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4月以来，中日在东海发生了多次摩擦事件，让人们感到中日东海权益之争的严峻性。

　　中日的东海权益争端涉及海洋资源开发和岛屿归属，而关键性的问题则是海洋主权划界。因此，中日之间围绕东海问题特别是东海大陆架共同开发的谈判进行30余年却未取得显著成果。

　　进入2010年，日本对中国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的举措反应极为敏感。3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正式施行后，日本外相冈田克也随即对此做出强烈回应，希望中国不要以海岛保护法为依据“干涉”尖阁诸岛(中国钓鱼岛)。不仅如此，日本还加快调查勘探东海海底资源的步伐，并采取单方面行动给中国施加压力。4月末，日本政府新设立不久的综合海洋政策本部，提出了“海底资源能源确保战略”的政策设想，并设定了在2015年之前完成对中国钓鱼岛东北海域的勘探的单边时限。

　　中日东海权益之争表明两国的海洋战略存在竞争，但日本对中国海洋战略的反应从根本上反映出它对中国崛起的不适应和焦虑感。

　　冷战结束后，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在意识到无力与美国竞争后，面对中国的崛起反而产生了危机感，并成为“中国威胁论”的始作俑者。在1992年中国政府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后，日本政府随即便提出“抗议”，要求中方“立刻撤销”该法。日本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把对华经济援助政治化，并通过强化日美同盟来防范和遏制中国。日本国内政治的总体保守化态势和新国家主义的流行不利于中日政治关系的缓和。日本国民的对华友好感也很低落。小泉政府时期，日本的亲美外交达到顶峰，并导致了对华外交陷入困境。面对中国崛起的客观现实，尤其是需要借助中国解决自身经济问题，日本不得不正视现实，调整对华外交，但对中国崛起的不适应心理并未彻底扭转过来。也因此，人们看到日本在与中国建立“战略互惠关系”的同时，仍倡导针对中国的“价值观外交”，并在安全战略上依从美国。

　　人们常言中日两千年的友好交流史。但纵观古代中日关系不能忽视的事实是，日本大多数时期游离于中国中心的东亚地区体系之外，从中国获益居多，并且存在对中国的侵扰和对东亚霸权的图谋。鸦片战争后，日本历史上对中国的倾慕与敬畏之情日渐为蔑华观与对华优越感所取代。明治政府成立后，日本谋求“海外雄飞”，并将中国定位为“欲以力一较强弱者”。甲午战争后，中日强弱易位，中日关系进而演变为一部日本侵略中国史。经过冷战的对立，面对当下中日两国两强并立的格局，日本所受的心理冲击严重，难以适应。就此而言，中国海军舰艇编队穿过冲绳本岛和宫古岛之间的公海举行例行性演习，冲击的不仅是日本赖以遏制中国的岛弧链战略防线，更是冲击了其脆弱的心理防线。日本对中国的海洋战略回应强烈，尽显其焦虑与信心缺失。

　　当前，中日两国将关系定位为“战略互惠关系”有着很强的客观性。但是，既看重中国的市场，希冀从中国的发展中获利，又要从安全战略上遏制中国，日本对华政策的内在矛盾不解决，同中国便难有实质性的“互惠”。而据此对中国实行“政经分离”的政治策略不仅是一厢情愿，而且在实践上很难行得通。

　　在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流行的当今，尤其要注意的是，谈论中日两强并立的结构性权力关系不能陷入两国必然走向对立冲突的逻辑，从而认定日本遏制中国是唯一的战略选择。对于中国而言，要正视与日本在经济与军事领域与日本的质量差距，解决中日关系的困境，自身的发展仍是硬道理。不仅如此，在以后很长的时期里，中国需要向日本学习。

　　□杨 光

　　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美国乔治城大学、英国巴斯大学访问学者

　　日本对中国的海洋战略回应强烈，尽显其焦虑与信心缺失。对于中国而言，要正视与日本在经济和军事领域的质量差距，解决中日关系的困境，自身的发展仍是硬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