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雪 堂

　　《箫声剑影：刘绪贻口述自传（一）》刘绪贻 余坦坦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随着时代而变化，他们的经历和思想历程注定散发着“典型文本”的气息，为后世留下历史研究的珍贵注脚。刘绪贻先生这本口述自传，就具有这样的意义。

　　朱文轶记录历史剖面的纪实随笔《进城：1949》，时在武汉大学任教的社会学家刘绪贻先生，成为他笔下一个经历了两个时代的知识人典型，于是“城市和人”这永恒的母题，都在适应新环境的过程中表现出值得琢磨的一面，那种知识分子在社会巨变之中的惶惑和困境给人印象很深。《箫声剑影》这本书即是刘绪贻先生的口述自传，按照规范的口述采集整理而成。其显著的一个特点是刘绪贻先生曾经是西南联大的学生，看得出，对于这样一个身份，老先生并不特别在意，而更注意自己是清华的学生。这一点很有意思，我觉得这或许就是西南联大的特殊之处，它是在特殊时期组成的特殊的高等学府。联大三校复原之后许多年，联大教授和校友风流云散，有的人已经隐入历史，但其思想和生平时不时被后人的研究重新挖掘，无法寂寞；有的人安安静静活在民间，不为人知，后来并没有在学界闻名；有的人像何兆武先生那样，研究的成就已经广为世人所熟知，但他联大校友的身份如果不是《上学记》的出版或许永远不会被人注意。当时代的变革来临，早年没有留学海外的联大校友多数选择了留在大陆，他们注定成为过渡时期的知识人，随着时代而变化，他们的经历和思想历程注定散发着“典型文本”的气息，为后世留下历史研究的珍贵注脚。刘绪贻先生这本口述自传，就具有这样的意义。早年求学，历经辛苦，成为清华公费生，遭遇民族生死危亡，远赴西南艰难攻读，抗战胜利回到重庆后又在政府机关里苦熬岁月，得到“天上掉下来的一点馅饼屑”，赴美留学，学成归国不久中国就进入了现代史，在大学任教后又发现自己的专业学科已经不复存在。

　　时代所赋予的，灾难也好，机遇也好，不容拒绝，在个人身上的投影却各不相同。1938年8月联大蒙自分校迁回昆明校本部，刘绪贻终于顺利转入心仪已久的社会学系。那时中国的社会学学科正在吴文藻先生的主持下处于“中国化”的进程中，第一代本土的中国社会学家以费孝通先生为代表，正在经由“体质人类学”向“社会人类学”的破茧成蝶。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末，燕京大学是国内为数不多开设社会学系的大学，当时所用教材全是西方原版，授课教师一般为西方人或者回国留学生，用英语讲授。社会学系的学生学习了之后根本无助于对中国社会现实的了解和产生规律性的认识。社会学无助于国计民生，是吴文藻这样的怀有“教育救国”理想的早期一代留学归来的社会学者所不能接受的。那么如何实现“社会学中国化”呢？吴文藻先生他们的作为是即刻开始中国本土的社会学田野作业，亲历实地调查研究。以笔者的认识就是，这个研究方向也就是尽快取得中国当时本土的、真实的社会学研究样本，并且根据这些样本得出自己的结论，并且这个结论要对中国其它地区的社会研究具有指导意义。这样的成果就是后来《江村经济》等一批著作的问世。

　　刘绪贻先生口述自传中的潘光旦，笔者私意认为是他对联大师友回忆中写得最好的。因为这一段的回忆不单单是罗列史料，对潘光旦先生当年一些主要学术观点，在多少年之后，刘绪贻还是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众所周知，潘光旦先生当年最受争议的观点无疑是女性社会地位问题和婚姻问题。因为他的观点是基于男女性的生理分化和优生学，由此认为女性在对子女的孕育、营养、早期教育的责任明显要多于男性；反之，不顾男女身心上的显著差别，一味追求男女社会地位上的平等，强迫女性像男性一样胜任所有工作和社会分工，就丧失了女性的天赋之权利，即失去了做女人的权利。从这样的观点出发，潘先生无疑是女权运动的反对者，必然要接受女权主义者的批评。另外，潘先生对当时的婚姻问题的看法也很有趣，他认为新式婚姻主张恋爱绝对自由，绝对没有条件，由个人独断，别人没有任何决定权，——依照这种原则形成的婚姻，并不比旧式婚姻的好合程度更高。因为自由恋爱很显然存在着太大的主观成分，与其承认这种主观，不如相信婚姻背后的客观条件 （这个“客观条件”实际指的就是门当户对）。从现代社会的价值体系来看，这样的婚姻观点显然有时代的局限性，但并非没有道理。刘绪贻先生批评这种观点的主要衡量尺度——稳固和幸福，恰恰是潘光旦当年的思考基础。即：没有选择可能有无奈的稳固，单纯追求幸福则往往会盲目，频繁地推翻眼前的婚姻，去奔向相对的“更幸福”。刘先生对潘光旦的批评具有1949年之后知识人思想接受洗礼的鲜明特征，而稳固和幸福，仍然是今天人们探讨婚姻命题时扑面而来的无解之谜。

　　刘先生是在抗战的弥漫硝烟之中开始他的留学历程的，一个新世界在眼前展开，以及在国内经历目睹了那个专制、落后的中国，这或许使刘绪贻成为最早开始观察美国社会，了解“古典资本主义”的特征及其在美国的实践，思考中美思想、政治文化差异根源的那一批近代中国学人之一。这一点从他比较美国政体的参照物就能看出来。国民政府的运行情况及其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影响，给曾经做过政府公务人员的刘绪贻留下了深深的印痕。对于中美两个世界大国当时的情况，他在回忆中进行了比较，提出了产生巨大落差两个根本性的原因，一是美国人、特别是知识阶层注重“手和脑”的并用，即他们在接受教育时注重实践和实证，而中国知识阶层传统的意识是摆脱手工作业越远，越能提高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成为做学问成功的标志。另外一点是两国的知识人对世界的认识存在显著差异，美国人认为自己面对世间万物和宇宙苍生，最后可以得到解答的地方很少，只能找到一个极其微观的点去研究，获取新知；传统中国知识人也承认自己对世界认识的局限，却不甘于此，在心中想像出一个失真的世界来，以为这样一来就从宏观上掌握了事物发展的规律。理学中的“格物”虽然有部分体察万物的思想，但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实践也很少有实证和实验的例子，还是离不开对世界的假想和主观上的“占领”。就其后一点来说，等于说是对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经典哲学观点给与了很大的否定，具有一个时代沐浴西方文明之风后的中国知识人的思考特点。虽然时隔多年，再来看待这番总结，还是能使人看到我们社会形态方面很深刻的内容，近代以来中国历史走向的起承转合中，有太多的事实可以佐证刘绪贻的看法。他当年对美国的观察和思考现在由林达们接棒，或许具有某种象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