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飞千纸鹤，寄托对亲人的怀念与哀思 本版图片由朱丹阳 摄

　　

　　一位遇难者家属在红玫瑰旁沉思，这些红玫瑰要献给海难的生还者这是5月25日上午8时许，舟山群岛，浙江嵊泗县附近的海域。不同于61年前的那个伤痛之夜，这一天的海水碧波荡漾，看起来温柔而平静。而白节山的灯塔，是61年前那个不幸夜晚的见证者。

　　兵荒马乱的岁月，1949年1月27日从上海开往基隆的太平轮，就在此沉没，上千人罹难，多少家庭从此永失所爱。直到61年后，当年的幸存者以及遇难者的后辈，带着一生的怀念来祭奠他们了。

　　当“嵊运1318号”渔船停泊在东经122度、北纬30度附近的海面，白节山的灯塔映入眼帘。75岁的张昭雄把父亲的照片紧紧贴在脸颊上，痛哭出声。“爸爸，我看你来了。妈妈也看你来了。今天，我给你带来了妈妈的照片，你的在天之灵能看见吗？”

　　昨日，不同于61年前的那个伤恸之夜，这一天的海水碧波荡漾，看起来温柔而平静。

　　永失吾爱

　　“妈妈，我没有保护好弟弟和妹妹，我没有拉住他们的手，妈妈你原谅我吧！”

　　在2010年4月之前，王兆兰从没想到，自己会再回当年太平轮沉没和自己获救的地方，为思念一生的母亲再磕一个头，送上一束洁白的花，把压在心底里一生的痛苦说出来，说给妈妈听。直到由台湾太平轮协会发起、牵引了两岸目光的“太平轮遇难者海祭”活动终于成行。“妈妈，我没有保护好弟弟和妹妹，我没有拉住他们的手，妈妈你原谅我吧！”船头上，王兆兰为母亲磕头，哭倒在地。当年那16岁的女孩，如今已是77岁的老人。

　　61年前的那个黑夜，船正在下沉。甲板上，她和3个妹妹弟弟紧紧依偎着妈妈。黑暗中，看不见妈妈的面容。只记得妈妈把大妹的手交给她，说了句“牵好妹妹”。自己则一手抱起弟弟，一手抱住最小的妹妹。

　　不容她再看妈妈最后一眼。她们已落入海中，一瞬间，妹妹被海浪卷走，妈妈也不见了。不会游泳的她随着海浪起伏，突然抓住了一个人的腿。那人回头一把抓起她，让她坐在一个木箱上，喊：“坐着别动！”

　　木箱周围还围着几个人。海浪打来，箱子翻了，这次，她抓住了一块木头。木头上面有3个人，周围还有3个人抓着木头。冬夜的海水冰冷，而她已麻木了，只是顺着水漂浮。一直到天亮，遇到一艘澳洲船，船上放下舢板，把他们救了上去。在这艘船救起的36名幸存者中，王兆兰是年龄最小的一个。

　　在太平轮出事前，王兆兰是个幸福的女孩儿。父母早年就做生意，家境优裕。上海福州路上当年著名的会宾楼，就是她家开的。

　　1949年，时局已相当混乱。国民党大势已去，往来上海、台湾一带的商人平民们，带着对台湾“宝岛”的幻想，想去那里寻找太平岁月。王兆兰的父亲决定把饭店的一部分生意迁到台湾去。他自己先过去，妻小都留在上海。一直到1949年1月，快过年了，父亲再三催促母亲带孩子们到台湾过年。

　　妈妈不愿离开上海，本来买了另一班船票，退了。买了飞机票，又退了。父亲催得紧，最后，坐上了这趟船。没坐飞机，是因为飞机带不了家产细软。

　　告别了霞飞路上的家——那栋漂亮的三层小楼，他们10个人上了船。其中有她和母亲、弟弟妹妹5个人，还有店里大老板家的3口人，另有母亲娘家的子侄夫妇，还怀着身孕。

　　本来是两点多开船的太平轮，因为人多货多，迟迟没有起程。大约下午4点多，已严重超载的太平轮终于出发了。当晚天气晴好，到11点，王兆兰和两个妹妹就在甲板上睡了。大约半个多小时后，她被一声巨响惊醒，有人说撞船了。紧接着又有人说，我们的船没问题。这边船上的人们松了口气，去救旁边船上的人。

