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广州内涝之后，越来越多的人憧憬巴黎可通车舟的地下排水系统。而专家认为，排水系统建立在城市可控性之上。巴黎百年前的设计是基于对城市百年后发展的一个合理预期，而对于中国大多城市而言，城市发展是难以控制的

　　“落雨大，水浸街，阿哥担柴上街卖，阿嫂出街着花鞋。”

　　这首代代传唱的民间童谣曾是广州人儿时的集体记忆。水浸，这个似乎专门为广州发明的词汇，如今再次被高频率提及时，却并没有唤起人们的美好回忆。

　　一周三场历史罕见的特大暴雨让这座城市不堪重负。暴雨面前，广州中心城区的排水系统如此不堪一击，令公众对这个繁荣大都市的地下系统产生种种质疑，当广州因亚运忙于“穿衣戴帽”工程之时，暴雨无情地扯开她华丽的外套，人们看到的却是衣衫破旧。

　　暴雨初停，口水不止。尽管官方对内涝作了详尽的解释，但城市市政设施滞后已然成为不可回避的话题。

　　世界样本

　　对于治水，广州曾是世界的样本。

　　这个处于珠江口的城市，常年受热带季风影响，雨水颇丰。汇聚于中心城区的231条河涌，让这个城市伴水而生，也因水而产生种种烦恼。历史上，治城先治水成为维系这座城市的关键。

　　广州城的排水系统依自然地势建造。早在西汉时期，广州即拥有了水系枢纽工程，其材料的选择、技术线路的处理、总体布局均具备了现代水闸的雏形。其时，广州城的水系设施已较为发达。到了宋代，形成了六脉渠和护城濠两大系统，城内雨水、污水由街道小沟流入六条干渠，然后排出河涌，城外的则排出护城濠，再流入珠江，使城内无水患之忧。专家曾评价称，六脉渠对广州的贡献不亚于都江堰。

　　新中国成立前，因城市道路建设，六脉渠被改建为马路渠，将流入脉渠的各个街渠接入大渠，新中国成立之后，广州市政府曾对六脉渠进行了全面清疏，1952年起，结合城市建设，逐步对六脉渠进行改造，并以新建马路干渠替代。从建国后至上个世纪90年代，广州市的排水系统随着城市的发展而不断完善。

　　广州市水务局副局长吴学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广州市中心两千年来均未发生过改变，排水系统围绕着市中心，逐渐扩大，汇成网络，依自然地势形成了由总干渠、马路渠、内街渠三部分组成的市内排水系统。排水管网收集雨污水后排入马路渠或内街渠，再流入总干渠，最终汇入珠江。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1990年之前，广州城市的排水系统基本上是先建设后规划，地上与地下同步进行。90年之后，城市的发展要求排水系统从粗放式排水向细化式转变，改变原有雨污合排的局面。广州市排水系统在原有基础上，划分为雨水排水系统、污水排水系统、合流排水系统和防洪排涝系统，并仍然采用重力自排的方式，依靠地势通过雨水管收集地面雨水，就近排入附近河涌。

　　然而，这种自排方式弊端明显，随着城市建筑物增多，地表地貌发生变化，加之原有地形限制，一些地势低洼地带便成了“锅底”，城市水浸“黑点”随之形成。

　　90年代中后期，广州市委所在地法政路便成为“黑点”之一，每遇大雨，附近就成了一片泽国，吴学伟回忆，一次雨后积水，“市委书记的办公桌都漂了起来”，直到2003年左右建起水泵站，实施强排才解决了水浸，但市区几百个类似的“黑点”，又成为日后内涝的隐患。

　　 亚健康的地下空间

　　事实上，广州排水系统在长期的运行过程中一直处于“亚健康甚至不健康”的状态。广州因亚运临近，建设项目过多，一些建筑垃圾堵塞了排水管道，使管道的过水能力降低甚至丧失，广州密集的河涌在为雨水提供就近便利排放的同时，在出现大范围的强降水的情况下，平时水量极少的城区河涌在上游及沿线汇集了大量地面径流雨水后，水位暴涨，原有的雨水排放口被全部淹没，在局部地区对排水系统形成顶托甚至倒灌，即出现内涝。

　　吴学伟说，因广州很久没有遇到暴雨，从政府到民众，对于暴雨的重视程度不够。原来地下车库都配有水泵，但水泵多年未用，已年久失修。“天天遭贼，就会防贼，贼十年没来了。”吴学伟比喻道。

