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种营养充足、无所事事的“平时的日子”是短暂的，“轮到‘马路大’进行实验的时候，731部队队员就把鼠疫、霍乱、伤寒、赤痢、梅毒螺旋体等细菌注射到他们身上，或者放在食物里让他们吃下去”。 

　　很多“马路大”染病而亡，如果侥幸痊愈，也免不了再次接受实验，直至死亡。死去的“马路大”还有最后的利用价值，便是进行尸体解剖，最后才能焚化灭迹。 

　　在细菌实验之外，冻伤实验是731部队进行的一项重要研究。1938年，731部队长石井四郎针对在高寒地区作战的实际需要，设置了这一研究课题。 

　　在严寒的冬季，731部队队员强迫“马路大”裸露身体或仅穿单衣到室外接受冷冻。如果是夏季，他们就把“马路大”赶入冷冻室。冷冻到一定程度，队员便拿着小木棒敲打“马路大”的肢体，直至听到很硬很脆的声音，才把他们抬入另外的实验室以不同方式解冻：有的用冷水浇，有的用温水泡，有的用滚水烫，以求得最佳解冻方法。 

　　在极大的痛苦中，有的被实验者当场死掉，有的烂掉皮肉露出白骨。经过无数次实验，731部队得出的结论是用摄氏37度的温水浸泡是治疗冻伤的最佳方法。 

　　在731部队，最为残虐的是活体解剖。他们不打麻药便将“马路大”当动物一样宰杀肢解，各种人体器官分门别类迅速泡入药水，以供教学研究使用。 

　　朱玉芬得知父亲朱云彤和二叔朱云岫死于731部队人体实验是在1999年，但她至今不敢想象，两位父辈究竟死于何种实验，其情状有多残忍。她说，每次走进731部队遗址大院，她就有灵魂附体之感，不禁悲从中来。 

　　她的悲伤，不禁为父辈的惨死，也为自己的经历。父亲和二叔被日本人抓走，爷爷接着暴毙，留下一群孤儿寡母。更大的麻烦则在于下落不明的父亲身份难辨，他为苏联红军送情报的事无人知晓，他当过伪满警长却众人皆知，战争结束后，这一历史问题成为全家人的沉重包袱：“连我爱人都不理解，说他是坏人。”

　　“讨个说法”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日军对东北地区长达14年的占领宣告结束。仍然怀着一丝希望的朱家老母却未能盼得两个儿子归来。朱玉芬回忆说：“奶奶不死心，说他们去过苏联送情报，是不是仗打完了有可能从那边回来？” 

　　作为直接听命于日军参谋本部的特种部队，731部队当年8月9日便已得到撤离命令，这使他们有相对充裕的时间销毁资料设备，炸掉建筑，并将特设监狱里的“马路大”全部杀害后抛尸松花江。 

　　731部队长石井四郎逃回日本后，为求自保与美方达成秘密交易，将长年在华从事细菌战研究的珍贵资料献给美方，美方则为其提供庇护，使得石井为首的细菌战犯全部逃脱东京审判。 

　　这样的毁尸灭迹加秘密交易，使得731部队的历史在之后的很长时间里迷雾重重。 

　　最早揭开731部队罪恶历史冰山一角的，是苏联滨海军区军事法庭于1949年12月对12名日军战犯的审判。法庭审理认定：“他们(日本军国主义者)在进行准备细菌战争时不惜采取一切罪恶手段，在进行使用细菌武器的罪恶实验时杀害过成千数的中国公民和苏联公民，在中国和平居民中间散布过各种烈性疫症。” 

　　731部队细菌生产部长川岛清则向法庭供认，在731部队，每年至少有600名“马路大”惨遭杀害，仅从1940年起至1945年日军投降时止，死于731部队人体实验者不下3000人。 

　　但学者们的研究表明，石井四郎在华秘密进行细菌战研究和人体实验的时间长达12年，遇害者应该远远超过3000人。据金成民估算，这一数字至少在6000人以上。 

　　1997年，金成民在黑龙江省档案馆发现66件关东宪兵队“特别移送”档案，这为研究731部队人体实验的历史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此后，他3次赴日本取证，访问了40余名731部队原队员及宪兵，搜集了极具说服力的加害者证言。在国内，他先后调查了300余名细菌战受害者、“特别移送”受害者家属和当年劳工。“马路大”这个沉默群体在当年的悲惨遭遇，随着研究的深入逐渐清晰。 

　　金成民表示，通过多年研究，目前已经确认1467名“马路大”的身份，其中包括23名苏联人和6名朝鲜人。更加难得的是，他们先后找到了20多名受害者的家属。 

　　金成民说，这些受害者的家属，现在年纪都很大了，寻访工作迫在眉睫。而更多受害者的身份确认工作，也有待查阅更多档案资料抓紧进行。 

　　朱玉芬是金成民较早寻访到的731部队人体实验遇害者家属之一。父亲和二叔的死真相大白后，她原本想为他们申请一个烈士证，但由于各种原因一直办不下来，“我也就不跑了，反正在我们当地，大伙现在都知道我父亲是怎么死的了”。 

