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3 期)关键词 国库券

　　●人物：韩淑荣(51岁)

　　●家庭成员：丈夫褚连峰、儿子褚超

　　●家庭住址：丰台区角门

　　1982年3月31日，儿子褚超出生。没几天，褚连峰替坐月子的韩淑荣把工资领了回来。

　　韩淑荣一看就急了：工资整整少了一半儿。不过，工资条里绑着的，还有三张她没见过的“钱”，一共15块。“这是扣了国库券！”褚连峰悻悻地说。这是她第一次听说并看到国库券。

　　夫妻每月扣30元买国库券

　　“怀孩子的时候，家里紧张，我挣36块钱，他挣38块6毛1。”说起当时的事，韩淑荣记得清清楚楚。那年，韩淑荣在沙子口的永春饭馆里做服务员，原本在同一个饭店做大师傅的褚连峰，调到了木材工业研究所的食堂。

　　两人结婚一年，住在安化楼的一间8平米平房，生了孩子后家里开销大。当时两毛五加一斤粮票能买5个馒头，一斤白面也就是一毛八分五。扣了15块钱，半个月的工资，可是个大数儿。

　　韩淑荣觉得“怎么这么可气”，她怪褚连峰当时没有问清楚，就把这15块钱国库券领了回来，“我没那个富余，总可以不买吧”？

　　挡不住韩淑荣跟他着急，第二天下班，褚连峰又拐到饭馆问会计：“家里实在不宽裕，能不买吗？”会计说也没办法，这是上面派的，得按照人头扣。

　　第二天，褚连峰发的工资里同样扣了15块钱。这个时候，韩淑荣也不问不闹了，“扣就扣吧，这是上面的任务，没什么好说的。”

　　后来，他们打听了一下，大概知道国库券是怎么回事了，也注意到了一些“国家向老百姓借钱搞建设”的宣传口号。

　　资料显示，1979年和1980年，我国的财政赤字合计高达298.1亿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上的最高纪录。为了弥补国库空虚，中央政府开始筹划发行国债。

　　1981年还是单位号召员工认购国库券，从1982年开始，国库券越卖越难。国家虽然有“自愿量力，不要强行摊派”的要求，但各单位都分配有任务。

　　韩淑荣说，当时跟她差不多大的姐妹们，或者刚结婚或者有了孩子，基本上对扣工资买国库券不那么情愿。只有一个姐们儿觉得无所谓，因为她结婚8年，还没有要孩子，手上攒了钱。

　　30元=600个馒头

　　夫妻俩人每月扣30元工资买回国库券，生活更加紧张了。韩淑荣在饭店里上班，她很自然地将30元钱换算成了她熟悉的东西：“1982年，这就是600个馒头或者160斤白面。”当然，对于刚有孩子的他们来说，还有另一种更直接的换算方法，那更是儿子褚超两个月的牛奶钱。

　　韩淑荣经常要5点上早班，夜里11点下晚班，这种时间点，她没法自己给孩子喂奶。她狠了狠心，早早吃了回奶剂，褚超从小没喝过妈妈一口奶。

　　韩淑荣总是笑着讲述生活里的一切困难，只是每每提起儿子，她就会抹泪，韩淑荣觉得没有照顾好褚超。

　　她算了一笔账：她和褚连峰的工资一共74块钱，每月扣去褚超15块6的奶钱，再刨去给爸爸的10块生活费，还剩下48块钱，现在俩人每月还要再扣30块的国库券钱，每个月，只剩下18块钱。就算加上点奖金，一个月的生活费，也就不到25块！

