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个月，成都的听证会尤其多。同在4月，13日新增出租车听证，23日高污染车限行听证，28日中心城区机动车增长总量控制政策听证（以下简称“限车听证”）。水价听证和地铁票价听证的程序也已经或即将启动，按照程序，在接下来的1个月内，这两场听证会也将举行。

　　如此密集的召开频率，在成都的听证史上相当罕见。听证会，是普通市民参与政府决策最为贴近的机会之一。

　　可是，你愿意参加听证会吗？

　　记者在街头随机采访了数位市民，更具共性的回答是：“不会去！”这与政府部门的监测数据相吻合———过往的听证会里，市民报名情况几乎可以用“惨淡”来形容，以至于有时还会出现报名数字“入不敷出”的情况。

　　但反观历次听证会的主题，大多与寻常百姓家的柴米油盐紧密相连，这当中产生的巨大落差不能不令人深思：你，为什么不愿意参加听证会？

　　听证会上 频现“老面孔”

　　胡丽天、廖冰虹、唐厚义、张见远，这些都是省市听证会上的“熟面孔”。加上刚举行的限车听证，6年来，胡丽天总共已经参加了大大小小18场听证会。

　　“胡老师，这么早就来啦！”28日下午1时，胡丽天出现在金牛宾馆会议室门口，此时离限车听证会正式开始还有半个小时。鼻尖上架一副硕大黑色眼镜，身材较胖，胡丽天在人来人往的大厅里特别扎眼，很快就有市交委的工作人员迎上来打招呼，几名电视台记者则虎视眈眈地守在一旁，等待一个专访的机会。

　　胡丽天是听证会上的“熟人”了。加上限车听证，6年来她总共参加了大大小小18场听证会。“2003年公交车月票听证我就报名了，但没选上；2004年武侯祠和杜甫草堂门票涨价那次，我去了，那是我的第1场听证会。然后2007年12月到北京听证机动车交强险———那次是全国性的。”虽然年届63岁，胡丽天回忆起每场听证会来几乎不假思索。“我记忆力就是特别好！而且我特喜欢辩论！”

　　接受完几轮采访，胡丽天独自一人默默坐在会场外。“听他们说这次有现场直播，我还有点紧张。”她有些不好意思地来回搓着双手，手边的蓝色环保公文袋里有她“一蹴而就”的发言稿，总共两张纸，字写得特别大，算下来也就两三百字。“（规定发言）不超过5分钟，但也可以不到5分钟嘛！我计算过的，一分钟说130个字，差不多讲两分钟。”听证会那些规矩，她早就烂熟于心。

　　下午1时30分，听证会准点开始。19个听证代表里，胡丽天被排在中间的顺序发言。“我同意陈述报告中所述的3个思路……”胡丽天不紧不慢地念着发言稿，结尾说到缓堵“靠中药已经不行了，必须用西药”的时候，语调突然变得高亢有力。两分钟多一点，相较于几个一说十几分钟的代表，她的发言罕见地简练。

　　不只是胡丽天，细心的人会发现，廖冰虹、唐厚义、张见远，这些都是省市听证会上的“熟面孔”。他们当中，胡丽天和唐厚义都已退休，51岁的廖冰虹在一家培训机构当老师，最年轻的张见远47岁，是华西医院的医生。

　　“我觉得我就是为听证会而生的！我特别适合（参加）听证会！”胡丽天应当是成都有记录以来参加听证会次数最多的市民，因此被媒体封为“听证会专业户”。退休于成都市量具集团，长期担任文书工作，胡丽天自认反应挺快，酷爱辩论。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关心社会，而这也是几位“熟面孔”选择频繁报名听证的共同原因。

　　热点话题下 代表征集“冷场”

　　上网搜索“成都限车听证会”，相关网页有26.5万篇。但在4月7日～4月9日的听证会代表报名时间内，市民报名总数仅有15人，其中又以中老年人居多。

　　有人戏言，“熟面孔”频繁出现是因为“没得选”。没得选是因为，报名听证的市民太少。

　　市消协多次接受物价部门委托征集市民代表，但根据经验，每场20～50人的报名人数属于常态，并以中老年人居多。本月23日由市环保局主持的高污染车限行听证会，事前公告征集有车和无车市民代表各4名，3天报名时间内仅9人递交申请，其中有车市民4人，直接入选；无车市民5人，随机抽取选定4人。

　　报名人少，难道是话题没有热度？这似乎与事实又有些出入。27日下午，市交委宣传处任江的手机再次响起。来电的是1名电视台记者，索要限车听证会的采访证。“记者太多了，得限制入场人数。”

　　媒体热捧的动力来自民间，以及因此产生的信息“饥渴”。交通拥堵，成都人的感受痛如切肤。自“限车”消息曝光以来，本报热线高峰时曾一天有60多位读者留言；而如果从去年底算起，关于缓堵的市民反馈多达千条。

