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规范市场分配体系，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确保劳资和谐，是必然的趋势。不过，在此方面要警惕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莫因“工资条例”的出台而取代或弱化了行政责任。

　　据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尹成基透露，有20个省份计划在年内适时调整最低工资标准。与此同时，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其他具体措施也在紧锣密鼓制定过程中。记者从相关人士处获悉，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起草修订的《工资条例》将在年内出台，全社会呼唤已久的工资协商制度、同工同酬等保障劳动者权益的条款将被纳入其中。（据5月18日《中国经济周刊》）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多数是通过劳动市场建立双向劳动关系，企业对工资的分配多数通过市场完成，“中国不能再回到计划体制下，企业职工工资的增长不能再由政府搞一刀切”。因而，立法规范市场分配体系，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确保劳资和谐，是必然的趋势。不过，在此方面要警惕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莫因“工资条例”的出台而取代或弱化了行政责任。

　　以全社会呼唤已久的工资协商制度为例来说，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意味着职工与资方要处在同等的权利平台上进行平等而理性的对话。然而，当前的状况是，“劳方”与“资方”之间的地位严重不对等，前者对后者缺乏有效的监督，后者却对前者拥有绝对的“生杀权”，窃以为，在这种语境下，即便是有法律的明确规范，工资协商制度也难以有实质性的突破进展。

　　换言之，“工资条例”可以将“工资协商”列入强制执行的法律规范，但“协商”只是一种劳资关系博弈的起始状态，其过程是否确保公平公正，其结果能否达到制度目标，其实已经不是一部法律规章所能全程“控制”住的。套用一个网友的话说，既然法律要劳资进行协商那就“协商”好了，但协商不是目的“涨工资”才是目的，可能不能涨、涨多少还是由资方单方面说了算，这种“工资协商”也只能是看上去很美罢了。

　　所以，必须要一方面增强职工一方的权利底气，消弭他们的权利隐忧；另一方面大力推动“工资条例”的贯彻落实，这是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制不可或缺的一个前提。显而易见，这样的“角色”还是要由职能公权力来进行担当，以法律为准绳，以公平正义和劳资和谐为旗帜，积极介入，引导协助处于弱势地位的职工去与强势的资方进行谈判，同时保障其合法权益不受损害。这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行政责任所系，正因如此，“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在两年之前就已被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

　　从这个角度来看，“工资条例”出台后，政府的行政管理责任非但不能弱化，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可现在的问题是，有关部门有没有为“工资条例”的即将推出而做好了相应的制度和精神储备？

　　□陈一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