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超强暴雨肆虐中国南方。除了追问气候变暖的天灾因素外，民众对气象部门的预警不力普遍加以指责，更对城市公共设施的孱弱乃至失效愤慨不已。我们的城市怎么了？记者问计于国内市政工程设计、城市规划、防灾减灾等领域的权威专家。

　　受访者：

　　●程晓陶：水利部防洪抗旱减灾研究中心副主任

　　●谢映霞：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工程规划所所长

　　●王军：北京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

　　●车伍：北京建筑工程学院环境工程系教授

　　记者：近期南方暴雨引发的灾害，仅归咎于极端气候频发的自然原因，够吗？

　　程晓陶：呼吁了多年的城市水灾害概念，现在一一验证了。因为城市热岛效应，大城市正频繁地成为暴雨袭击的中心。过去城市规模有限，城市结构也比较简单，雨水排出去相对容易。现在城市迅速扩张，城区不透水的硬化面积增大，雨水的自然渗透能力降低，内涝的特点也变得更为迅猛。尤其，现在城市空间的立体开发，地下停车场、地下商店街、地铁运营系统等等，成为易受暴雨洪涝袭击的高风险区域。

　　记者：以前对于城市暴雨的应对是什么旧模式？

　　车伍：我们现在有防洪规划，只是为了防，为了排，完全是为了应付。而国外，比如美国，在城市建设上强调源头和最初的设计，着力于整个城市的生态系统。我们仍停留在管渠的建设上，以排为主，结果排不胜排，灾害不断。

　　记者：现在城市的排水管道建设标准，往往是一年一遇或者三年一遇，是不是标准太低了？

　　王军：一年一遇的标准抵御的只是每小时30-40毫米的降雨。

　　谢映霞：许多老城区的管道标准甚至还是解放初期按照苏联的标准沿用下来的。

　　记者：如果只是提高排水管道的建设标准，会不会就一劳永逸？

　　程晓陶：对于防洪标准，一般也就是设立一个范围值，经济发展好、意识足的城市取上限，而很多城市可能就会取下限。新区建设还好办，可是老城区的困难就很大，管网已经埋在地下了，地面之上已经是高楼林立，这个成本是巨大的。

　　记者：各地一直在改造排水管道，为什么仍然效果不佳？

　　程晓陶：现在往往还是大灾之后才有大治。不出事之前，政府往往关注更迫切的事，比如交通拥堵、环境污染，那些是大家每天都能看见的烦恼。而这种水灾毕竟是多少年才会遇到的事情，政府总是在受到舆论的指责后才会采取行动。

　　记者：排水设施久治不愈，可不可以去追究政府的责任？

　　程晓陶：日本在上世纪快速发展中，老百姓受灾了就与政府打官司，要求赔偿。但一般起诉的官司都不会打赢，理由是没有人能在短期内把一个防洪的体系修建起来，这必须是一个较长的过程。政府可以做的改进是应该制定更为完善的治水计划，并公布于社会，接受监督。

　　记者：有民众批评我们在城市规划上总是轻地下，而重地上。

　　谢映霞：这也的确是个问题，太重视城市表面的建设，地下的建设跟不上。主政者都希望高楼林立，而对于看不见的地下管线，加上强暴雨也是小概率的事件，往往重视不够。我们替一些城市做规划，一旦遇到投入有限，被精简或拿掉的部分往往总是地下的部分。

　　车伍：中国很多城市的地下规划，用一句俗语是“马屎皮面光，里面一包糠”。表面来看是超级现代，但地下就差远了。其实在城市发展中，排水设施这些地下部分更应该以百年为计的，因为你后期推倒重来，意味着付出的代价更为庞大。

　　程晓陶：日本后期为了应对城市水灾，在大阪和东京修建地下河，甚至将地下河修到地下27米深，东京更是深达60米，正是这些看起来投入巨大的不断被强化的措施才能保证城市的安全。

　　据《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