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钟慧丽

　　昨天上午，中瑞首席执行官圆桌会议在瑞典国家馆举行。中方出席者为民营企业联合馆的“活力民企矩阵”，瑞典方除了Volvo集团等大公司外，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及副首相莫德·奥洛夫松也亲自出席。

　　虽然有国家元首在台下压阵，圆桌会议还是显得轻松自然。双方企业家讨论问题真刀真枪，爱仕达董事长陈合林为了表达观点还在最后一刻抢了话筒。

　　副首相举手要发言

　　圆桌会议前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耀海拿到了一份投资瑞典的资料，心情很激动：“我在上面看到好几家跟我们相关的、做绿色照明的瑞典企业，他们想到中国来。我们也正想找这样的合作伙伴！”跟他一样，专注智能节能产品的泰豪科技，公司代表李春生也表达了对“清洁能源技术”的渴望。

　　而节能环保，正是瑞典企业的长项。这次参加圆桌论坛的Alfa Laval、Envac Centralsug等公司，在水处理、降低碳排放、降低水和能源的消耗、垃圾处理等方面有很多成果。

　　不过，瑞典清洁能源公司们也有自己的困惑。Envac Centralsug总裁兼首席执行官Christer Ojdemark就说，“我们虽然是一家全球性企业，但仍然是一家创新型小公司。瑞典的3600多家清洁能源企业，大部分都是小公司。”

　　Christer Ojdemark说，瑞典的清洁能源公司，有很好的技术，但大部分企业只有15-20人。“他们要进入中国市场很困难，他们没有大规模制造能力、财务能力，他们需要中国方面的合作。”

　　讨论了一番“清洁能源”后，主持人提出给观众一个提问机会。结果瑞典副首相莫德·奥洛夫松第一个举手要过了话筒，看来她坐在下面看着中瑞两方企业的需求，急了。

　　“瑞典是个只有900万人口的小国家，有很多高科技小公司”，副首相说，“而中国市场很大，有很多大企业在寻找合作伙伴。我们可否组织起一个平台，让中瑞企业家的对话和交流能够持续不断呢？”

　　果然，圆桌会议结束后，双方签署了一项备忘录，希望“圆桌会议”成为一项长效机制。

　　两国企业家应和合作基础

　　改革开放30年，民营企业群体得以高速成长，这也是昨天中瑞私营企业家能坐下对话和商谈合作的经济基础。

　　跟浙江民企吉利集团联姻的Volvo汽车，原来就属于昨天到场的Volvo集团（后来被Volvo集团出售给美国福特）。吉利集团董事长李书福虽没参加会议，但民企馆发起人、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首先拿他举例：“别看李总人胖胖的，手指头粗粗的，可他弹得一手好古筝。中国企业家身上有许多特质如善于学习等，这决定了他们在未来会有更大发展。”

　　郭广昌分析了未来10年中国经济最有兴奋点的领域，而这些正是中瑞企业家广泛合作的基础。“品牌的成长、能源和可持续经济、影响深远的城市化、金融领域创新等领域，都会有巨大的机会。”郭表示，中国的制造业基础已经比较完备，未来企业急需提高的是自己的创新能力和品牌影响力。这些方面，只有900万人口，却有许多脍炙人口大品牌的瑞典能带来许多启示。郭广昌的观点得到了瑞典政府投资促进署署长Per-Erik Sandlund的应和，他建议中国企业，“从产品型经济走向系统型经济，走向价值链高端”。

　　国际化各有困惑

　　昨天的圆桌会议，来自两国的企业家也谈起了“国际化的困惑”。

　　新光集团董事长周晓光用“外向度很高、国际化不够”来形容自己的饰品产业。

　　“义乌是全球最重要的时尚饰品生产交易基地之一，有这类企业、经营户4000多家，年产值200多亿人民币，产品出口占70%以上。”

　　“新光在法国、西班牙、美国、迪拜、墨西哥等很多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分公司，还跟奥地利的施华洛世奇等企业建立了长达10多年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算是走向国际较早的。”

　　但“外向度高”和“国际化高”还是有区别。周晓光说，大多数国内企业在业务模式、人力资源结构、设计水准、对全球市场及行业的影响力等方面，距离真正的国际化还有很大的差距。

　　1986年开始即进入中国的Alfa Laval公司在国际化方面已经实践多年。总裁兼首席执行官Lars Renstrom听到周晓光的困惑后，很认真地分享了自己在中国市场不同阶段的调整，比如“从高端到中端、从沿海到内地等。”通过不断本土化，Alfa Laval日益加大了自己在中国市场的渗透度，但Lars Renstrom先生也有自己的困惑。

　　他在随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的员工和瑞典的很不一样，在瑞典，人们倾向于被雇用工作，愿意做一份‘工作’。但在你们中国，大部分人更愿意自己开公司，自个儿赚钱，哪怕是开一个小公司。”

　　“他们创业的愿望如此强烈，所以保持员工稳定性是我们在中国的挑战。我们通过企业文化的建立、给员工更大的发展空间等方式去改善。比如，很多中国员工喜欢到国外工作的机会，我们会给他们这些岗位，让他们获得经验和成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