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幅提高福利会减弱城市竞争力

　　□法律的前沿内容到农村行不通

　　□农村出嫁女儿没有继承权合理

　　5月21日，成都市委组织部、市司法局联合举办成都市统筹城乡建设法律问题培训会，全国法学界知名专家、北大法学院院长朱苏力作为授课人受邀参加，成都市各县市的法律工作者300余人前来参加，市委礼堂里座无虚席。

　　近三个小时的演讲中，从法律角度讲解如何推进城乡统筹，朱苏力的精彩观点不断博得现场的阵阵掌声。

　　观点一：

　　不宜大幅提高城市福利

　　我认为，比较务实的做法是不能大规模提高城市的福利待遇。哪个城市如果提高了福利待遇，城市财政负担就会加大，而且这种大幅提高的背后往往是效率低下，跟着，城市竞争力就会减弱。这也是大多城市不大愿意改善市民生活、提高福利的重要原因。

　　如果城市给新加入的农民提供福利，只要福利水平高于农民在农村的生活水平，农民便会集中向城市移动，给城市带来更大的财政负担。这只是其中的影响之一，环境承载力的考验、经济发展的压力也是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所以从城市饱和度来讲，成都比北京、上海更适合搞城乡统筹，因为它的城市人口还没有达到完全饱和状态，还有吸纳的空间。但是前面提到的问题也同样是存在的，所以提供福利的尺度也不宜过大。

　　从上面的问题延伸开来，我认为户籍制度在中国，从理论上来说应当放开，但是实际上不能急剧放开。

　　观点二：

　　法律公共服务不应过快向农村延伸

　　法律公共服务，不应该急剧地向农村延伸和发展，尽管从理论上来说是一定要延伸和发展来缩小城乡差别。不能过快延伸的原因是农村和城市的机制不一样，对法律的需求也不一样。

　　法律里越前沿先进的内容到农村越行不通。农村里的纠纷大多都是些家长里短，需要的是一般的法律服务。其实，农民有很多纠纷都是自己解决的。

　　城市人不要以悲天悯人的态度去同情农村，生活的秩序并不是全靠法律维系的，农民有一套自己的规则。

　　从某种层面上说，减少法律公共服务未必是一个坏事，可以促使农民自己的解决纠纷机制成熟起来。2007年，国务院出台措施，降低了诉讼费用，特别是调解性收费，结果大量纠纷都涌到法院来解决。其实，这并不是对农民最有利的，长期下去会使得农民自身的调解机制弱化。

　　观点三：

　　在农村推行法律要注意“本土化”

　　农村和城市是一个不同的体系，前者是熟人社会，后者则是陌生人社会，因而对法律的需求也不同。要注意的是，现在很多法律是按照城市习惯来制定的。比如说，在城市，儿女都有继承权，但是在农村，女儿一旦出嫁后就没有了继承权。如果按照城市人的观念，把法律强行推行下去，农民很反感。

　　是不是男女不平等？不是。因为女儿出嫁以后没有赡养父母，如果父母去世以后，女儿回来继承财产，农民会觉得权利义务不平等。而且，女儿出嫁时已经以嫁妆的形式分割了家里一部分财产。虽然农村的规矩看起来不合法，但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也有它一定的道理。

　　这个例子其实也体现出城乡之间价值判断的不同。城乡差别中，我认为贫富差距并不是最可怕的，贫富可以通过努力解决。最大的问题在于价值判断的分歧，如果处理不好，很可能会造成大的城乡冲突。

　　观点四：

　　土地流转问题不应过于乐观放开处理

　　其实，农民比一些城市下层人民更富有，因为他至少有土地。农民的主要问题是现金收入太低，因此农民才进城打工。

　　但是，帮助农民快速把手中的土地转为现金其实是有一定风险的。2008年的经济危机对中国而言其实不是很强烈，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在外打工的农民即使丢了工作也可以回家务农，继续生存，因为他还有土地在。但如果农民都把土地转为了现金，而风险意识不强的农民又无法很好地掌控这些现金，那么一旦发生了经济危机，他就没有办法再拿土地去避难了。

　　所以，如何防止农民把钱挥霍掉、投机掉，有效地利用手中的现金是我们在统筹城乡过程中要思考的问题。我的建议是利用农民熟悉的方式处理，在本地、小城镇创业，充分利用现有的技能、知识和本地的资源等。(实习记者 蒋君芳 采访整理) 来源：四川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