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涤明

　　浙江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近日分组审议了《浙江省信息化促进条例（草案）》，其中规定禁止进行“人肉搜索”。在网络“人肉搜索”越来越多并具有影响力的情况下，地方立法中特别做出有关“公开个人信息”的明确规定，已经成为最近几年的一个趋势。（5月29日中国广播网）

　　有些事情，国家颁布法规或政策后，地方上并不积极，比如历次的楼市调控政策；而有些事情，国家层面没有态度，地方上却积极得很。当然，地方拥有一定的立法权，只要程序合法，也无可非议。问题是，某些选择性色彩较浓的“积极”，其权益主张的倾向性有些露骨，不能不叫人质疑和忧虑。“人肉搜索”曝光他人隐私的行为，确实有消极的一面，然而它又是舆论监督的有效手段。公民隐私被曝光于网上，这对公民个人合法权益和社会秩序来说，性质是消极的；但是“人肉搜索”若能够有效监督官员的不明财产及生活劣迹等涉嫌违法违纪的线索，最终揪出腐败分子，那么它就符合社会公共利益，性质就是积极的。

　　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不厌其烦地重复周久耕这样的例子。因为“人肉搜索”，导致周久耕等一批贪官的腐败劣迹曝光，终被绳之以法；尽管也“侵犯”了他们的个人隐私权，但这种“侵犯”符合人民利益，这同那种针对普通公民隐私、无关人民利益的侵权行为，性质是绝然不同的。或许周久耕们得知这样的法律后，会在监狱里拍大腿——早些禁止，还会有今天的结局吗？

　　现代政治伦理理念认为，在私权利上，官员与普通公民不存在等号原则，官员私权利必须让渡于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基于此，我认为对待“人肉搜索”问题就不应实行无区别的一律性规定，而对于涉及权力监督、反防腐败问题上的“人肉搜索”应设定“例外情形”。否则将极大地抬高网络监督的门槛与风险，那么谁人欢喜谁人愁，自不必说了。

　　同样被认为是有效监督手段的官员财产申报与公示制度，一直在千呼万唤中难产不出，官方解释说“有阻力”；而禁止“人肉搜索”的地方立法却毫无阻力，在各地简直如“雨后春笋”般竞相“争艳”，既无需“试点”和“过渡”，也无需征询民意，说明什么呢？说白了，立法禁止“人肉搜索”的实质就是权力的拒绝监督与自我保护。