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媒体的喧嚣和工厂的沉寂中，富士康的员工出现了“第十跳”——一个令人困惑，又似乎无法阻止的痛苦事实。

　　尽管从年初的“第一跳”起，媒体报道的力度就不断加强，工厂的应对措施也逐渐多样，乃至深圳副市长率队调查防范，但又一个年轻的生命还是“跳”了。他们怎么了，还会出现“第×跳”吗？

　　80后、90后，一批让人羡慕的年轻人。就中国来说，他们生长在一个比以往更加开放、宽容的时代，他们有“超女”，有韩寒，有徐本禹，也有“荆江救人群体”，其整体精神人格，应该不是问题。是“跳者”的个性原因？这也很难解释，在不到4个月时间里，在同一家工厂会有如此密集的极端行为。它已超出了我们社会的承受能力。尽管有数据称，从全国范围来讲，这里的自杀率远低于平均值。

　　富士康，一个年届30，已做成全球最大IT业代工厂的企业巨人。在经济辉煌的同时，它的社会业绩也非乏善可陈。捐助灾区，助残、助学、助老，努力与环境友好，每当有公益活动，富士康不是稀客。作为一家成功的企业，它的管理是严格且不通融的，“你做了多少，我就会给你多少”，一切明码实价，去来自由。面对几十万员工这个“车薪”，它也有“杯水”，员工关爱中心、心理咨询热线、宣泄室，甚至请来佛教高僧作法。集合林林总总，与人们预判中的“血汗工厂”相去甚远。是不是在21世纪，血汗工厂的概念也要刷新。

　　如今的南方沿海，经济发展令国人瞩目，社会发育也颇有心得。政务公开、民众参与、信息传播、等级融合，其变革尺度似乎比内地来得大一些。一个社会表征就是舆论监督，《南方周末》一纸媒体指点江山，让不少地方官员头痛。然而正是在这相对更为开明的特区，已经是第十跳了，愁云和疑云在这里集聚。

　　岁末年头，美国《时代》周刊评出2009年度人物，第二名是一个群体——中国工人，入选理由是，中国经济能够抗击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实现快速发展，并带领世界走向经济复苏，首先要归功于千千万万背井离乡、勤劳朴实的中国工人。“背井离乡”连外国人都注意到了，这是一种云泥之别的社会、文化和环境的迁徙。虽然每个迁徙者都有不同的背景，但个中酸甜苦辣，非亲历难得真味。

　　一百多年前，一位犹太学者说，“自杀不应以个人心理探讨，自杀是社会影响个人的”，是“失范”。这位著有《自杀论》的专家认为，“任何事件都不是自杀的特定原因”。在各种社会矛盾凸显的今天，在大批农民工非主动迁入城镇，转换身份的过程中，我们的社会应该对这些面临种种现实难题，可能会出现心理焦虑、精神孤寂的人们，以更多的理解和更细致的关爱，用更加人性化的制度去改善这些现在的或未来的产业工人的生存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