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P供图

　　

　　王垚

　　11月25日，中国正式对外宣布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目标，决定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研究显示，中国如要达成这一目标，今后10年每年需要为此新增300亿美元的投资，相当于每个中国家庭每年要多负担64美元。要实现如此艰巨的减排目标，对技术和资金支持的需求无疑是巨大的。而“中国在即将召开的哥本哈根国际谈判中，对排放权益要寸土必争。”

　　中国将为几天前作出的碳减排承诺支付多大的成本？

　　由前中国气候谈判代表邹骥率领的团队完成的一项研究显示，中国如果在2020年时达到碳排放比2005年减少45%的目标，则今后10年每年需要为此新增300亿美元的投资，相当于每个中国家庭每年要多负担64美元。

　　“如果把新的承诺将造成的潜在的宏观经济损失、特定行业的失业以及提高贫困和弱势群体的生存成本等计算在内，则中国需付出的代价更为巨大。”12月1日，现为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的邹骥对记者说。

　　对于邹骥所指出的新增减排成本，国家发改委人士的看法略有不同。

　　“要实现我国承诺的目标，国家需要新增多少投资，目前还没有一个确定的静态数字。”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能源系统研究室主任姜克隽12月1 日说，“投资的数字不是固定的，由于价格因素，实际投资只能是动态的。”

　　“在基准线上已经代价沉重”

　　邹骥及其团队完成的这份题为《关于中国未来低碳发展路径和技术选择的情景研究》的研究报告，计算了中国2020年GDP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分别比2005年下降33%、40%、45%或50%时将要发生的情形。

　　根据报告计算，2005年中国共排放温室气体56亿吨。如果到2020年时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削减33%，则2020年中国将排放109亿吨二氧化碳。

　　“如果目标是33%，那么我们只需要延用现有的措施就可以了”，邹骥解释说，“但即便是在这样一个基准线上，中国付出的代价也极为巨大。”

　　关于这一点，一位不愿具名的气候谈判专家告诉记者，“为达到GDP能耗下降20%的目标，‘十一五’期间，中国需要关停5000万千瓦的小火电，头三年已经关停了3000多万千瓦，这已经造成数十万人的失业”。

　　“中国在‘十一五’期间的行动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节能减排行动，用艰苦卓绝来形容都不为过”，姜克隽对此总结说。

　　根据邹骥的研究，当减排目标设定为“下降40%”时，则相当于比33%目标多减排14亿吨二氧化碳，新增成本还不明显。

　　而当减排目标提升到40%以上区间时，减排成本开始飞速上扬——这是一个成本剧增的临界点。

　　若减排50%负担将剧增

　　邹骥团队的研究表明，当减排目标设定为“下降45%”时，则相比33%的减排目标要多减排22亿吨二氧化碳，每减排一吨碳的成本上升到14美元，每年增量减排成本为300亿美元，约占当年中国GDP的0.4%，相当于全国每户居民每年要多负担64美元。

　　鉴于一部分发达国家舆论认为中国所承诺的减排幅度“仍然不够”、“即便下降50%也是低”的观点，邹骥团队又计算了减排目标为“下降50%”时的情形。

　　研究表明，在“下降50%”目标下，2020年中国共排放80亿吨二氧化碳，相比33%的减排目标要多减排29亿吨。此时，每吨碳的减排成本上升到了27美元，每年增量减排成本达到860亿美元，约占当年GDP的1.2%，相当于每个中国家庭每年要多负担166美元。

　　对于邹骥团队上述研究数据，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的刘滨副教授不予置评。刘滨团队接到了GDP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国家课题。“我们的报告也按照不同情景假设了中国为不同减排的目标而付出的代价，但是因为课题是政府委托，无法透露相关数据。”她说。

　　此前，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发布的《2050中国能源和碳排放报告》测算，如果中国要发展真正意义上的低碳经济，则每年需增加额外投资1万亿元人民币。

　　“对排放权要寸土必争”

　　要实现如此艰巨的减排目标，对技术和资金支持的需求无疑是巨大的。

　　据了解，能源、交通、电力等6大部门的最关键60多种通用气候友好技术，有40多种为中国所不掌握，而发达国家一直未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在资金转让方面也乏善可陈。

　　“发达国家不会有很多资金给中国，美国国会有一种普遍的观点，美国一分钱也不会给中国的，”邹骥说，“发达国家已经把中国研究透，企图一步一步把中国逼入棋局”。

　　给予中国压力最大的是美国，美国一直要求中国给出温室气体排放的峰值，但美国自己温室气体排放也没有达到峰值，而且中国人均累积历史排放从1850年到2004年，不到70吨，美国是1100多吨。