　　叶伦明就是在这个时候去救人的。他们顺着船上的梯子下去，从那边船上拉上来了10多个人，但拉着拉着，发现不用梯子了，那边的人可以直接从甲板上跳过来，这才知道，自己的船也在下沉！

　　而这时，太平轮上已乱作一团。救生艇并没有放下。王兆兰记得有军人喊，再不放，我就开枪了！她也看见，很多人从甲板上跳下去，下面黑压压一片，但船迅速下沉，跳海者也被卷进了漩涡。

　　叶伦明则记得，自己抓住了一个大木桶，也拉住了一个人，坐进了桶里。他还看见，大团大团的羊毛在水面上飘，那正是他的货物。当年，他是往来两岸的羊毛商人。

　　叶伦明和王兆兰一起，在1月28日的早晨获救。并在次日被送到医院，由亲人接走。自那以后，两人再未谋面。直到61年后，在上海的陕西北路一宾馆，作为参加两岸合祭太平轮的参与者、那一段往事的亲历者与见证人，他们重逢，叶伦明已是九旬老人。岁月已经带走了很多人，而他们终于在有生之年，能重回那生命中最伤痛的所在，将埋藏一生的心愿达成。

　　海祭这天，叶伦明和王兆兰接受了另外5家遇难者家属献上的红玫瑰。他们用红玫瑰向幸存者致意。“因为，看到他们，就想到了我的父亲！”太平轮协会的副会长张昭雄说。

　　目击船难

　　大约两里之外，即将沉没的太平轮上，灯光惨亮，面临灭顶之灾的人们，蜂拥、混乱如蚂蚁，而受到重创的船，渐渐沉没下去

　　周文华坐在嵊泗县菜园镇一间昏暗的棚屋里。85岁的他，至今记得61年前的那个冬夜。他的爷爷、父亲、叔叔都是白节山上的守灯塔人。他记得那灯塔还是早年日本人修的，煤油灯发光，灯罩是水晶的，反射着明亮的灯光。透过望远镜，24岁的守塔人周文华看到了终生难忘的一幕：大约两里之外，即将沉没的太平轮上，灯光惨亮，面临灭顶之灾的人们，蜂拥、混乱如蚂蚁，而受到重创的船，渐渐沉没下去。

　　白节山一带岛屿多，暗礁丛生，海况复杂。当晚，疏忽大意的太平轮就在这里与载满煤炭与钢铁的建元轮呈丁字形相撞。建元轮迅速沉没，而起初以为无事的太平轮，来不及冲向海滩搁浅，就已沉没。

　　至今，周文华还能记得那凄惨的呼喊救命声。他奔跑着去找小船救人。据他说，当时岛上有3条小船，但是人们不敢出海去救。因为船小无法靠前，也怕沉没。他们商量着发电报，打旗语。他还看见一艘划桨的小艇，载着9个人离去了。

　　周文华记得，三四天后，岛上来了大约80多人，有8个女的，都是来灯塔上寻找亲人的。他记得屋子坐满了人。人们在四周寻访了3天，最终还是没有得到任何消息。

　　此后，周文华在白节山又住了一年，便搬回了嵊泗。他记得后来曾有人带着大磁石，从水面放下去，希望确定沉船的位置。但那片水域水流很急，大约60多米深，人也无法下去。

　　太平轮惨案后，国民党政府也曾试图打捞，但当时时局动荡，不了了之。可那些失去亲人的人，却一直没有放弃希望。著名“神探”李昌钰的父亲当年就在这艘船上遇难。据李昌钰回忆，当时母亲还曾雇飞机在出事海域寻找生还者。

　　据台湾女作家张典婉在《太平轮1949——航向台湾的故事》一书中叙述，船难发生后，幸存者葛克（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参谋少校）叙述，曾作为受难者家属善后委员会的成员，来回两地，写下证词：“船公司不守时间，船上管理不得当，救生艇不能利用救生，反而与船同时下沉，载重逾量，全船无一空地，非货即人，因此加速下沉……”

