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张志超

　　城中村杨箕村拆迁在即，随着一道道”逐客令”的下发，不少租客纷纷搬离杨箕村，近期村内一片搬家繁忙景象，就连晚上也有很多租户在搬家。记者日前调查获悉，在村民可以安置的同时，杨箕村内依然有不少租客仍未找到新的落脚点。中山大学教授袁奇峰表示，城中村拆迁以后，中低收入者被迫增加的生活成本最终会转嫁到居住在市中心的居民身上。

　　大城市中的低廉生活区

　　来自湖南益阳的杨姨今年36岁，她和老公从2006年开始就居住在杨箕村，现在老公在附近一餐馆里当厨师，而她则当钟点工，“雇主就住在珠江新城里。每天去帮忙买买菜和搞卫生，平均一个月能拿到1000元。”杨姨说。

　　杨箕村要在7月底前清拆完毕，对杨姨来说是个十分坏的消息。杨箕村生活环境不好，但给他们提供了一个低廉的生活区，让外来务工者安居乐业。

　　除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租客之外，一些广州的本土居民为了方便生活工作，也选择在城中村中居住。在某单位当客服专业的阿聪是土生土长的广州人，今年24岁。去年和朋友一起搬到杨箕村居住，“我原来住荔湾区，但后来整家拆迁到罗冲围。”他表示，罗冲围那边天天都塞车，“本来一天的休息时间就只有五六个小时，还要挤公交车，所以我宁愿在城中村租一个房子住算了。”阿聪说。

　　阿聪说，住杨箕村是因为便宜，“每个月两千多元的工资，住杨箕村租金连水电费，一个月1000元还不到。”

　　搬迁了，何处安居？

　　杨姨认为，杨箕村里的租金价格低廉，适合他们这种外来工，“一个月房租水电加起来500元左右，加上300元生活费，让我们在广州既能赚钱，又能生活得开心。”杨姨表示准备要搬到海珠区中大附近的城中村里，不过租金杨箕比平均贵了200元左右。“这意味着我们的生活成本提高了。希望雇主能够体谅我们的艰难，给我们适当地提高工资。”杨姨无奈地说，“实在想不明白，为什么要拆这里，村里的生活都很好。拆了之后，想把我们安置去哪里呢？是不是直接就想把我们赶走呢？”

　　阿聪直言杨箕村清拆是市中心对中低收入者的“逐客令”。“每天下班回家经过村里的指示牌，看到相关的搬迁公告，我就感觉市区把逐客令贴在墙上，逼我们走。”阿聪说，“在很多人眼里，城中村就是脏、乱、差的代名词，但当我真正住进去之后，就发觉那里充满人情味，大家守望相助，互助互利，每个租客都是劳苦大众，没有任何的阶级之分，比住在所谓高尚住宅里更有归属感……真的希望相关的领导人能进来村里视察一下，住一晚。看看城中村究竟有多和谐！”

　　阿聪在微博上也讨论了杨箕村清拆的话题，“敢问杨箕的大批经济拮据的租户可以住哪里？天桥底？还是公园？”的留言引起不少本地网友的共鸣，除了转发阿聪的言论之外，也有不少网友加入讨论，“现在我们身边的房子，无论是租金还是房价都成几何级数上升，但相关部门却说这是可以承受的小幅振动，对高收入人士来说可能就是小幅振动，但对中低收入者来说却是犹如地震。”一网友在阿聪的微博上如此留言。

　　人物

　　刘原：城中村是梦想起飞的地方

　　刘原，媒体人，曾供职于《南方体育》、《南国早报》等媒体，并以长篇报道《国门苍凉：寻找张惠康》名动江湖。在刚到广州的时候，刘原也曾在杨箕村中居住了4年。日前刘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表示，在2001年～2005年期间，他就一直住在杨箕村内一个约30平方的房子里，租金是520元/月。

　　“杨箕村因你而闻名全国，我觉得杨箕村应该给你颁发一个荣誉村民的称号。”在刘原的搜狐博客上，记者看到有网友这样评价刘原。对于网友的评价，刘原也乐于认可。“我写的很多篇专栏稿，都以杨箕村作为背景呢。”

　　杨箕村要在7月份前清拆完毕的消息让刘原感到很矛盾。一方面他认为城中村的拆除，会让城市变得更美丽，治安也变得更好；另一方面他觉得会迅速提高城市外来务工者的准入门槛，“当年我在广州媒体工作的时候，收入已经算相当不错了，但依然要蜗居在杨箕村，社会上其他更底层的外来务工者，更加需要一个这样的地方，让他们居住。”

　　“可以这样说，杨箕村是成就我梦想的地方，我现在拥有的一切、我的梦想，都是从杨箕村开始实现的。”刘原感慨地说，“不但杨箕村，广州市内其他的城中村，都是承载着无数外来打工者的希望，孕育着无数南下打工者的梦想。”刘原希望，像杨箕村这样的城中村被拆除之后，政府还能给刚来广州拼搏的新人或者社会底层务工者提供一个低廉的生活区。”

　　专家观察

　　城中村租客生活成本增

　　最终转嫁市民共同承担

　　著名城市规划专家、中山大学袁奇峰教授表示，清拆城中村给城市带来的影响，最终还是能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消化。

　　袁奇峰认为，城中村是广州这个大都市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给了繁华都市背后的支撑者一个居所。“进城的农民、留穗工作的外地大学生、来穗创业的外地人等等，都可能会选择城中村作为过渡性住宅。部分从事社会底层服务行业的务工者，会一直居住在城中村里，主要是因为城中村里有着非常低的生活成本。”

　　清拆城中村之后，城市的准入门槛提高，袁奇峰认为这是必然的结果，但最终市场还是会被市场消化。“清除贫民窟，其实就是西方学术界经常提的‘绅士化’改造。”袁奇峰认为，“其结果必然造成原城中村租客的生活成本提高，但这最终还是会转嫁到生活在这个城市中心的居民身上。以清洁工这个社会底层的服务业来作举例说明，本来在杨箕村的生活成本一个月只需要400元，如果她被迫迁到金沙洲，我算她生活成本也是400元，但是来回交通费就增加了50元，为了解决这部分被迫提高的生活成本，她肯定会要求中介提高待遇，中介把保姆加薪的要求转移到聘请保姆的雇主身上。”

　　“如果市民普遍不能接受生活成本增加，那城中村的劳工就可能会选择离开广州；这样一来，劳工就会供不应求，其结果就是用人单位提高待遇吸引人才；待遇提高了之后，又会有更多的务工者来找工作。”袁奇峰分析说，“所以说，市场会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去解决城中村清拆带来的问题。”1分2分3分4分5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