　　国库券连扣8个月，“剩不下，一分都剩不下！”说起那几个月，韩淑荣摆摆手说。小孩补充营养的“糕干粉”，有9毛8一斤的，有6毛8一斤的，韩淑荣从没敢买贵的。

　　此外还会给孩子买点白糖、橘子汁，家里交交水电费、买些煤，一个月紧紧巴巴。手上没有闲钱，谁都不敢生病。

　　眼看着家里的国库券越积越多，但是不能用，韩淑荣因为没钱抹过泪，还和褚连峰吵过架。

　　10元国库券买了件毛衣

　　当时，国家规定，国库券不得当做货币流通、不得自由买卖。国库券在韩淑荣眼里，换不来吃的喝的，她随手把这240块国库券放进抽屉里。

　　1985年的春节晚会上，明星们穿着大泡泡袖的衣服唱歌，很快引起不少爱美的女人们注意，韩淑荣也想有件这样的衣服。

　　韩淑荣后来还真有这么一件，这是她用国库券置办的唯一一件衣服。有天，有个大妈拎着一大手提包毛衣，在饭店门口卖，有10块钱一件儿的，也有15块钱一件儿的，这可是半个月的工资，谁也舍不得。一个姐们去商店看过，说这种长毛毛儿的毛衣都要上百，好不容易有这个样的毛衣，要不咱们一人买一件吧。

　　“人家卖毛衣的说，你们可以使国库券。当时一听，我们那个高兴啊”，那个时候谁家都有国库券，韩淑荣就拉着人家说：“大妈，您明天千万得来，我们一定买。”

　　第二天，姐妹们一人拿两张国库券，一人买了一件儿。“是马海毛的，前面有大亮片儿，开衫儿，这里还是大泡泡袖，特流行。”韩淑荣兴奋地边说边比划。“你说要真使10块钱，我可绝对舍不得买。”因为花的是国库券，她反而觉得是占多大便宜一般。

　　没吃着利息，一点不后悔

　　没过几年，时常就能看到在马路中间已经有人骑着自行车，立个手写的牌子走街串巷“收国库券”，韩淑荣老实，她怕出事儿，没敢去卖。

　　后来褚连峰的一个同事把全单位100多人的国库券都收了，在这之前，褚连峰的爸爸把他们兄弟姐妹的国库券也原价收走。

　　韩淑荣知道他们收国库券是为了吃利息，但是直到现在，她一点也不后悔。“我就觉得，国库券放我这里没有用，他们收走了，还救了我的急。”这就是生活。面对关于“换来的230元干了什么”的问题，韩淑荣想了又想，她看看褚连峰。褚连峰说：“啥也没买。”韩淑荣接过话茬：“都搭在日子里了。”

　　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国库券不再叫国库券了，大家都改叫国债，而且它不再像当年那样被当成累赘，反而成了一种时髦的投资理财产品。不少人主动到银行里购买。有些老年人还通宵在银行里排队。

　　不过，除了当初被扣过工资买国库券外，韩淑荣再也没碰到过国库券，主要是因为家里没什么闲钱，做过几次小生意却赔了不少钱，再加上丈夫患上了淋巴瘤，家里实在没有闲钱。

　　后来，儿子大学毕业后，在一家证券公司工作，也说过要炒股什么的。韩淑荣有些熟人炒股，有赚的有赔的，有人开心也有人不开心。

　　这些韩淑荣看得很淡，没怎么动心，因为她觉得，平平淡淡地过日子，丈夫身体能好起来，儿子工作好好的，这就足够了。

　　本版文图/本报记者 吴鹏 (老照片为翻拍)

　　家庭相册

　　我家事儿

　　1976年

　　我从通州郊区插队回到北京。

　　1981年

　　结婚、举办了婚礼。

　　1982年

　　儿子褚超出生。

　　1985年

　　我们从平房搬到了褚连峰单位的楼房，这也是我们第一次住楼房，是合居房。

　　1992年

　　褚连峰辞职下海，不仅积蓄赔了进去，还欠了几千元债。

　　1994年

　　褚连峰被查出患了淋巴瘤。

　　2004年

　　十年里，褚连峰做了三次手术，两次放疗。身体逐渐康复。

　　2008年

　　我们申请下了经济适用房。在宋家庄，67平米，亲戚帮忙凑齐了首付。儿子参加工作。

　　老物件儿

　　录像机

　　1987年，褚连峰托人从韩国带回来一个录像机，花了3100块钱，在当时来说绝对是奢侈品。韩淑荣老不乐意了，觉得浪费。录像机很结实，虽然现在已经不再用了，但是还一直留作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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