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村的商业史

　　叼着烟的银匠寸子昌坐在自家银店门口，叮叮当当地在一根即将成为手镯的银条上雕琢图案。他头一低，白色的烟灰掉在了手镯上，被风吹向路对面的停车场。这块停车场属于一个叫大理州银都水乡旅游投资有限公司的旅游企业。在这家公司的背后，曾经站着一位叫寸圣荣的老板。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这位从新华村小炉匠成为云南最有传奇色彩的商人，带领着一个叫“盛兴集团”的连锁大型超市一路从云南走到了北京，最后无奈带着遗憾折戟而归，回到了这个小村庄。在这里，这种被称作“白银”的贵金属，将农民、千百年来的生存方式、手工业、银器、商业、旅游等原本并不关联的东西联系了起来，在银匠们的小锤敲敲打打下化成一个个精彩的故事，讲述着属于这种特殊等价物的财富传奇。

　　旧时小炉匠们的外出求生路

　　对于大多数外地人来说，对“鹤庆”的认知更多还停留在“从大理到丽江的途中所要经过的一个地方”的地理概念上。相传这个狭长的坝子曾经是一片泽国。在佛祖释迦牟尼泄去洪水将这里变成一片鱼米之乡时，因有仙鹤飞来起舞祝贺而得名“鹤庆”。而在这个坝子中县城西北将近7公里外的一个村庄，因为“白银”的存在而显得与众不同。这里和丽江有几分相似，我们可以看见青石板路、小桥、流水、古朴的路灯。

　　在这里，商业设施还被极其有限地开发，你甚至不容易在村子中央找到一个小卖铺或者是公厕。所有的原始而宁静的生活气息，都是丽江所没有的。如果不是一些石板路上堆积着快晒干的蚕豆秸秆，我们甚至会误以为这是一个小城镇，因为这里比游人更多的是，开着大门任人参观的银器加工作坊。

　　我们和一个又一个的匠人聊天，但到最后我们发现，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有着极其相近的人生轨迹，渐渐地，这群新华匠人的集体身影逐渐清晰起来，我们甚至可以将他们化身成这样一个形象：在12岁到16岁的时候，村里的薄田已经容不得他继续在家吃闲饭。于是，他挑着担子跟着师傅外出当学徒。在担子的一头，是一只箩筐，里面放着錾子、小锤、风箱、几双备用的草鞋，包里放着几个烤熟的麦面粑粑，这是他路上所要吃的干粮。担子的另一头，还有被子、衣物、饭盒、粮食。走累了，他们就在山间的小溪边生一堆火，用饭盒做上一盒没有油盐的白米饭。一同外出走四方的，还有3个或者5个年纪相仿的伙伴，他们结伴而行。走过了一座又一座的山，他们来到了一个在夕阳下飘着炊烟的小村庄。于是，师傅在村口放下担子，他和伙伴们就开始挨家挨户地敲开这些外乡人的大门，和家里走出的满脸皱纹的老人，或者和刚刚忙完一天洗掉身上泥土的年轻人说：“我们是从鹤庆新华村来的小炉匠，我们可以帮你家修补锅碗瓢盆，我们还会把铜、银子打成你想要的首饰。我们会在村里住上几天，如果需要，你们可以到村头的那棵大树下来找我们。”主人家身后的大黄狗不友好地朝着他们狂吠，但他们还需要耐心地说服村里的一家人，给他们一个可以摆下铺盖行李的地方，在接下来几天，劳累后，他和师傅、伙伴就可以挤到一张床上。

　　来找师傅做活计的人有时多，有时少。在忙的时候，他就跟着师傅，帮村里人修补那些出现破洞的锅、瓢或者盆。在有空的时候，师傅就会拿出一坨核桃大的银子对他说：你把这块银子打成一块银片，要打到处处的厚度都一个样子。然后，在上面画上花纹，用錾子雕出花来。在一遍完成后，师傅又让他把银子熔成银水，铸成银条，再重复雕刻、熔化。渐渐地，他已经能熟练地把錾子当成画笔，师傅也开始放心地让他帮人做出各式的首饰。

　　又到了一年的农忙时候，他和师傅都回到了家乡。但没过多久，他又得离开家乡。已经学有所成的他不再跟着师傅，而是成了一位师傅带着徒弟走上当年自己走过或者没有走过的方向，将祖宗传下来的手艺一代代向下传承。人多地少的生存环境，以及古老的“灾荒3年饿不死手艺人”的信仰，成为了他们坚守这份艰苦职业的最大动力。在这种信仰下，他们越行越远，把脚印烙在了大理、丽江、保山、楚雄、腾冲，甚至是更远的西双版纳、文山、贵州或者是缅甸……但在那个交通不便的年代，他们更多是在云南省内活动。

　　这种被称作“白银”的贵金属在银匠们的小锤敲打下化成一个个化精彩的故事，讲述着属于这种特殊等价物的财富传奇

　　大规模创业前的资本积累阶段

　　在这样一代代传承下，时间进入到了解放后。相对于祖辈们来说，解放后计划经济时代，新华村的小炉匠们反而面临着更多的困难。在这个年代，人口的外出流动务工都有着严格的管理体制，新华村的小炉匠们则不得不在时代的夹缝中在各地的乡间挖掘着生存之机。因为白银、铜等物资都由国家管控，这个时代的新华小炉匠们主要做着“来料加工”的事情。但即便在这个困难时期，他们仍然能发掘到商机，给留守在老家的亲人带来财富，完成着大规模创业前的原始资本积累。

　　因为70年代阶级斗争之风正浓，外出做手工的行为当时被批判为“走资本主义路线”。为了填饱肚子，他们更是不得不大量外出。这个现象被发现后，新华村立即被列为“资本主义严重泛滥的重灾区”，省里的工作组专门来到新华村“割尾巴”。但工作组的后脚还没有走，他们就悄悄挑起担子往外走。为了外出谋生，新华村小炉匠们想出了千奇百怪的法子。这个时期的新华小炉匠们还处在一个通过“来料加工”出售手艺的原始资本积累的年代。而在同一时代，云南的大多数农村地区，都还在忙着搞“农业学大寨”的大集体生产。

　　事实上，由于大队财力空虚，对于这些要外出的小炉匠们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家里的农活还不够妇女一个人来干，只要小炉匠能在回家时交出每天1块钱买工分，公社也就乐见其成。在外出两个月后，他们只要能给队上交回每天1块钱的工分钱，年底也能照样分到口粮。到了后来，新华大队的财务支出基本上都靠着这些小炉匠们的收入来支撑。

　　即便外出大半年回来后给队上交上100多块钱，这些小炉匠们基本还能给自家挣回600到700块。在那个每人每天的工分钱还在是1块的时候，他们给人打一只手镯能挣到1块5毛钱。而只要勤劳肯干，他们每天的收入能在7到8块钱左右。村里人拿着给他们打制银首饰的“袁大头”，当时一枚才能兑换到1块人民币。而如今，一枚“袁大头”已经值180块钱了。我们可以想象出这些小炉匠们当年每天创造出的价值要比别人高出多少倍。就在当年严格的计划经济时代，新华村的小炉匠们逐渐完成着此后创业所需的原始资本积累。到改革开放政策启动的时候，新华村的生活水平已经明显比其他村庄高了一大截。这也让他们有了比别人更多的创业经商的底气。 首席记者 冯兴杰 实习生 王江楠/文 本报记者 张训武/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