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权房”之制度解读

　　抱团儿的权力趟过制度的河

　　法治周末见习记者 王峰 法治周末记者 韦文洁 发自北京

　　山东日照、陕西眉县等地近期出现的公务员低价小区，再次表明保障房在不少地方已经变成了权力房，实际上，这是少数官员在以抱团儿的方式与民争利。

　　有评论认为，这样一种官员集体抱团儿取暖的可怕之处，在于在这样的与民争利过程中，权力在“集体正当”的怂恿下，可能催生出的腐败。

　　权力房的拔地而起，冲击了本就薄弱的相关法律防线，但“一旦出现与市场价差距巨大的权力房，相关官员仍可受到纪检等多方面的问责”，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告诉《法治周末》记者。

　　悖论：公务员应优先买得起房

　　“现实中的确有很多公务员买不起房，这是事实。但公务员买不起房的比重是否高于社会中等收入者阶层？这才是公务员是否应享受特殊政策的关键！”中国城乡建设经济研究所所长陈淮说。

　　陈淮认为，我国公务员的工资水平已经达到社会中等程度，如果公务员买不起房，这时社会公共政策要解决的，就是如何逐步实现大多数人买得起房的问题，而不应是“公务员优先买得起房”的问题。

　　建设部、国务院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财政部颁发的关于《城镇经济适用住房建设管理办法》的通知(建房[1994]761号)第三条规定：“经济适用住房是指以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户为供应对象，并按国家住宅建设标准(不含别墅、高级公寓、外销住宅)建设的普通住宅。”

　　这个文件的第四条规定：“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户认定的标准由地方人民政府确定。”

　　“公务员作为没有实现其真正劳动力价值的中低收入者，现有存量住房，只能按照一种完全不合市场规律的价格，即房改成本价向其出售，其由此取得的产权，也必将受到某些限制。”曾直接参与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房改工作的柳龙说。

　　“在现实中，大多数中高级官员的住房感受，显然与普通百姓的感受有很大差别。在高房价时代，很难看到这些官员有做房奴的压抑，更看不出有房价飙升带来的焦虑感。”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成言表示。

　　针对官员住房问题，中央和地方曾出台过一些文件加以规范。1999年8月16日，中央办公厅颁布的《在京中央和国家机关进一步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规定，干部的住房补贴建筑面积标准为：科级以下，60平方米；正、副科级，70平方米；副处级，80平方米；正处级，90平方米；副司(局)级，105平方米；正司(局)级，120平方米。

　　2005年11月，河南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联合下发《关于厅以上领导干部住房问题的通知》规定，正省级220平方米、副省级190平方米、厅级120平方米。

　　但这样的标准也不是“固若金汤”。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曾对北京市的“公务员经济适用房”作过初步调查，在达官营附近的“广源居”，一片新建的某机关公务员住宅，局级干部的标准180平方米，远远高于1999年中央办公厅实施方案中的标准。

　　倾向：公务员享优惠转手获利

　　“经济适用房政策、集资建房政策是国家允许的政策。一些符合条件的低端、年轻的公务员的确有权享受免交土地出让金的经济适用房政策。”陈淮说。

　　我国房改的标志性文件，宣告福利分房时代终结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国发[1998]23号文件)在设计我国此后的住房制度时预留了这一机制，并在作为房改遗留问题的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住房改革中得以贯彻。

　　但2007年国务院24号文件明确规定，经济适用住房供应对象为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其标准控制为60平方米/套，且要有严格的准入条件，配置过程要对社会公开透明。

　　该文件还规定单位集资合作建房只允许距离城区较远的独立工矿企业和住房困难户较多的企业，各级国家机关一律不得搞单位集资合作建房；任何单位不得新征用或新购买土地搞集资合作建房；单位集资合作建房不得向非经济适用住房供应对象出售。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开始进行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主要通过住房公积金制度、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政策逐步构建了城市公共住房政策体系。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的住房政策于1991年独立出来并开始不断发展和完善。

　　中央财经大学博士姜玲介绍，当前，我国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住房政策基本实现了两大特征：一是住房消费转向认同以经济适用房价格为特征的职工住宅和市场化住房，新建职工住宅和腾退旧有住房进入经济适用房价格体系；二是住房分配货币化，实行按职级的住房补贴发放。

　　值得注意的是，公务员群体对“体制内”的公务员住房供给体系十分依赖。2008年，中央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74%的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居住的是公有房屋。

　　“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房改借用经济适用房模式的确可以在地方公务员房改中被借鉴，但凭此谋取超额利益却是不被允许的。”汪玉凯说。

　　“在对住房腐败的内涵、性质和形式进行准确界定的基础上，除了对官员实行住房登记申报制度，还应建立和健全官员住房监管体系。”李成言教授认为，“从国外的反腐成功经验看，官员住房公开是一种可借鉴的成功模式。”

