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和国旗帜下成长》之《回忆录》

　　两次难忘的遗憾

　　作者：交管局新闻办 刘英毅 图/文 

　　假如当初能果断地按下快门，那次偶遇的珍贵历史画面也许就不会在眼前一掠而过。假如当初准备一台哪怕是最简陋的录音机，相声大师只说过一次的单口相声也许就会留下有声资料。尽管缺憾是无法弥补的，却也留下了永久的记忆。

　　30年前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我所在的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处宣传科美术组有三大任务：做橱窗版面、画大油画牌、拍宣传图片。对于我而言，除了绘画，最感兴趣的恐怕就是拍照片了。那时，我时常背着相机骑着自行车穿行于北京大街小巷。在街头的交通宣传橱窗里有不少照片是我拍摄的。虽说当时拍的还很不专业，但依然很有成就感。

　　记得初学摄影时，我用的是一架老式双镜头相机。当时并不认为它是台很不错的相机，因为许多报社的记者和专业摄影人士当时用的都是135相机。后来，从市局借了一台国产熊猫牌DF135单反相机，被我当成宝贝一样天天拿着到处拍。

　　时光如梭，转眼30年过去了，而今在我的摄影行囊里，早已换上毫不亚于大报摄影记者配备的专业摄影器材。回首过去，完成了多少次摄影任务、参加了多少个摄影展览、获了多少次奖，我也许一下子说不清楚。可在那些年留下的那两次无法弥补的遗憾，却始终不能在我的记忆中抹去。

　　以前，遇有国外元首来访，摩托车交通护卫任务全是由咱们交通警察承担，后来，上级决定此项工作移交武警。在移交前的1982年6月，领导让我与负责特勤交通带道工作的直属队联系，拍摄摩托车交通护卫资料。

　　1982年国宾车队

　　一天早晨，我接通知赶到北京火车站，才知道是朝鲜领导人金日成来访的特勤。拍摄完一些摩托车集结的资料片后，领导决定让我跟着国宾车队继续拍摄。在护卫摩托车队前边有两辆专供摄影记者乘坐的敞篷红旗轿车，一辆是中方记者，另一辆是朝方记者。我和新华社、新影厂、人民日报等好几位挎着“长枪短炮”专业摄影器材的正牌记者们挤上了一辆车。

　　由九位身着上白下蓝警服，头戴白色头盔的交警，威风凛凛地驾驶两轮摩托车排成三角阵容，护卫着车队飞速向钓鱼台国宾馆方向驶去。跑在最前面的两辆篷红旗轿车，拉着记者与车队始终保持一定距离，并不时地交替变换左右位置为记者们提供不同拍摄角度。快到钓鱼台的时候，所有的记者都开始往相机上装闪光灯、换镜头。我当时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也不好意思问人家，镜头依然瞄着后面的国宾车队一痛狂拍。很快车队进入了钓鱼台，停在一栋小楼前面，所有的记者跳下车之后就往楼里面跑。我站在原地愣了一下，心想，人家都是记者，戴着记者证，我戴的是工作证，能进去吗？正在犹豫之中，主车开过来了，车门打开，金日成下了车，看见我站在那里，冲我一点头，微笑了一下。我下意识端起相机想给他拍照，又感觉不太礼貌，一犹豫，又把相机放了下去，也冲他笑着点一下头，就这样跟金日成擦肩而过。等门口的警卫问我怎么还不进去时，我才知道可以进去。我赶紧往里跑，刚进门没多远，却又看见记者们都走出来了。原来，记者们都跑着进去，是为了抢拍邓小平和金日成会见握手的场面。

　　事隔多年，还时常能想起这一幕。因为一天当中错过了好几次难得的珍贵历史镜头，做为一个摄影人，不能不说是一个深深的憾事。

　　都说摄影是一门遗憾的艺术，当快门按下，凝固时空中那决定性的一瞬时，眼前的所有都已成为过去，再没有重现的机会。其实在做新闻采访时，摄影之外，又何尝没有遗憾呢。

　　1996年的《首都交通安全报》，有个“名人与车”的专栏。我和单位另一同事共同负责为这个专栏采访名人并提供照片。有一次在天津交管局的好友王炳亮的帮助下，我们有幸前往天津采访相声界泰斗马三立，当时83岁的马老住在天津工人疗养院里。得知我是交警时，他很是兴奋，特意从箱子里翻出一个小布包，小心翼翼地打开，我一看，里面是个印着“交通安全员”字样的红袖标。

　　马三立  摄于1986年

　　他一边往袖子上套着袖标，一边眨眨他那双看不见眼珠，一登台就会惹人乐的小眼睛，操着沙哑的嗓子，故做神秘的对我说：“你们肯定比我清楚，这交通越疏越通，秩序越管越好，但也得看是谁。您看咱们马路上执勤的交通警，身穿警服，头顶国徽，往那儿一站，透着那么神气。两只胳膊跟红绿灯一样，一伸胳膊车就走，一抬手车就，神了，马路上畅畅通通的。其实我也想上马路帮帮他们的忙，可是我不能去。倒不是我的能力不行，我给好多单位都上过党课，能力不行，能给人家上党课吗？我瞧咱们交通警挺神气，我还真馋得慌，也想指挥一回交通。我75岁那年就管了回交通，还是专业的，后来经过尝试，我管交通的水平不如你们。”他上来就抖了个“包袱”，“有一次我在马路边指挥交通，我把袖标往胳膊上一戴，往路口一站，您猜怎么着？跟警察一样神气。我看红灯一亮，把戴着袖标的手往上一抬，汽车、摩托车、三轮车、自行车全停在停车线以外，我得意极了。当时觉着除了岁数大点，我跟警察没什么两样，指挥也照样灵。等红灯一灭，绿灯一亮，我赶紧一伸胳膊，又喊了一声———绿灯放行！坏了！您猜怎么着，汽车、摩托车、三轮车、自行车愣是纹丝没动。这个一句，马老，您一让停我们都停下来了，您说段相声我们就走；那个一句，马老，您来段《买猴》怎么样？上回您的专场我没买上票，今儿个算赶上了。结果那儿越来越堵，人都不走了，非让我说相声。您别看路堵了，信儿传得还挺快，都说马三立今天到街上义务开相声专场，宣传交通安全。路是越疏越堵，越管越乱，最后把交通队给惊动了。交通队队长过来说‘您相声确实说得好，但别在马路上说，要想把路疏通了，得先把您给疏散走。’说着派俩民警把我拉走了。我说我只想给你们帮帮忙，他们说我不上马路指挥就是帮他们最大的忙。打那儿以后，我再也没上路指挥交通，红袖标也只能当做纪念品珍藏起来了。”

　　他即兴讲的这个段子不用加工就是一个现成的单口相声，可这个段子在《马三立单口相声全集》中找不到，在电台里播送的“马三立相声专集中”中也听不到。因为马老就说了一次，只可惜当时我只想着一门心思拍好照片，并没有带任何录音设备。前些年得知他逝世的消息后，我更加痛惜自己没有录音资料，无法再现马老那“逗你玩儿”的原汁原味。

　　从那以后，每当做人物采访时，在我的摄影包里，除了相机、镜头之外，又多了一台小录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