　　“G8国家提出的方案，到2050年全球要减排50%，而发达国家要多排到80%，如果这一方案成为国际公约的话，那么今后40多年发达国家要比发展中国家排放的高3.5倍。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不公平。”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丁仲礼说。

　　“发达国家历史上侵占了发展中国家大量的排放权益，”邹骥说，“排放权的实质是发展权，中国在即将召开的哥本哈根国际谈判中，对排放权益要寸土必争。”

　　据《21世纪经济报道》延伸阅读

　　后续政策或逐步出台

　　完成这一目标，市场预期，后续政策有望逐步出台。

　　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坦言，要通过统计、监测、考核、问责，实现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比2005年减少40%-45%的目标。

　　解振华称，中国在2007年颁布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这个国家方案和我们国家所颁布的“十一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当中节能减排的很多措施都是一致的。到目前为止各个省都已经根据国家方案编制了地方应对气候变化方案，科技、海洋、农业等部门也编制了部门的行动方案。

　　同时进一步理顺了应对气候变化的体制、机制，加强了这方面的领导。主要还是在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上下工夫，比如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服务业，五年中要使我们的第三产业在整个产业结构当中比重提高3个百分点，我们实施了淘汰落后产能方面的积极措施。

　　另一项措施是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包括风能、太阳能、水力发电，现在可再生能源的发展速度还是很快的，经过四年的努力，可再生能源占一次能源的比重从7.5%提高到目前的将近9%。中国还在大力植树造林，中国是人工植树造林最多的国家，据最近森林普查的情况，森林覆盖率已经从18.2%多达到了20%，这个力度还是非常大的。植树造林增加森林的蓄积量主要是增加碳汇。

　　为完成这一目标，银监会研究局副局长叶燕斐建议增加碳税。碳税增值税在西欧国家如丹麦、挪威做得比较好。在技术上对二氧化碳的排放计算早已经解决。如果征碳税启动的话，可能发出非常强烈的信号。

　　“在转移支付、技术进步和改变消费模式的前提下，中国还应推进市场化手段，如排放权交易解决减排问题。”北京产权交易所董事长熊焰认为，要使那些投入资金、技术减少排放的企业得到补偿与奖励，使那些不进行技术改造超额排放的企业受到惩罚，形成自下而上基于价格信号的调节机制，引导资金、技术、人才的流向。

　　熊焰表示，目前国内分别在北京、天津、上海三地建设了碳排放交易所，我们需要探索建设中国的排放权交易市场。借鉴国际排放权市场发展的成熟经验，积极听取国内相关利益群体诉求，探索相关交易制度和规则的设计。在综合考虑中国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所必需的排放空间和对人类共有大气资源公平使用权的基础上，建设符合中国发展阶段和基本国情，简洁实用并且相对独立的排放权交易市场。

　　据《南方都市报》相关新闻

　　15岁重庆女孩获哥本哈根门票

　　12月7日至18日，世界各国领导人将齐聚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商讨《京都议定书》第一个承诺期(2008年～2012年)结束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道路何去何从。在这个全球政要首脑聚集的高峰会议上，我们不仅能看到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身影，还能看到5位中国学生的面孔，其中一位，就是来自重庆的15岁女孩王垚。

　　吃一公斤牛肉会排放二氧化碳13kg，开空调一小时会排放0.621kg，就连使用A4纸一张也会排放二氧化碳0.018kg……这些看似深奥的专业数字，正是王垚所在的cuckoo小组收集研究出的数据。这四个平均年龄为15岁的小女孩，在经过精细而复杂的计算后，终于得出结论，一间教室一年二氧 化 碳 的 排 放 量 为548644kg。

　　今年15岁的王垚，正在四川外国语学院附属外国语学校读高一。4月，英国总领事馆文化教育处举行2009气候酷派绿色校园活动，向全国青少年发出招募，邀请他们提出打造环保生活的构想。她和另外三位女同学一起，组成了cuckoo小组参赛。

　　“一棵树一天可以吸收16kg二氧化碳，这样计算的话，要吸收完我们学校54个教室一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不算人呼吸)，一棵树要花上近93年！10棵树马不停蹄地吸也要10年呀！”她们决定此次参赛的方案就定为打造“绿色教室”。

　　这个方案以新颖的方式、细致的数据支撑等，获得西南地区的第一名。

　　英国总领事馆文化教育处官员介绍，王垚参加的这个论坛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5次缔约方会议青少年论坛，将有来自全世界44个国家和地区的160名青少年参加，王垚将用英语发言，提出对环保的建议，就气候变化这一全球关注的话题发出中国青少年的声音，并为即将召开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建言献策。

　　《重庆时报》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