　　据介绍，在西方发达国家，一个重要的经验是，这些国家规定官员住房、薪酬等待遇，必须向社会公开，对住房面积标准作严格限制，建立完善的公众监督机制和政府监督机制，严查各种以权谋房等官员住房腐败现象。

　　“特权房”之隐喻

　　“特权房”频现背后的隐喻

　　法治周末编辑部

　　人人都有一个美丽的梦想：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公务员也不例外。

　　按理说，公务员有此梦想，本也无可厚非；但当有人利用手中的特权，以挤占其他人利益的方式，假公济私来实现自己梦想时，就值得商榷了。

　　远的暂且不说，最近频频被曝光的公务员“团购”事件，就很吸引公众眼球。

　　今年4月，媒体披露，山东省安丘市一名公务员称，其所在的单位低价团购当地某高档商品房。紧接着，农业部也被曝光团购定向低价房。而河北省石家庄市的网友也“不甘示弱”，在网上晒出了“石家庄公务员团购低价房集锦”名单。

　　实际上，公务员团购现象早就进入公众视野。

　　2009年12月，陕西省咸阳市也被披露，专供224亩土地，兴建2600多套“专供房”，低价卖给公务员。

　　最近与日照事件同期成为焦点的陕西省眉县被曝光，其首个大规模经济适用住房“城市美景”小区开工，首期610套经适房，有409套分给了县委、县政府下属的各部门人员。

　　而之所以有此“雷人”之举，当地政府的解释也颇具玩味。

　　日照官员说，之所以建设“市直三区”，是因为市直机关人员住房问题很“迫切”；眉县官员说，之所以如此分配，是因为当地百姓收入高、公务员收入低。

　　照此推理，囊中羞涩的老百姓，其蜗居梦想永远也只是梦想，不会实现了。

　　道理很简单，并不是因为丧失了梦想，只是在现实，在日益高涨的房价面前，在理由充分的特权面前，老百姓当然只好望楼兴叹。

　　为了实现“居者有其屋”的理想，国家不断在努力，从房改之初就相继推出了“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等政策。

　　所谓经济适用房，是指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的商品住宅，是国家为解决中低收人家庭住房问题而修建的普通住房，这类住宅因减免了工程报建中的部分费用，其成本略低于普通商品房，具有经济性和适用性的特点。

　　而所谓的廉租房，顾名思义，就是国家为了解决连经适房都买不起的家庭的住房问题而修建的出租房。

　　老百姓的希望之火因此被点燃。但很快，这点希望也被现实一一击碎，零落成泥。

　　击碎梦想的，不是政策不再，而正是这好政策却被用“歪”了。

　　眉县的经济适用房事件并非孤例。

　　《法治周末》记者在调查时发现，宝鸡市扶风县的百合花园小区，在当地的新闻中一直被宣传为“扶风县委、县政府为为解决全县广大干部职工住房困难而实施的一项惠民工程，也是扶风县‘十一五’期间重点建设项目之一”。

　　然而，百合花园物业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百合花园小区里的居民多为机关职工，“很多局长和县领导都住在这儿”。百合花园里最小的面积也有90多平方米。

　　扶风县建设局房改办主任李育川对此的解释则是，扶风县当年建新城，新城初建设施并不齐全，再加上房价和当时的市场价一样，没人愿意买。至于户型，百合花园建于2006年，而当地关于经济适用房新的规定2007年出台，所以户型面积和新的规定不太相符。

　　经适房，其土地是由国家划拨的，在建设中，被明确要求“小户型、低价格”，但在实际操作中，低价格是实现了，小户型则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不信请看，2008年3月，广西柳州市被曝光有一片专为市领导建的住宅小区———河东苑。该小区依河而建，幽雅豪华，小区内共有26幢楼房，每幢住两户，每户车库和花园俱全。而其售价仅相当于周边商品房价的一半。

　　到底谁才有权利购买经适房？购买经适房都有哪些程序规定？

　　其实早在2003年，国务院对此已经作了明确规定，“中低收入住房困难的家庭”，“经济适用房实行申请、审批和公示制度”。

　　2004年，国务院颁布实施的《经济适用房管理办法》，再次明确规定经适房主管部门应当对购买申请人资格进行核查，符合条件的，应当公示。

　　而这一公示，就很容易发现问题。

　　今年4月，在深圳市第二次保障性住房初审合格家庭公示名单中，媒体记者发现，至少299户有成员在政府机构工作，还有不少人家住豪宅。

　　在各地纷纷涌现“特权房”的背后，有评论指出，乃是权力自肥和权力部门化的暴露。这不仅违背了保障房制度的初衷，损害了政府公信力，损害了社会公平，也损害了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利益。

　　唐代诗人杜甫曾在其《茅屋被秋风所破歌》中直抒胸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古人尚有此襟怀，今人又岂能逊之？

　　来源：法治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