　　据记载，太平轮作为当时年节前上海与台湾之间的最后一班船。承载钢材6000吨，当时的中央银行卷宗18箱，东南日报社整套印刷器材、参考资料，国民党重要当时资料等。更多的是民间商贾的许多账册、材料等，原本是等年关结账、清账的，也一同坠入海底。

　　而因为当时通货膨胀、物价飞涨，船票都是用黄金直接换取。所以乘坐当时这艘船的人，也多是有社会地位、身份的人。包括当时的辽宁省主席徐箴全家，以及著名音乐家吴伯超等人都在船上遇难。

　　离散的记忆 今日团圆

　　对母亲的记忆成了一生最大的伤痛。黄似兰在这个清早，来到母亲离去的海面上，哀泣着把一只只纸鹤放飞

　　61年后的5月25日，王兆兰、叶伦明还有另外5家遇难者家属，终于等来了这个风平浪静的上午，来到海面上祭奠他们魂牵梦萦的亲人。

　　定调为“离散的记忆，团圆的拼图”的这次祭奠，从原定的4月23日，一直延迟到这一天，终于举行。

　　清晨6点半就从嵊泗县的宾馆出发，72岁的张汉明将带给父亲的鲜花紧紧抱在怀中。洁白的马蹄莲已经有一点枯萎。这是两天前他们从舟山赶来时，专门在家乡买的。

　　他记得与父亲的最后一面。1948年的9月，在上海中联船运公司当船员的父亲张友甫回来探亲。一身长衫，头戴当时时兴的大帽子，黧黑的面容，亲切地笑着。那时，家里的孩子，最大的18岁，最小的7岁。张汉明当年11岁。

　　太平轮往返上海与台湾，父亲又要出海了。这次张友甫带走了42岁的表兄何豪芳，推荐他也到船上当了海员。3个月后，太平轮失事，表兄弟俩一起遇难。

　　父亲留下的遗物，唯一的是一只猪皮皮箱，还有一张照片。而他的表弟何永智，失去父亲时才5岁，家中没有留下父亲遗物，他甚至不记得父亲的面容。

　　船在轻轻摇晃，洁白的菊花花瓣撒进海里。为了参加海祭，黄似兰发动亲友叠了一千只千纸鹤，今天把它们带给妈妈。对母亲的记忆成了一生最大的伤痛。黄似兰在这个清早，来到母亲离去的海面上，哀泣着把一只只千纸鹤放飞。

　　母亲陆淑影，当年东南日报社的社长。一个美丽的女人。抗战时积极参加“十万学生十万军”的活动。当年的照片上，她眼睛明亮，英姿飒爽。

　　那一天，母亲带着东南日报社的印刷资料、文件等，和同事们一起渡海。太平轮沉没，在不到40岁的年纪，永远离开了她亲爱的女儿。

　　李明芳的大哥李祚芳和大嫂就遇难在这艘船上。李明芳细心地打开一张家谱，上面记载着大哥大嫂的名字和死难的忌日。“哥哥长得靓仔哦。”李明芳记得，那时大哥大嫂都是盐业公司的职员。大哥毕业于南京晓庄师范，大嫂则毕业于燕京大学。

　　那年，盐业公司要搬迁，大哥大嫂也在搬迁之列。此前他们回家探亲，把一岁多的女儿放在父母身边，然后去了上海。买到船票后，让家人把孩子送到常州火车站。当时15岁的二哥把小侄女送到火车站，结果发现车站人山人海，根本爬不上去，就带着孩子回来了。这个叫梦华的女孩，如今已62岁。