　　等到听证会召开，电视台网络同步直播，听证会尚未结束，已有网友迫不及待点评代表发言，板砖和鲜花四处横飞。

　　对比会场下民意的狂热，官方的数据却显得冷冷清清。记者看到的一份报名总表显示，在4月7日～4月9日报名时间内，市民报名总数仅15人。

　　“公民参与社会管理事务需要成熟的思维和一定社会经历，从这点来看，中老年人的确比较适合。”市消协法律事务部主任张威的观点，能解释市民代表征集时中老年人偏多的现象，但他也观察到，时下年轻人似乎更关注“自己”一些。“对很多年轻人来讲，目前正处于事业上升期，工作压力比较大，所以更关注能对工作产生直接帮助的话题。等到他们的事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逐渐产生社会责任意识。”

　　不过，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是，参与社会管理并不单纯需要社会认知度和思维基础，民主意识或者说参与社会管理的自觉性也是必备条件之一。张威用“社会公民”的称谓指代政府和大众共同需要的公共事务参与者，遗憾的是，这种参与者处于供求失衡的状态。

　　徘徊在听证会门前的建言者

　　孙蜀东宁愿参加媒体组织的辩论会，也不愿到更为直接的听证会现场。他的理由是，媒体的辩论会虽然与政府决策之间存在断层，相反更加“直接”。

　　“我不想参加听证会！”孙蜀东，职业网络评论写手，曾报名并参加本报前期组织的限车辩论会。但在听证会的报名名单上，他的名字没有出现。“政府把方案都确定了，我觉得参加的意义不大。”尽管是限车的拥护者，尽管是关于同一主题的讨论，孙蜀东不愿参加听证会的理由是，媒体的辩论会虽然与政府决策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断层，相反更加“直接”。这种“直接”在于媒体能够集合市民的意愿形成舆论，而由舆论形成的压力，更容易被政府考虑并接纳。

　　“政府组织的听证会应该侧重点不一样吧？每次听证会就是举举手表示赞同，这不是惯例吗？”孙蜀东的话给人似曾相识的感觉。的确，去年全国各地举办了多场听证会，在民间一片抗议声中，听证方案出乎意料地得到压倒性的赞成票。随后听证代表的身份被广泛质疑，“被代表”一词因此“红”遍大江南北。

　　另一位限车辩论会的报名者于先生也没参加听证会。“调子已经定了，提了反对意见又怎么样？”不过，他补充了一句，“如果以后有我感兴趣的主题，我会考虑报名听证。”

　　记者在街头调查中也发现，很多市民一方面回答“工作太忙”或“参加没有意义”，另一方面又表示，如有机会还是愿意试试。

　　代表性与公平性 代表产生艰难求解

　　除了对参加价值的疑惑，听证代表身份的真实性也未得到大众理解。获得“通行证”的代表，到底是不是真的代表“市民”，最终的听证结果具备多大公信力，成为问题的焦点。

　　关于听证代表的最终确定，官方更为普遍的表达是“随机抽取”或“摇号”。为体现公正公开，记者日前见证了一场听证会代表的“出炉”过程。这次选择的是传统的抽签形式，173个报名者一名一签，公证人员全程监督。12名听证代表、3名候补代表、10名旁听人员当日全部产生。胡丽天和唐厚义两位老熟人均受邀现场见证，不过，唐厚义被幸运地抽中，胡丽天则落选了。

　　“我好郁闷哦！”胡丽天认为抽签的随机性太强，这样选出的代表不能保证质量，也不能保证其代表性。“听证代表不能只考虑个人利益，要代表一个群体。应像原来一样挑选，正方、反方人数均等，这样才全面、才客观。”关于抽签的随机性，唐厚义也比较认同，虽然公平透明，但代表的广泛性存在一定瑕疵。

　　对此，有关方面并不讳言这当中的难度，并表示一直在努力克服，此次引入的抽签方式也处在探索中，日后根据推广情况及听证会效果进行完善。对方同时认为，听证会目的在于听取社会各种意见，以此推动政府决策的科学性，所以消费者需要代表一定群体，但政府同样需要个人意见，二者并不冲突。

　　关于“熟面孔”的问题，张威则表达了保留意见：“我们并不该指责他们的行为，相反我们需要更多像他们一样热心的‘社会公民’。但一个人的思维容易形成定式，而且因为生活在固定的圈子里，看法终究会受到局限。”

　　记者手记

　　民主决策的推动

　　需政府民众合力

　　如果就此总结听证会“遇冷”，恐怕过于武断。本月，市物价局公告征集12名中心城区消费者代表，市消协出现数十人排队的景观，5天下来总计接受173人报名。随着市民维权意识明显提高，未来听证会的“升温”将成为一种趋势。

　　尽管如此，公告中4个“必须”还是遭到一些市民质疑。一位署名“成都市群众”的市民写信到本报反映：“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化素质，难道没有文化的人没有这些权利吗？既然都是消费者，难道就没有听证权利吗？”而与此持相反意见的是胡丽天，在她看来，就应该设定高标准，对年龄、阅历、素质等提出要求，否则“没那么高水平和层次”。

　　采访过程中，张威屡次提及“社会公民”的概念。他要表达的一个重要观点是，民主决策的推动需要政府和民间双方的共同力量，这样才能产生真正的作用力。“熟面孔”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能够以满腔的激情参与社会管理，并伴以一定数量和程度的社会调查，对其他普通市民的影响和带动作用也开始出现，并将持续发酵。同样地，政府也开始优化听证机制，为民主决策服务。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当中的路程依然漫长，依然有林林总总的问题需要解决，尚待一步一步完善……

　　本报记者 郑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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