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四倍

　　一些基层干部认为，中国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是强的，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还是处在可承受的范围，不应该有什么大惊小怪。甚至有干部认为，现在收入问题只是在企业内部与资方有些矛盾，很难形成大规模事件。一些干部甚至说，控制力量在自己手中，出不了什么大乱子。（5月24日《瞭望》）

　　基层干部称国人心理承受能力强，收入差距大出不了大乱子，被称作是“没什么大不了论”。也就是说，收入差距、贫富差距对当下社会来说不是一个问题，而之所以不是一个问题，就在于基层干部认为我国公众心理承受力强。

　　用收入差距考量公众心理承受力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在笔者看来，其中的悖谬明显可见，但是，能成为不少干部的认识，就值得引起重视。这是认识的偏差和对社会不公的有意识遮蔽，而且还有政绩的诱因。尽管收入差距已经成为社会问题，但是，对贫富差距解决的好坏乃至重视程度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并不能直接转换为基层干部的政绩符号，相反，那些招商引资工作是官员政绩的重要筹码，由此，就出现了“没什么大不了论”。

　　“没什么大不了论”是对社会心理失衡的熟视无睹。社会利益群体之间的收入和财富差距越拉越大，社会上出现了暴富阶层，同时底层社会正在形成。必须看到，在“没什么大不了论”之下，有不少个体正在把自己的弱势地位和社会因素联系起来，感到自身利益相对受损，具有强烈的社会分配不公正、不公平感以及相对剥夺感和社会不满感，而政府作为公共权力机构、全社会的代表，自然会成为社会弱者的相对剥夺感、分配不公感以及对立情绪、逆反心理和群体意识的发泄对象。转型时期少数人的非法暴富、某些官员的灰色收入等问题，也会使部分群众发生误解。在这样的前提下，如果任由“没什么大不了论”蔓延，就意味着社会将失去公正。

　　学者认为：“收入分配问题，现在解决正是时候。”因此，用收入差距考量公众心理承受力，在笔者看来，就是社会的陷阱，无疑是往伤口上撒盐。而要直面这个陷阱，还要注意到一个事实：对收入分配不公可能引发风险的认识逐层衰减，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事情。

　　或许，只有到了解决收入差距也能成为官员的政绩符号的时候，所谓“没什么大不了论”才能消失，才能跳出“对收入分配不公可能引发风险的认识逐层衰减”的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