　　不过，年近古稀的她还是很关心中国细菌战受害者诉讼原告团对日本政府诉讼索赔的情况，“这段历史不应该忘记，有生之年我还是有向日本政府讨个说法的决心”。

　　731是一种国家性犯罪

　　山边悠喜子：1928年生于日本，1941年随母来到中国，与供职于辽宁本溪钢铁公司的父亲团聚。日本战败投降后，山边一家因故未能回国。当年12月，山边悠喜子响应招募，成为东北民主联军的一名护士。后跟随解放军从本溪一路南下打到广州，全程经历解放战争。1953年回到日本。 

　　上世纪80年代初，山边悠喜子偶尔听说关东军731部队的历史后，十分震惊，随后开始研究这段历史，并与同道成立“731部队罪证展实行委员会”，在日本举行数十次731部队罪行展。后该委员会改称日本ABC企划委员会，山边悠喜子任副代表，为开发和保护731部队罪证遗址做了大量工作。

　　记者：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731部队历史的？ 

　　山边悠喜子：1981年，日本作家森村诚一写了一本书《恶魔的饱食》，这个作品发表后，《人民日报》有连载。那时我在长春，每天都会去邮局门前的阅报栏看。日本人会这么坏？这是真的吗？我头脑里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后来我决定去哈尔滨看看731部队遗址，因为长时间住宾馆住不起，我就到黑龙江大学，一边学汉语一边研究731。差不多每天坐车去731，见到韩晓老师(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原馆长)，他就一点一点给我讲。那时候还是不愿相信日本人会这么坏，韩晓老师就拿出好多物品，一个一个说明。那时还有一些为731服务过的劳工还活着，韩晓老师就带我直接去找他们，慢慢地我就相信这是真的了，也越来越想知道里边的情景。他还带着我和金成民去大连等地到处寻找见证人。 

　　记者：我听金成民说他去日本对那些731部队原队员进行取证时，得到过您的很多帮助，这样的取证是不是很困难？ 

　　山边悠喜子：石井四郎有过命令不让他们说，好多人都闭口不谈。只有从抚顺战犯管理所回来的几个宪兵愿意跟我们说，他们也很关心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后来韩晓老师和小金去日本取证，也是先找这些宪兵。 

　　记者：听说您还在日本办了几十次731的展览？ 

　　山边悠喜子：1993年，我们在日本开始办731的展览会，韩晓老师的很多材料都拿到日本去展出，从731部队建立到战败，731在中国都做了哪些事情，他们怎么搞实验，在实验室怎么杀人，一张一张展览。 

　　记者：展览顺利吗？ 

　　山边悠喜子：我们原计划在展览之前，请韩晓老师来日本讲演。日本外务省知道我们的时间安排后，故意把韩晓老师的入境签证时间往后推了几天。原定讲演时间的第二天，韩晓老师才到。 

　　记者：参观的人多吗？有没有受到过阻挠？ 

　　山边悠喜子：来看的人很多，很热闹，日本国民反省731罪恶的情绪越来越高涨。可是，右派的人还是开会，动用了所有的力量来阻挠。比如金成民到日本讲演的时候，右派的人就在外面嘎嘎嘎地叫，说这些中国人是来侮辱日本的坏人，噪音特别厉害，屋里讲演的声音都听不到。 

　　记者：有发生直接冲突的时候吗？ 

　　山边悠喜子：有时候有，但是不太多。 

　　记者：现在的日本年轻人，对731的历史了解多少？ 

　　山边悠喜子：现在的教科书里头，731的事情几乎全没有了。有的老师愿意把二战期间的一些事情告诉学生，有的大学有这样的研究俱乐部，有的学生知道一些，但这不是正式的课程。 

　　记者：您这么多年研究宣传731，有没有受到过威胁？或者遇到过危险？ 

　　山边悠喜子：没有什么危险，无所谓。我现在80多岁了，不要考虑找工作什么的，可要是像你这样的年轻人，天天宣传731，那就没有工作了。好多年轻人为了自己的家庭，为了自己的生活，想做是想做，但是没办法参与。战争结束65周年了，你看日本政府，到现在也没有一句话的谢罪，不承认，这个对我们打击非常大。日本政府必须向中国人民谢罪，然后赔偿，这是应该的。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曾经到过卢沟桥，承认侵略战争。嘴上说是说了，可是说了之后有什么行动呢？什么行动也没有。很多731受害者起诉过日本政府，可都是败诉。这是世界公认的一个事实，为什么还会败诉？这就奇怪了。日本政府不承认，所以司法部门也不承认。 

　　记者：那您认为日本政府应该怎么做？ 

　　山边悠喜子：我们认为，731是一种国家性犯罪，应该是日本政府首先表态，承认事实，向被害人谢罪。比如说，731遗址，应该是日本政府主动反省过去，来保护这个遗址。可是日本政府一直装作不知道，什么也不承认。我作为日本人，实在是忍不住。731陈列馆做得越来越好，也是给日本政府一种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