拒绝匍匐于“神”

　　1964年，任继愈受命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他没想到，在这里一待便是20余年，直到1987年调至北京国家图书馆任馆长，且一辈子的研究主要与哲学挂钩。

　　任继愈不信任何宗教。“信教的人不能研究宗教，也正如马克思说的，跪着看别人，总是比别人矮了半截，难以保持客观。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来研究，才能做到比较客观，既不走样，也不迷信，也不轻率否定。”他认为宗教常常是用虚幻的许愿来吸引人，无论进天堂还是上西天都是一种引诱。“人要相信自己，匍匐在偶像下面，不可能成为真正独立和自由的人。”他对《易经》同样有深入的研究，但也不信任何占卜和预测。他认为，在21世纪科学思想普及的年代，我们的观念不能停留在崇古、迷古的水平上，而应当理解古人为认识世界、追求真理所走过的曲折道路。

　　○ 任老语录

　　1.不出全集，是因为我自己从来不看别人的全集。即便是大家之作，除了少数专门的研究者，其他人哪能都看遍？所以，我想，我的全集也不会有人看。不出全集，免得浪费财力、物力，耽误人家的时间。

　　2.年轻人要有一点理想，甚至有一点幻想都不怕，不要太现实了，一个青年太现实了，没有出息。只顾眼前，缺乏理想，就没有发展前途。这个地方工资待遇1000元，那个地方待遇1200元，就奔了去，另有待遇更多的，再换工作岗位，不考虑工作性质，缺乏敬业精神，这很不好。小到个人，大到国家，都要有远大理想。

　　本报综合新华社、《南方都市报》、《新闻晚报》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