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搞形式主义，需立法保障“劳工三权”

　　新快报讯 随着今年年初江苏省在全国率先确定上调最低工资标准，一季度以来，上海、浙江、广东等地相继调高了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幅度都在10%以上，一些省份超过20%。与此同时，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其他具体措施也在制定过程中。据悉，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起草修订的《工资条例》将在年内出台，工资协商制度、同工同酬等保障劳动者权益的条款将被纳入其中。

　　中小企业工资协商推进难

　　“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在两年之前就已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但是由于目前存在的制度缺陷和其他问题，工资集体协商在具体实行过程中遇到了不少困难和阻力，使得实施的覆盖面依然偏窄。

　　在大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一般都能实现，每年工资也能够根据效益的增长而上涨。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数量众多且为就业主体的中小非公有制企业协商难。“在这些中小型非公有制企业中单独开展集体协商，普遍存在企业老板不愿谈、职工谈判能力弱‘不敢谈、不会谈’的问题。好多中小企业主不想和职工方协商工资，认为‘企业就是我自己的，工资肯定是我说了算’。”山西省总工会纪检组组长、党组成员王珍表示。

　　“从我们现有的法律法规来看，工资集体协商是一种选择性的或者是柔性的规定，并非强制性的。强力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势在必行。”王珍表示。

　　“劳工三权”需要立法保障

　　记者了解到，在珠三角等一些地区，为吸引和留住日益宝贵的劳动力资源，众多企业也开始着手提高工人工资和福利待遇，采取的方法就是工资集体协商制度。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所所长常凯认为，工资协商制度全面建立后，“要防止搞形式主义，要为协商创造一些条件，比如说工会组织问题、工会独立性问题，工资协商的手段问题、压力问题、效果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应该系统地去研究，要提出一些对策性的办法。”

　　“工资协商问题，其实不仅仅是协商工资，更是涉及到整个劳资关系基本权利的实施问题，如工人的组织权、谈判权、罢工权，即劳动法上所谓的‘劳工三权’。而劳资关系问题、工资问题、工资协商问题涉及到劳资关系系统和政策怎么去调整，应统筹考虑。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工资协商的效果会打很多折扣。”常凯表示。

　　“工资协商应该逐渐地硬起来。比如在国外，工人找你谈，企业主可以躲着不谈；不谈可以，工资就可按当地GDP加上物价水平涨，逼着企业主回来谈。”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表示，对于不愿接受协商制度的企业，政府可以通过完善制度对其进一步施压。

　　（《中国经济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