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跳

　　2010年1月23日

　　19岁河南许昌籍富士康男员工马向前“高坠死亡”

　　第二跳

　　2010年3月17日

　　新进富士康女员工从3楼宿舍跳下受伤

　　第三跳

　　2010年3月29日

　　23岁富士康男性员工从宿舍楼上坠亡

　　第四跳

　　2010年4月6日

　　18岁富士康饶姓女员工坠楼，仍在医院治疗

　　第五跳

　　2010年4月7日

　　18岁富士康宁姓女员工坠楼身亡

　　第六跳

　　2010年4月7日

　　22岁富士康男员工坠楼身亡

　　第七跳

　　2010年5月6日

　　24岁富士康男员工卢新从阳台纵身跳下身亡

　　第八跳

　　2010年5月11日

　　24岁河南许昌籍祝姓女员工在富士康厂区外某出租屋跳楼

　　第九跳

　　2010年5月14日

　　21岁富士康梁姓男员工从宿舍楼楼顶坠地身亡

　　第十跳

　　2010年5月21日

　　21岁富士康男性员工坠楼身亡

　　昨天凌晨4时30分左右，21岁的富士康科技集团男员工南某从F4栋楼顶跳下，自杀身亡。这是该公司近期坠楼的第10名员工。

　　跳楼者曾与上级吵架

　　记者昨天一早接到报料后，马上赶到富士康科技集团公司北大门。只见门口有多名保安在把守，不让外人进入。一辆警车快速驶进厂区，油松派出所的民警到现场勘察。在工厂大门口，不少刚上完夜班的康士富科技集团员工都在议论纷纷。

　　在门口记者询问了多名员工，他们都知道凌晨有人从F4栋宿舍楼跳楼了。死者是一名年轻的男员工，从楼顶跳下后被公司派车紧急送往龙华人民医院了。和死者南某同住一栋宿舍的员工称，听说南某上夜班，工作压力较大，他曾和一名上级吵架，后来想不开寻短见。

　　这些员工说，公司员工薪资不低，免费提供工作餐、住宿，不存在强迫加班、严重超时加班等违反劳动法规现象。但是，工厂的管理比较严格，员工大多数是计件算工资的，实行“半军事化”管理，有一定的工作压力。

　　据宝安警方称，死者姓南，今年21岁，湖北人。凌晨4时30分，他独自一人攀爬到F4楼的楼顶，然后跳下。据勘察，现场没有打斗等可疑的痕迹，已初步认定为自杀。由于他在自杀前没有留下遗书，因此不清楚死亡原因。

　　昨天上午，记者来到龙华人民医院。据医院办公室一名负责人称，凌晨4时50分，富士康科技集团公司用车送来一名员工，医院检查发现，他因头部重创、伤势过重已经死亡，死者的尸体目前还放在龙华人民医院的太平间。

　　深圳调查组已进驻

　　在第十跳发生之前，19日，深圳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李铭就来到富士康科技集团，就富士康近期连续发生员工跳楼事件进行调查，并与该集团高层商讨防范措施。

　　富士康近期发生的“跳楼事件”，已引起深圳市委、市政府和有关部门的高度关注，由政府相关部门联合组成的专题调查组日前已进驻富士康。

　　自2009年7月富士康发生“孙丹勇事件”后，深圳市总工会多次派出调查组赴富士康，向员工直接进行调查，先后多次向深圳市委、市政府报告了调查结果并提出建议，同时督促富士康工会做好善后工作。

　　据悉，深圳市总工会正在该市20余个外来工集中的社区进行抽样调查，掌握“新生代”外来工的生存现状和需求。

　　跳楼者都是新生代打工者

　　不到半年，富士康跳楼事件的受害人数已经上升到10个。在此之前，富士康每年也都有自杀事件发生。

　　所有事发员工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新生代打工者。他们的人群构成，均是80后、90后。

　　新生代打工者相对他们前辈，承受着更多的焦虑。实际收入锐减，退路又无，新一代打工者面临着比他们的前辈更大的生存压力。

　　在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看来，“十连跳”不仅是富士康的问题，也不仅是心理问题，更是社会问题。“只是因为富士康人口基数大。”刘开明说。

　　深圳社科院院长乐正说，富士康作为一个企业，很难承担社会、政府应尽的责任。富士康上班时可以管着你，下班后就不管了。在当下这种完全竞争的社会，必须明确，在发生这类事件中，第二责任主体是谁。

　　乐正认为，政府应该出面委托一家专业的机构进行专题调研，或者另行安排一个独立的调查机构，对此进行专项调查，提出整改意见。

　　必须从源头解决问题

　　“富士康只是一个企业，不能承担一个城市的社会职能。”面对众多学者专家的解剖，富士康新闻发言人刘坤坦承。

　　富士康作为一个世界级代工航母，用工人数很大。仅在深圳龙华、观澜两地就有40万员工，相当于内地的一个城市。

　　虽然人数和一个城市类似，但其他指标却远远逊于城市。城市里最基本的元素是家庭，但这里却是单个的人。

　　刘志毅，这个卧底富士康28天的《南方周末》实习记者，很惊异偌大的一个厂区，竟然连一个老乡会都没有。

　　在刘志毅看来，一个人在社会理应有很多层的关系，并且成为一张网。但是在富士康，一个人除了生产线外，几乎没有其他的集体关系，仅此单一的社会关系，他们每个人都成了一个孤立的点，永无休止地面对机器，一旦遇到难以承受的焦虑与压力，最容易自杀。“必须从源头解决问题，一方面，提高打工者的收入，消除他们的集体焦虑感；建立有效的集体组织，让他们处于一个多维度的人际关系网中。”刘开明说。W 深圳特区报

　　■评论

　　十连跳到底是谁的问题？

　　将富士康“十连跳”自杀事件归咎于风水当然是无稽之谈，但如果像不少媒体上来就质疑“血汗工厂”，似乎也显简单粗暴。因为这里面有个自杀率的问题。把全国某一大型企业员工自杀事件整合一下，未必比富士康少。依此来看，富士康的自杀案或许就不值得特别关注。

　　但是，最近接连发生的几起自杀案，其间隔之短、地点之近，却说明这一切可能并非偶然。其中或许确有某些特别因素在产生影响——管理太严？剥削太甚？青年工人压抑太重？还是当代年轻人心理素质太差？是富士康的问题，还是整个社会的问题？抑或是媒体过度报道引起的模仿效应？

　　我们这时候才发现，外界对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代工工厂几乎毫无了解，大多数判断都出自简单推理甚至臆想，直至最近才有媒体初次派记者去对其卧底暗访。我们缺乏判断富士康的自杀事件性质的一些基本数据，比如深圳同类工厂的自杀数据、中国打工群体的自杀率等，甚至连中国人整体自杀率都没有一个确切的权威说法。

　　妄下定论对作为企业的富士康当然不公平，但是，不管富士康有罪与否，它都不应该成为一个谜团——那里有60万青年工人。富士康理应对社会各方，包括媒体和民间组织，开放调查，而不是自我解释或者被暗访。如果问题是员工个人悲剧的结果，富士康则得以洗白；如果问题在企业，那它必须为此担责；如果问题是整个社会问题的一部分，这样的调查更是功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