　　历史上，广州曾多次发生内涝。以1915年为例，水患持续了22天，其中涨水8天，退水过程达14天，造成10万余人残伤。进入21世纪，2005年和2007年均有过强暴雨造成街区阻塞，但都没有超过此次的频率和强度。

　　此次水浸街引起媒体高度关注，当地官员解释道，其实公众少有关心那6名因灾而死的群众，而将更多的目光投向了千余辆浸于水中的私车。

　　根据建设部与国家质监总局2006年联合发布的《室外排水设计规范》规定，同一排水系统可采用从“半年一遇”到“三年一遇”的标准。而广州市排水系统则采用了“一年一遇”的标准。

　　从资金投入的角度，一般都选用一年一遇的标准，但这一标准显然低了。”吴学伟坦言，标准过低是造成内涝的重要原因。不过，吴也说出了当下城市排水系统建设的瓶颈：“当你手里只有一块钱，而你想做100块钱的事情，那是很难做到的。”

　　此次水浸之后，广州市立即做出调整，将“一年一遇”提升至“五年一遇”。有观察者指出，哪里出问题就解决哪里是典型的“头痛医头”，并没有从全局角度和前瞻性看待水问题。

　　此外，城市的水泥地面和沥青道路也是造成内涝的另一个硬伤。吴学伟说：“原来有农田、绿地、池塘，雨水大部分可以就地消化，但城市的建设使其消失了，造成排水系统压力过大。”

　　广东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设计所副所长李志发现，中国城市中绿化带大多高于道路，而绿化带是缓解排水系统压力的重要手段之一。“巴黎香榭里舍大街两侧的绿地低于路面，而我们却本末倒置地把绿地抬高。”

　　早在两年前，芝加哥就采用一种渗透式水泥重新铺路，让雨水不会积在路面，可以流入地表。 广州水务局一位官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尽管国内也有这种新式材料，但价格昂贵，难以承受。

　　广州内涝之后，越来越多的人憧憬巴黎可通车舟的地下排水系统。但吴学伟认为，排水系统建立在城市可控性之上。巴黎百年前的设计是基于对城市百年后发展的一个合理预期，而对于中国大多城市而言，城市发展是难以控制的。

　　如今，备受关注的是，2009年，广州水务部门曾投资9亿改造管网系统，但仍造成了大面积的水浸。吴学伟解释说，9亿元重点治理全市228个水浸“黑点”，主要内容是清疏管道、增大排水管和建设必需的排水泵站，目前已完成70%。而在此次内涝中，改造过的区域并非发生水浸情况。

　　因“黑点”处于低洼地带，解决水浸的唯一办法就是建立泵站，实行强排。按照广州水务局的实施方案，对于这些处于“锅底”的“黑点”，将在其“锅沿”上建起围堰防止倒流，配合水泵，将“黑点”变“白”。

　　但在吴学伟看来，尽管这种方法可以立竿见影，却不能一劳永逸。对于已形成规模的排水网络，不可能因其排水标准低下“推倒重来”，只能通过湖调蓄、泵强排来解决。吴学伟说，对于现在的广州排水系统，只有这两条路可走。

　　为此，广州开始大规模修建人工湖，今天3月，广州最大的人工湖开工建设，充分发挥人工湖集雨调蓄的作用。

　　“我们准备分流域治理，扩展河道，同时在河涌与珠江汇流处利用现有河闸，建起大功率泵站。”吴学伟说，因潮汐原因，当珠江水位高于河涌水位时即关闭河闸，防止珠江倒灌，但若此时出现强降水，就无法向珠江中排水。河闸处修建泵站后，不开闸门，实现跨跃闸门强排，既可防珠江水倒灌，又可解河涌之忧。

　　但吴学伟也说出了自己的担忧：一旦海平面上升，之前所有的努力都变成徒劳。

　　如今，广州市水务局仍然沿用着1995年的《广州城市排涝总体规划》。这份从1995年至2010年的规划中提出，当市内发生20年一遇暴雨，而外江又出现年最高潮位均值时，市内将不受涝，但百年一遇的暴雨不期而至，超出了原有的规划范围。

　　“规划应该是动态的，排水系统的工作要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计划。”吴学伟说，在即将实施的《2007-2020年的广州市雨水系统总体规划》中，2020年的远期目标是建立与完善覆盖广州市辖十区两市范围的现代化雨水防灾抢险系统，争取达到发达国家先进城市水平。

　　尽管如此，业内人士对这一目标并不乐观，此次暴雨更像是一次地下考验，广州的样本意义不言而喻，当地下排水系统无法承载这个城市的飞速扩张时，问题就会从地下浮出水面。 本刊记者/刘子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