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雁冰

　　“我向你们这个留守儿童项目表示致敬。”民政部社会福利司司长王振耀评委，对台上来自陕西省石泉县的代表人说。

　　1月17日，第五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陈述大会上，这个“关爱留守儿童长效机制改革”引起了他的兴趣。

　　经过现场陈述、答辩和选拔委员会投票，当晚，内蒙古边防总队“草原110”、山东青岛市委市政府“多样化民考官”、陕西石泉县“关爱留守儿童长效机制建设”等十个地方政府获得创新项目荣获优胜奖，20个项目获得提名奖。

　　“这是自创办以来，申请项目第一次覆盖了除港、澳、台外全国32个省、市、自治区，而且上报材料质量与前几期不可同日而语，相互之间竞争非常激烈。”中共中央党校世界政党比较研究中心主任王长江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去年10月开始，17名来自多个学科的全国专家委员会委员，依照评选程序，从全国申报上来的项目中评选出30个入围项目。

　　据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研究与奖励计划”总负责人俞可平介绍，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是由中共中央编译局、中共中央党校、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发起的奖项，为了突出科学性和独立性，从第五届开始由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办。

　　“未来10年，中国政府改革的重点将集中在八个方面：社会公正、公共服务、生态平衡、社会管理、官员廉洁、法制政府、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俞可平说。

　　358个地方政府的创新冲动

　　“在多数人印象中党政机关的绩效考核无外乎就是走走过场，但是青岛的考核与传统考核考官主要来自机关内部不同，政府工作通过公开述职的方式向市民报告，听取市民代表和社会各界对政府和政府部门工作的意见和建议。”青岛市委副秘书长彭建国告诉本报记者。

　　以该市劳动局、教育局等15个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部门的绩效评价为例，评价主体涵盖了专家学者、企业职工和外来务工人员等。同时市民回访受保密处理，以保证能够获得真实的民意调查。

　　“以前基层政府推动改革，主要看的是中组部这些机关对他们的评价，我们的奖项不能解决他们的职务提升问题，但现在基层官员的想法已经发生了改变。”王长江说。

　　杭州市副市长佟桂莉告诉记者，“杭州市政府‘开放式决策’项目的实施提高了政府公信力，市民对政府满意度也有所提高，这样节约了政府决策、执政的成本。”

　　而在王长江看来，现在基层领导干部越来越有一种共识：认可地方政府创新奖，是体现他们正在推行的改革，实现自己价值的现实路径。

　　据大会组织方统计，本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组委会共收到358个地方政府申报的创新项目，为历届之最。同时，区县级政府的申报项目约占总数的80%。

　　“很多人在探讨中国改革的动力问题，因为在一般人看来，作为执政党，干部都是既得利益者，他们怎么会有这种愿望去推动改革呢？而且即便改也是自己改自己，能改动吗？我始终认为这种观点是片面的。”王长江说。

　　他给记者举了个例子：一脚把皮球踢到墙上去，然后弹回来，墙是球面对的考验，但是和墙接触的是球的一部分。“谁面对？真正面对的就是地方和基层党组织，政府和党的干部。他们直接面对群众，因此他要承受很多后果。”王长江告诉记者。

　　在第五届申报项目中，公民参与、干部绩效考核、社会组织管理、法制政府建设等相关项目的比例明显增加，30名入围奖项分属政治改革、行政改革和公共服务三大类别。

　　“从这30个单位的改革项目来看，他们的用权模式发生了改变，把政府职能转到公共服务上来，民生、社会上来，而这些曾经是被我们忽视的领域。”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周文彰表示。

　　政府改革需整体性和长远规划

　　但即使是获奖项目，其可持续性究竟如何？地方政府奖的工作团队经常会遇到提问：这样的活动有意义吗？你们能选出有价值的创新吗？

　　“我们的获奖项目，实践多的十几年时间，少的两三年，还存在不少问题，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很多典型、很多办法有可能昙花一现，要提高它、完善它可能更难。”周文彰说。

　　不过，王长江表示，“我对这个前景抱一种乐观的态度。现在看来前些年评的项目虽然有风险，当时不敢评的，但是到今天已经成为一种普及的东西。有的虽然还没有普及，比如说乡镇直选，现在很多地方已经大面积铺开了，中央也同意了，这说明我们坚持的方向还是对的。”

　　实际上，前四届颁出去的奖项，很多项目在当时看来都是很超前的实验性项目，在实施的过程中，遭遇某些外部阻力，往届选出的相当数量的创新项目，都由于各种原因夭折了。

　　俞可平坦言，与善政和善治的理想目标相比，中国地方政府创新方面还存在诸多普遍性的问题，如缺乏政府改革的整体性和战略性的长远规划，政府创新的内在动力严重不足，政府决策机制存在公共利益部门化的明显倾向，腐败和特权现象还在滋生，形式主义和政绩工程在一些地方还严重存在。

　　“我对基层改革确实是谨慎乐观，为什么？下一步不是说你设计的这些东西合理不合理，找准没找准，最重要的是体制中沉淀的既得利益者，你再往前推进，要涉及到既得利益者，他们会千方百计的阻拦。”王长江说。

　　“不从制度性改革，不从制度上保证政府的创新，甚至一些成熟的政治改革也会停步不前。”俞可平称。

　　乡镇主要领导“公推公选”，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证——此项改革在一些地方试行一段时间后便停了下来，至今在全国也只有近300个乡镇在时断时续地推行，还不到全国乡镇党委和政府的百分之一。

　　不过，每届申报项目数量逐渐增多，分布更广，创新正在成为各级政府主动遵守的原则。经过选拔出的创新，尽管许多夭折，但是也有更多被其他地方接受，“墙里开花墙外香”。

　　或许用另一个比喻来阐述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背后的逻辑更为恰当。

　　“一个总是受批评的孩子可能再也没有改正错误及一心向善的勇气和决心；反而是那些不断受到鼓励的孩子，才能从一件件细微的小事中成长起来，最后成为勇于突破自我的强者。”一位组委会负责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