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胡轶笛

　　14岁的女孩被侵犯后，经历9个月的痛苦，在学校的厕所产下一个男婴。而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她没有向家长、老师或者任何人说起自己的遭遇，更令人吃惊的是，没有任何人注意到，这个每天凌晨2点起来帮家里做馒头、放学回家还要照顾小侄女的女孩，已经怀有身孕。（相关报道详见今日本报A3版）

　　也许有人会哀其不幸，而事实告诉我们，外来务工者家庭对孩子身心变化的不关心，其实是个普遍现象。我们的城市有了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子弟学校，让这些孩子能够和城里的孩子一样接受教育。但有老师表示，在农民工子弟学校，因为家长疏于照顾，老师更像是孩子们的家长。而这种父母与孩子之间交流的障碍，往往关闭了孩子健康成长的一扇大门。一些社会机构的调查发现，这些孩子的自我认同感偏低，也更容易受到伤害。

　　而当我们注意到这些外来务工者父母对孩子的忽略时，是否应该意识到，在喧嚣的城市里，他们作为一个沉默的、被忽视的群体，同样也在隐忍。

　　许多外来务工者的孩子，和父母一起，背井离乡来到陌生的城市，这些为人父母者，在平时的工作中要应对很多问题，承受着很多压力，如何能够生存下去，是他们生活的中心，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已经没有更多的精力，去关心孩子的全面成长，特别是心理的健康问题。

　　克扣和拖欠工资、强制加班加点和超时工作、劳动和卫生条件恶劣、不按规定签订劳动合同——在生存的压力下，他们对工作和生活的城市缺乏归属感，而城市社会同样也缺乏对他们的关注。

　　因为与城市社会的隔阂，他们有时不得不把孩子留在老家，却因此产生出“留守儿童”的问题；有时把孩子带在身边，却让这些孩子更早地有了漂泊感，成为父母的帮手，分担着父母的压力，并继承了父母的沉默和隐忍。而14岁女孩对自己受到的伤害保持沉默，正折射了他们父辈的困境。

　　城市里的教育者，特别是农民工子弟学校的老师们，或许应该更多的注意到这一点，这些孩子需要更多一份关心和爱护。让外来务工者和他们孩子融入城市，也不仅仅是教育部门，还是整个社会需要关注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