　　这次从家乡常州赶来，李梦华专门去买了一束花。那是一束小小的黄菊。这天在船上，李梦华把花轻轻地投进海中，一直看着海水把它们带向远方。

　　两岸共同的记忆

　　寻找太平轮遇难者家属的过程，是一个迟到的过程，也是一个等待的过程。是和时间赛跑，因为和那段往事有关的每个人都老了

　　叶伦明是张典婉见到的第一个幸存者。

　　太平轮出事时的叶伦明，刚28岁。新婚的妻子18岁，因父亲和兄弟在台湾，新婚的妻子也送回到台湾。那时，他胆大，往来台湾、上海，做皮毛生意。

　　获救后的叶伦明，回到上海。上海解放后，两岸隔绝。他获救一年后，妻子就改嫁了他人，成为他一生最大的伤痛，也使得他终生未再娶。叶伦明后来辗转到了香港。

　　张典婉早先原是要写一个自己的家族故事。她的母亲司马秀媛，原来是上海的大家闺秀，1948年，坐太平轮来到台湾。

　　太平轮的故事吸引着张典婉，也让她认同朋友说的一句话：“我们的幸福，只因比那些带着心痛记忆的人更多一点福气。”她写下了这本书。给那段被尘封的往事，也给那些在太平轮上失去生命的人，和他们的亲人。正如书评人陈雅琳说：“你可以不知道大西洋上的泰坦尼克号，却不能不知道咱们这块土地上太平轮的海上悲歌。这是我们自己的故事！”

　　她发现，多年来，太平轮在台湾的资料也很少。那么多人的命运故事，为什么竟没有只言片语？

　　2005年，一部《寻找太平轮》的纪录片开拍，她参与其中。这次，他们一起去了很多地方，寻找与太平轮有关的人事。在纪录片完成后，张典婉开始想写一本书，关于太平轮的。“每次寻访，都是一个个人的故事，这些东西，最打动人。”她告诉本报记者。而“每一次采访，都如伤口撒盐，让人万分不忍与不舍。有人勃然大怒摔上门，或挂上电话，再不相应。”

　　她欣慰的是，那些记忆，超越了一切省籍、族群，每个人的生命及亲族故事，因着太平轮，见证了历史。而她的意外收获是，原本这就是整整一代人的故事，故事需要传承下去。她写书时，住美国的女儿家，去访问时，儿子也曾陪她一起去。孩子们参与了进来，她感受到了传承。

　　走访了上百人的张典婉，最遗憾的是，有一个生还者，还没有采访到就过世了。

　　她知道，寻找太平轮遇难者家属的过程，是一个迟到的过程，也是一个等待的过程。是和时间赛跑，因为和那段往事有关的每个人都老了。而且，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讲起往事，那生命中最沉重的往事。

　　她记得，王兆兰打来电话时，哭了很久。告诉她，等一个月，因为她需要准备。

　　2009年，在台湾，先是齐邦媛的《巨流河》出版，接着是龙应台的《大江大海 1974》，再接着就是张典婉的《太平轮1949——航向台湾的故事》。

　　在前两位作家的书中，都专门提到过太平轮。有一次，张典婉去餐馆吃饭，有个老先生走过来说，那一年，我本来是要坐这一趟船的，但却换了船票，坐了别的船。

　　在上海，她在餐馆遇见作家白先勇。白先勇用手指了一下房间的角落。说，那个人就是太平轮上出生的。原来是香港作家郑培凯，1948年生在太平轮上，带着遍身的脐血上岸的。

　　她也有遗憾，这本书少了大陆的“拼图”，因为可查的资料很少，也不知道他们的后代如今在哪里。

　　为筹备海祭，她搭轮船，坐轮渡，找到了长涂岛上的一个老渔民陈远宽。电话里，他说一直在等她，要给她说一个自己的心愿。

　　76岁的陈远宽带着她，去看岛上的两座坟。

　　那是61年前，他的父亲出海，救回了一个美丽的女子，大约30多岁，叫张桂英，卷发，高跟鞋，救上来时还有呼吸，可能因在海水里浸泡太久，体温太低，终于没有救活过来。他们把女人葬在岸边，望着大海的方向。还有另外一个发现时已经死去的人，也并排埋着。

　　陈远宽父亲一生的心愿，是要找到他们的亲人。但毫无线索，一直看到报纸上说海祭的事情。

　　太平轮协会的副会长张昭雄，当年，他的父亲、著名的台商张生就沉没在这艘船上。近年来，他全力去为太平轮的纪念工作努力。他说，这次海祭，是一个开始。他们希望，在基隆找一块地方，重新安置纪念碑，并把每个遇难者的名字都刻在上面，成为一个所有的人都能凭吊的地方。并希望在嵊泗县，有这样一个地方，每年的1月27日，两岸的民间，可以共同祭奠。

　　“这是我们两岸的记忆，共同的记忆。希望通过这段记忆，让人们永远知道和平的珍贵。远离苦难与战争。”他说。这个61年前失去父亲的11岁男孩，此时白发苍苍，目光恳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